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到底是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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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文化程度低。这说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之后,使得留下来的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更形下降。第二,农村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严重流失。大量流失的学生不断扩充着农村文盲、半文盲的队伍,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第三,农村教育质量比较低下,教育结构更不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第四,农村中智能低下者数量比较庞大。在全国智力残疾者中,农民占绝大部分,特别是边远山区,近亲繁殖严重,弱智呆傻儿童更多。目前,农村弱智儿童占农村儿童总数的1.5%左右〔27〕。这样的农民素质和农村智力结构,是很难适应农村现代化转变和国家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当然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本身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

  

工业化进一步深入过程中农业的转变

  

   中国大陆自从1978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民经济持续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据估计,国民生产总值已占到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人均年产值仅400美元,即使将这一数字扩大一倍,也只达到800美元,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水平。如果与工业化发展的要求相比,那就更可看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建设落后,基础设施拥挤,远远落后于居民和社会需求;至于农村的状况,则相差更甚。不仅如此,我国工业产值虽然早已超过农业,占国民总产值的绝对优势比重(达全国总产值的2/3以上),但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却仍占优势比重,分别达总人口的74%和总劳动力的67%以上〔28〕。可见我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工农并重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人民对食物的需求还会有较快的增长,食物结构也要求向高质化、多样化和方便化的方向转移〔29〕。在工业结构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也会有较快的增长,这不仅在于能够部分地补偿以前由于重工业化政策而引起的这类工业发展之不足,而且也是为了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增加出口、获得对外贸易比较利益的需要。因此,工业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也必然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今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进展,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将会更大,对其结构层次和质量改进的要求也将会更高。如果农业不能向现代化转变,那是很难支持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如果没有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必须妥善解决目前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转变。

   1.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多种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通常是被当作农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来强调的〔30〕。纵观二次大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和台湾)的经济起飞和发展,甚至发达国家(如日本)的经济再度起飞和发展,无不首先有赖于农业的改进和打下的基础。而战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之所以取得日益显著的进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50到60年代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土地拓荒〔31〕。而所有的土地改革,除少数保留雇工经营外,大都实行的是早先孙中山先生为中国设计并提出过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这样的政策就会大大提高农民的耕作积极性,结果也将会提高农业的生产率〔32〕。可见,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确对农业的改进和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目前中国大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如果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并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是把“田面权”(土地使用权)和“田底权”(土地所有权)分开,使“田底权”属于国家,即土地归国家所有;而使“田面权”能在农户之间转让和继承。简言之,使“田面权”商品化,也就是“土地使用权”或“土地经营权”商品化〔33〕。事实上,早在30年代,我国在江苏、浙江一带不少的农村,就是把“田面权”和“田底权”分开的,并盛行着“田面权”的买卖和租佃。当时该地区还通行一种所谓“永佃制”,实际上就是“田面权”的永久租佃〔34〕。

   不仅如此,这种两权分离,还可以上溯得更远。马克思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就曾指出:“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35〕,“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36〕。刘诗白教授认为,“在上述情况下,产权就一分为二,即归公社的财产所有权和归个人的财产使用权,后者可称为使用产权。产权的二重性和经营主体没有所有权,却拥有对客体的支配使用权,是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发展与两权分化的结果”〔37〕。可见,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由来已久,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有其新的积极意义。如果我们能果断地采取“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并使“田面权”商品化的政策,那将会极大地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除土地投资的制度风险,尤其是能逐步克服农民的短期行为,树立和加强他们的长远观念〔38〕。

   我们还要看到,这种要素使用权的初步自由流动,将有助于土地这一稀缺要素的合理利用和适当的集中,也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和转移。目前,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中出现的“两田制”(最早于1984年产生于山东省平度市)、“规模经营”(1986年后大城市效区和沿海发达地区首创)、“田荒使用权拍卖”(1983年山西省吕梁地区首创)等,都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土地使用权”商品化思想〔39〕。从目前实行的情况来看,这些制度变化的绩效是明显的。如果能对此认真加以研究,不断完善操作规范和相应的保证措施,必将有利于加速农业的改造和现代化转变进程。

   2.调整农业比较利益。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显示,在工业化过程开始以前,农业曾经是国民经济的唯一部门或主要部门。时至今日,当一个国家既不可能对外进行殖民掠夺;而又难以大部分依赖外国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工业化的资金就只能主要依靠本国农业剩余的积累。近几十年来,中国启动工业化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依靠农民储蓄积累工业化资金是极其困难且旷日持久的,而对农业课以重税又过于损害农民。这样,依据当时的国情,我国就采取了间接的而又简便易行的“剪刀差”方式,吸收农业剩余,积累工业化资金。

   正是这种积累工业资金的方式,造成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长期扭曲并长期不利于农业。从短期来看,这对迅速积累工业化资金,建立工业体系是必要的;但是,时间过长,超出了农业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就必然会造成农业的停滞和萎缩,破坏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所以,随着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及时调整工农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关系,并根据农业在资源、技术、组织程度、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对市场力量等方面,相对于工业而言处于劣势的情况,对农业采取必要的保护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最近一些学者的分析,我国工业化的进展已经到了应当调整工农业比较利益,使工农业各自达到自养和平等发展阶段的时候〔40〕。据此,在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必须通过价格调整和加强平准调控等配套措施,逐步缩小和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减少从农业中抽取资金的强度,增加政府对农业和支农产业及机构的投资,使农业资金流出流入大体持平,走上工农业自养和平等发展的道路,把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建立在市场等价交换的基础上。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国在宏观调控上就必须采取下列措施:(1)加快价格改革步伐,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消除地区分割,促进全国农产品统一市场的形成。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建立重要的农产品(如粮食)贮备(仓库)体系,以增强平抑物价的实力,建立起健全的合理布局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并且有重点和有步骤地建立产品期货市场,以加强农产品生产的宏观导向,引导农产品顺畅流通,减少农产品市场的人为价格风险。(2)增加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投入,促进农资工业不断增加生产能力、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及时充足和价格稳定。(3)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形式,对农民负担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农民除向土地发包者交租,对国家纳税以外,免除一切超经济的负担。(4)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包括对农田水利设施、农村交通运输和道路、农村邮电通讯、农业科研推广和农村教育、农村金融和保险事业等方面的投资和扶持,运用一切有效方式,使从农业流出的资金得以部分返还农业,服务于农业的生存和发展。

   3.乡镇企业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PL[,a],可以表示为农业总产出A和农业劳动力L[,a]的比率,进一步,又可以表示为土地产出率A/S[,a](S[,a]为耕地面积)与土地劳动比率S[,a]/L[,a]之乘积,即

   PL[,a]=A/S[,a]·S[,a]/L[,a]

   可见,农业劳动生产率乃由土地产出率和土地劳动比率所决定的。在土地产出率因受技术进步的限制而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快增长,同时耕地面积不仅不可能增加甚至还会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就主要依赖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土地劳动力比率就会持续下降,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理论上分析以及从实践结果来看,我国今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和农村经济的高层次发展,恐怕主要还是应该依赖于农村乡镇企业的深入发展和由此而引起的农村初步城镇化。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和问题,调整乡镇企业的产业分布、产品方向和技术结构,使之继续向着有利于劳动力吸收和农产品深加工的方向转化,向着农业产前和产中服务的方向发展;并深化乡镇企业制度的改革,增强其竞争能力和提高其经营效益;与此同时,还要适当调整乡镇企业的地区分布结构,帮助贫困落后地区逐步建立起乡镇企业。简言之,当前我国要做到加快农村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要地只能依赖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与此同时,建立小城镇,实现农村的初步城镇化。其次是要有领导地合理地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克服盲目无序现象。

   4.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实现规模经济。由于东方的传统农业与西方的农业相比较具有不同的特点,尤其是东方农业的水稻种植和间套复种制度,更使它向园艺的农业方向发展〔41〕。正由于此,西方农业的那种以机械系列为主的技术创新(劳动替代型),就难以在东方农业中发生。直到本世纪开始,特别是本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和杂交育种技术在西方农业中的广泛运用,结果是土地产出率方面的较大的增长。西方的这种以生化技术为主的农业技术创新(互补型),倒非常适合于东方农业的特点,因而在东方型农业中也开始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应用。

经验表明,凡农业机械化的实现愈晚,则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愈低,相应地农业经营的规模也就愈小,农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就愈高。考察大战后再度工业化的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南朝鲜和台湾)的农业技术变化历程,我们发现,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早期农业机械化的转变,致使它们后来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难以迅速下降,而不得不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比率。与此相应,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则难以实现,农产品生产成本和价格均较高,在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也因而较低,且有下降的趋势;其结果招致农业兼营化,离专业化日远。为此,战后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从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大都进行了对农地的重划以及对土地的适当集中,并试图培养“核心”农民或专业农民,以改变因农业规模过小而竞争力不强的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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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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