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到底是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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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 (进入专栏)  
一方面,农民作为买者,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卖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高的工业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购买价格;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卖者,又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买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低的农产品(食物和工业原料)出售价格。这可能看作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又一根源。

   总之,在我国工业化启动时期,一方面农业和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农业和农民自身却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农业的脆弱和严重滞后,以及农民收入和购买的低下,也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改革时期的中国农业:成绩与问题

  

   为了改变农业脆弱和严重滞后的状况,进一步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从1979年起,首先在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79-1984年,在以引进市场调节因素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一系列利农因素的作用下,农业连续6年高速增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除了公社体制

   对农民的束缚,使农业经营又回到了其最贴切的家庭层次上,农民的劳动权与生产资料使用权直接结合,劳动者与经营者集于一身,逐渐成为具有一定经营自主权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增产增收的热情。第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扩大了农产品市场调节的范围,这种以调为主、调放结合的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农民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第三,大幅度增加了农资和农电等投入,推广了一大批适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农民中也出现了学技术和用技术的热潮。第四,前一时期形成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其它生产条件,继续发挥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重大作用。

   由于这些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农业生产总值连续6年以年均7.9%的高速增长;农民人均收入1980-1984年平均每年增长15.1%。在农产品中,粮食连续6年增产,1984年首次突破4亿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棉花总产量1984年比1978年增长近1.9倍;其它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均有大幅度增长〔11〕。农业生产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为城市和现代工业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原料,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缓解了长期以来全国低标准定量供应农副产品的紧张状况,10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这就为进一步放开农产品市场,逐步实现农产品供求的市场调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起,我国取消了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而代之以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这就第一次打破了多年来国家对农产品的垄断收购体制,为农产品市场的发育以及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农产品供求打开了年深日久的禁门。农民从过去的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而主要面向市场生产,增强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意识。除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因合同定购价偏低而造成1985-1988年的生产徘徊外,其它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增产,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业中单一的种植业结构。据统计,种植业占整个农业的产值比重,由1952年的83.1%、1978年的76.6%猛降为1988年的55.9%,使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各类的比例逐步趋于合理,改善了人们的食物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产品的供求结构矛盾。

   与此同时,在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和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等政策背景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据统计,农业占农村社会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68.9%和1985年的57.1%降至1988年的46.8%,改变了农村单一的农业产值结构,使农村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农村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近1亿人〔12〕,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但从1989年到1991年,在粮食出现恢复性增长的情况下,却始终没有达到1984年的总产量和人均量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甚为缓慢。近年来,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生产的形势更为严峻,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三农”问题再次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人们又逐渐认识到前期在农村和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1.关于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重新确立“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基本单位的重要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对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促进改革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其贡献率达46.89%,相当于全部要素投入贡献的总和〔13〕。但是,由于这项改革事前缺乏理论准备和配套政策,事中指导不够、操作粗糙,结果是这项改革在取得了第一阶段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大成就后,随着城市工业改革的进行,逐步暴露了其固有的弱点和问题:

   其一是规模经济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点本应该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即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者将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使用权分包到户,由农户有偿承包经营,而集体经济组织则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的协调和服务。但是,由于实际执行过程中急于求成、自发演进,结果,从1980年9月传达中央文件至1982年底,全国农村就风起云涌,99%的生产队、96.6%的农户,以及95.7%的耕地实行了“大包干”承包制〔14〕。原来的高度集中变成了如今的高度分散,土地这一极为稀缺的农业生产要素变成了农民生活的保障手段。土地按人口平分到户,每户承包土地不足8亩,且土地按优劣远近搭配,更使地块零碎,土地规模极其狭小。在这种超小规模和超高零碎的土地上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根本谈不上规模经济。不仅如此,中央文件中对集体经济的强调在实际执行中被忽视了,在政社分开的过程中,只建“政”不建“社”的现象普遍产生,许多地方原有的集体经济及农业技术服务站和其它服务体系溃散了,集体财产被分掉了,甚至把一些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也破坏了,致使许多乡村集体经济变成了“空壳”,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无法行使管理、协调和服务职能,更谈不上集体对农业的投资。第一步改革就这样只完成了一半就停滞了,致使农业没能向专业化、社会化和农工商一体化转变,给以后农业的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其二是土地制度问题。“大包干”的改革将土地按人平分到户后,由于对土地使用权问题没有进行长期的考虑,更缺乏关于土地使用权继承和有偿转让的规范政策,致使农民对土地的利用和经营缺乏长期观念〔15〕。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这问题更为突出。在一些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较多的地区,出现了土地抛荒、农业兼营化、粗放耕作、“靠天收”等现象,使稀缺的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对土地开始采取掠夺式经营,不愿对改良土地作长期投资,不注意培养和保持土地肥力,致使土地肥力下降,造成土地产出率提高的莫大困难。

   2.关于农业比较利益(或价格政策)问题。1985年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合同定购制中的一方——农民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合同仍是一纸国家收购任务通知书;加上合同定购价格偏低,不仅低于市场价,而且也低于第一轮改革统购派购价、超售加价和议购价的混合平均价,因而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1985-1988年粮、棉等国家控制较紧的大宗农产品减产或徘徊,而由市场自由调节的其它农产品则快速增长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农民在三番两次涨价后仍惜售粮棉的行为,不仅是对更高价格的理性预期〔16〕,而且也是对低价征购的无声抵制。

   其次,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城市工业开始改革的环境下进行的。销往农村的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一度缩小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又重新扩大。农用生产资料普遍涨价,使农业成本上升。1985-1988年,化肥和农药分别涨价46.1%和200%,与粮、油收购价格分别上升35%和36.1%相比,相差悬殊,对粮油生产极为不利〔17〕。农产品内部比价也不合理,粮食最廉价,比较利益最低。工农业比较利益的偏误,造成农业劳动力等要素大量向非农业转移,致使农业本身的要素投入严重不足。

   3.关于资金投入问题。近年来,国家、集体和农民三方面对农业的资金投入都呈不足之势,而且与年俱剧。第一,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所占比重下降。据统计,这一比例由“五·五”期间的13.2%下降为“六·五”和“七·五”期间的9.5%和8.4%〔18〕,从1991年至1994年则分别为9.11%、8.75%、8.52%和6%〔19〕。第二,在农业银行、农业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中,农业贷款所占的比重下降。从1991-1993年,这一比例分别为6.7%、5.59%和5.47%,低于“七·五”期间的6.65%的水平〔20〕。第三,农业基建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比重下降。据统计,这一比例由“五·五”期间的9.28%下降为“六·五”和“七·五”期间的4.2%和3.33%,到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2.2%〔21〕。第四,农民对农业的实际投入亦有下降之势。1993年,农民人均生产经营投入为36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投入比1992年下降4.3%;而在这些投入中,对第二、三产业投入的份额增加,对农业投入的份额减少〔22〕。

   农业资金投入的减少,造成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失调。农业生产条件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抗灾能力减弱。近年来农作物受灾和成灾率分别上升至36.72%和22.42%,每年损失粮食达200万吨以上〔23〕;资金投入不足,也造成多年来形成的农业和科研推广服务体系“线断、网破、人走”的局面。建国以来培养的农业大中专科技人员约计150万人,到1992年,留在农业战线上的不到一半;16%的县级农业机构和18%的分站陆续被撤消。近年来农业科技经费平均削减1/3,优质品种科研没有重大突破,科技进步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下降〔24〕,农业生产资料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业,也因投入不足而使得改进和发展产生困难。

   4.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近年来,由于耕地减少和农村劳动力的增加,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持续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据估计,尽管改革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1.1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但目前仍有1.2亿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解决就业问题〔25〕。不解决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就会落空,或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目前,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民工至少有6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达2500万人〔26〕。这对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如果无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其结果不仅会影响流出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会给流入地区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5.关于农民素质的提高问题。农业现代化的转变,关键在于人,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但是,在我国,由于历史上长期以来忽视农村发展和农业改进,使得农民收入不高,生活水平低下,农村基础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快。虽然解放以来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较快,农民素质的提高问题依然严重,这表现在:第一,文盲、半文盲占农村人口比例较高,教育普及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农村中从事种植、养殖的劳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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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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