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我国民法典分编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六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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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经营权经登记作为一项物权,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流通和转让,从而便于权利人融资。经营权主体应当突破承包经营权的身份限制,包括一些经营单位(如专业公司、种植能手等),以充分发挥土地经营的效用。当然,在确认经营权的同时,要明确确认经营权不得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尤其是要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稳定,以贯彻落实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六)促进家庭和谐,维护家庭稳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家和万事兴”。我们应当注重家庭建设、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波塔利斯曾经指出,所有权和家庭法是民法典的“两大主要基石”。这也反映了婚姻家庭法的重要性。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在家庭关系中要处理好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近亲属之间的关系,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民法典分编的编纂也应当坚持维护家庭和谐与稳定的价值取向,民法典在调整家庭关系时,既应当尊重中国的传统,也应当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某些规则作出必要的调整。

   1.完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作出了规定,民法典分编编纂应当积极总结相关的司法实践经验。在实践中,夫妻一方对外举债,究竟应当是由夫妻双方负责,还是由一方负责,纠纷很多。司法实践采用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标准,也就是说,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由夫妻双方负责。这实际上采纳了各国民法普遍采纳的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即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问题在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要民法典作出相关规定。

   2.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我国目前夫妻财产制采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制,以法定共同财产制为主,以约定财产制为辅。该制度基本适应了我国的国情,但应当看到,当事人进行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约定财产制的情况下,它原则上是在夫妻之间的约定,而夫妻财产约定并无公示方法,如果第三人不知道就无法对第三人发生效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发挥夫妻财产约定的作用。例如,在夫妻一方对外负债、借款等情形下,就不能有效发挥约定的作用。可以考虑引入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使得夫妻财产约定能够被第三人查询。

   3.进一步完善结婚登记制度。在实践中,当事人基于各种原因,如规避房屋限购政策、多获得拆迁补偿、规避纳税义务等,会实施各种假结婚、假离婚行为。但是,现行立法并没有为结婚登记中的瑕疵提供有效的规范,使得法院无法可依。在民法典之中,可以针对各类结婚登记瑕疵,作出不同的规定。总体上,要坚持维护婚姻关系稳定的价值取向,尽量抑制假结婚和假离婚现象。同时,对于严重的结婚登记瑕疵,可以规定其属于婚姻无效的范畴。另外,针对实践中利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行为,是否导致婚姻无效,存在争议,婚姻家庭编需要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4.增加离婚冷静期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冲动离婚、轻率离婚的现象较多,使得离婚过于草率。为了进一步稳定婚姻关系,维护家庭的稳定,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在婚姻家庭编之中规定离婚冷静期。也就是说,给婚姻双方当事人一定的冷静思考的期限。在该期限经过后,决定是否准予离婚。一般认为,该期限不宜超过三个月。

   5.进一步扩大遗产的范围,完善遗产管理规则。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财产的形式也在不断丰富,网络虚拟财产、数据财产等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在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遗产的范围,以充分体现保护产权和继承权的精神。因此,凡是非专属于死者自身的财产,都应当可以成为继承的对象。同时,在继承开始前,遗产也需要进行管理,民法典继承编也需要对遗产管理的规则作出规定。

  

   (七)回应科技发展需要,完善网络治理

  

   一是要加强高科技时代人格权的保护。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高科技时代,美国学者福禄姆金(Froomkin)曾经总结了许多高科技的发明,如红外线扫描、远距离拍照、卫星定位、无人机拍摄、生物辨识技术、语音识别等,他认为,高科技爆炸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副作用,即对个人的隐私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已经使得个人无处藏身。大数据记载了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也记载了我们正在发生的一切,同时能够预测我们未来发生的一切,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携带手机,相关软件借助于Cookie技术,就可以时刻知道我们的准确定位,人类好像进入了一个“裸奔”的时代。他认为,现代法律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这也要求我国民法典对此涉及的新的法律问题作出回应。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声音识别、人脸识别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这也提出了声音和形象权益保护的问题。此外,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个人基因和遗传信息的保护也日益严峻,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也要求法律及时回应器官捐赠等现实问题。

   二是妥善平衡人格权保护和数据流通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数据的采集和共享的方式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导致数据作为一种产业蓬勃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其与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的保护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目前在我国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既要鼓励数据的开发、利用和共享,以促进数据产业的发展,但也同时要提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关注度,完善保护规则。例如,大数据产业发展起来后,必然实行数据共享,其中也大量涉及个人信息数据的共享。但在数据共享中,数据开发者是否需要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分享者获得数据后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等等。这些界限不清晰,数据共享就很容易变成数据的有偿交易,而造成对信息权利人的权利侵害,无法实现数据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我国民法典分编应当妥善平衡二者的关系,既要注重发挥个人信息的经济效用,也要注重保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不能因为过度保护个人信息等权利而限制了数据产业发展,也不能为发展数据产业而不考虑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保护。民法典的相关规则设计应当妥善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鉴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可以只规定平衡人格权保护和数据流通之间关系的基础性规则,或者做原则性规定,为有关单行法细化规定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依据。

   三是细化网络侵权规则,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虽然已经对网络侵权规则作出了规定,但过于简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必要在此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如细化其注意义务标准,从而妥善平衡网络平台、权利人和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四是对网络交易规则作出规定。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随着我国网络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且与传统的交易规则存在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合同订立的方式、具体格式条款的规制、履行方式和违约责任的承担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民法典合同编也需要积极回应这一社会现实,对网络交易的特殊规则作出规定。

  

四、民法典分编编纂应当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处理好民法典分编和总则的关系

  

   民法总则为民法典分编的制定提供了指导,民法典分编的编纂应当妥当协调其与民法总则之间的关系。民法典总则与各分编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分编有规定时,应当适用分编的规定,在分编无规定时,才适用总则。在民法典分编制定过程中,有必要协调好如下两方面的关系:一是明确民法典总则对分编的指导关系。民法典分编是民法典总则的进一步展开,是民法典总则原则和规则的进一步细化,民法典总则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可以有效指导民法典分编。民法典总则中确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制度,是民法典分编编纂的重要指导。二是避免分编与总则规则的重复。法贵简约,总则本身是一种实现立法简约的立法技术,目的在于避免民法典条文的重复和冗余,总则和分编规则应当避免重复。对于总则已经作出规定的规则,分编之中就不必再予以规定。例如,民法典总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与现行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多数规则重复,民法典合同编就不必再就合同效力作出规定。

  

   (二)处理好民法典分编和民商事特别法的关系

  

   欧洲十九世纪制定民法典的时候,实行“法典中心主义”,认为民法典可以囊括各项民商事规则,但历史证明这是已经破灭的神话。民法典制定后,必然要在民法典之外颁布大量的民商事特别法,民法典仅仅是民事活动和民事审判的基础规则,特殊的民商事活动应当交由民商事特别法予以规定,而普遍适用于所有民事主体的活动,则应当由民法典分编予以规范。民法典分编和民商事特别法的关系是基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民商事特别法的规则原则上应当优先适用,但鉴于我们的特别法规定有一些已经过时,民法典分编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与完善。在此情形下,可能形成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在法律适用层面,应当适用新法优先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为此,必须要处理好民法典和民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关系。

  

   (三)处理好立足本国国情和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的关系

  

   民法典分编的编纂既要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又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一方面,民法典分编必须回归中国法治的本土实践,从中国实际出发。民法典分编应当充分体现我国的文化习俗和优良传统,弘扬传统法律文化,解决法治建设“接地气”的问题。特别是在物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等的制定过程中,更应当注重本土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律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许多国际公约、惯例等也逐渐成为国内法的重要渊源。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些与市场经济关系密切的规则,如合同、担保等规则,应当积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法治经验,为我所用。

  

   (四)必须处理好改革与民法典编纂的关系

  

   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编纂民法典也旨在推动和巩固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例如,法国民法典推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确认、巩固了革命成果;德国民法典促进了德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日本民法典是明治维新变法图强的重要举措。我国编纂民法典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但法典求稳,改革求变,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冲突。为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民法典规则在总结改革经验、巩固改革成果的同时,也应当保持适当的抽象和开放性,以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和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于一些看得准的问题或者发展方向明确的问题,民法典编纂也应当作出前瞻性的规定,从而引领改革、推进改革,为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为将来可能施行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据,以确保将来的改革能够于法有据。当然,对于那些尚无成熟规律和经验可循的问题,立法不能脱离改革进程的实际情况,对于前景不明晰的改革事项,应当保持谦抑态度,不能强行作出刚性规定或作出过多限定,从而为将来的改革预留空间。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应当有与新时代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相适应的伟大法典。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立法机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制定出一部立足中国实践、回应现实需要、展现中国智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民法典,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主讲人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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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大网 2018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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