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国家性质与有为政府:流行的契约主义观及其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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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不能将经济人分析转化为“恶棍”假说并以此失掉对政府的信任和期待。相反,受过良好现代教育的政府官员也具有很强的亲社会性,他们大多也希望在公共领域实现自身的抱负;至于后来滋生出的大量贪腐行为,根本是权力逐渐膨胀而缺乏有效制约的结果。显然,一个组织良善的社会就需要将政府官员的功能承担和行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得以真正地贯彻。

   最后,本体论的契约主义国家观强调政府的功能承担,但绝不倡导所谓的无限政府和计划经济。究其原因,国家和政府仅仅是个人自主行动的补集,只有在个人能力之外才会诉诸公共权力。同时,无限政府和计划经济也以不切实际的道德人为基础,这也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否定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依据。事实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是基于“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哲学思维,它相信通过社会环境的改造能够重塑人性。一方面,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再有异化,因为各种形式的创造性劳动不仅可以改变社会环境,也可以改造人自身,从而使得人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完全自主而关爱他人的新人。尽管人性具有可塑性,但是人性的改变却并非如此容易。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埃尔斯特就认为,共产主义新人假设忽视了个人的自我实现和集体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冲突,忽视了个人之客观的自我实现和主观的幸福感之间的可能冲突,忽视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具有创造心的人专心于一种活动这一特点之间的冲突,忽视了过分冲动的问题以及忽视了对付这种冲动的人可能导致过于刚强的性质的危险。 另一方面,承袭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马克思倾向于将当政者视为高度理性的,不仅具有极高的道德自律,而且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这样,马克思学说在人性设置上就发生了“惊人的飞跃”: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自利人转变为甘做人民公仆的道德人。但正因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制图构设中,往往会缺乏对当政者的有力监督和约束,乃至当政者在现实中往往会化身为控制人民的巨兽“利维坦”;同时,失去了有效的制度约束,上位者的行为往往肆无忌惮,这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性更趋扭曲。

   事实上,马克思的道德人假设需要非常高的条件,而现实世界中很难具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曼就指出,“没有类似的证据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证明他(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中的人的看法……这不是一个人们被特殊环境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环境如何创造新人的问题。而且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允许我们根据确定性的程度来说明人的习惯来自于那些像马克思想象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环境。” 同时,人性发展本身是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它深深地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如果忽视这种历史性而试图以未来人性来创造新社会,反而会欲速而不达。西蒙就指出,“在我们这一个世纪,我们看到了两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和苏联,努力产生‘新人类’,但结果只是认识到‘旧人类’是自私的,关切他或她的经济福利或家庭、家族、种族或地区的福利”。 有鉴于此,诺思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缺陷正在于:它仰赖于人类行为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来实现结果,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了70年历史后的今天)。” 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将所有社会个体都视为由本能驱动并且时刻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相反,应该认识到人具有亲社会性,会关注到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例如,科姆就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管理,其中假定每一个投票者都知道应该怎么管理他(她)的国家,进而,投票者不但知道他的政府应该给他做些什么,而且知道还应该给其他人、其他民族,乃至也知道对后代应该做些什么,每个投票者脑子里有某种国家利益和一般福利条件要求的概念。为此,科姆一方面承认许多人把政府仅仅当成服务个人私利或他们阶层利益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却否认这是一个通则。

   可见,按照本体论的契约主义国家观,政府就具有这样的特性:(1)它拥有广泛的社会经济职能,而不是局限于“守夜人”角色的“最小政府”;(2)它承担的功能又是有限的,它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大众的约束。也即,政府具有双重性:从功能承担的积极角度而言,它就可以称为“有为政府”;从行为制约的消极角度而言,它就可以称为“有限政府”。这种“有为”和“有限”相统一的政府同样可以基于个人主义和自利人的分析框架得出,这里从两方面展开说明。(1)正因为人是自利的,这就为政府的存在及其积极功能提供了基础。麦迪逊就写道:“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事实上,基于契约所建立的规则根本目的就在于抑制个人的私利行为,使得个人的行为选择符合社会的利益。高蒂尔就强调,社会契约不单纯是一个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的承诺,还是一个认可其他契约方利益的承诺;社会契约不仅增进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利益,还增进了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在有效契约的情况下,一个人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就会履行承诺的道德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早期霍布斯等人还是现代经济学的人性假设都无法与契约论相容。 (2)正因为人性具有社会性且是演进的,因而就需要重新审视流行的静态契约观。流行的契约主义将人类个体视为与社会相分离的并且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人类特性不是来自于它们的社会存在,相反为自然状态的人类行动提供了潜在动机;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的本性根本上是社会的产物,这种本性在契约不断的订立和重订中逐渐得到发展和展现。事实上,社会契约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演进的;同时,它不可能通过各方同时履行各自的承诺来实现,而往往需要一连串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人先行践约。这就意味着,在订立契约中的个体特性和行为不是先验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否则,如果将人类个体视为生来就具有社会性,那么就不会为形成社会而一起订立契约,也就不能用契约论的术语为社会提供合理辩护。

  

六、结语:最小政府、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


   契约主义视角为认识国家的性质以及确定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为国家组织的改造和治理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同时,它也为界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作用边界提供了一个有益依据:不能先验地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立起来,而是要看到两者的互补性并努力促成两者的共生和演进。(1)按照契约主义的分析进路,它并不必然要求一个“守夜人”政府,相反,政府可以获得个人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所及以外的广泛空间。事实上,人民之所以通过契约组成国家并设立政府,关键就在于有一些物品依靠私人自发行为是无法提供的,或者说是无效率的。譬如,卫生、医疗、教育和其他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提供,维护社会正义或纠正市场不正义的收入再分配问题,以及维护社会长期平稳发展的产权界定等,都是如此。穆勒就指出:“在试图列举必要的政府职能时,我们发现,必要的政府职能要比大多数人最初想象的多得多……为什么除了利益特别明显的情况外,政府即人民的集体力量只应保护人们免遭暴力和欺诈,而不应保护人们免遭其他罪恶,如果政府只适宜做人们做不了的事,那么即使对于暴力,人们也应该以自己的本领和勇气自己保护自己,或求人或雇人提供这种保护,就像在政府无力提供保护的地方人们所实际做的那样;对于欺诈,则各人有各人的高着来加以对付。” (2)基于一致同意达成的规则也并不必然是如布伦南等主张的单一比例所得税率,相反,它更倾向于尽可能减少运气的影响,从而实行促进矫正正义和补偿正义的税收政策。事实上,罗尔斯、德沃金、科恩等人在“无知之幕”下都得出了类似的社会秩序,高蒂尔甚至认为理性的人可以通过协商、讨价还价而达致道德观点上的一致意见。

   同时,由于人们在不同时空下的追求往往存在不同,每个人在其追求的目标与能力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因而按照契约主义的观点,不同时空下个体所赋予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将不同。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它们所承担的功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穆勒就指出,“政府的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不同的社会状态而有所不同”。 显然,这种演进观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地剖析时代特征以更好地界定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范围,而摒弃当下盛行的非此即彼的一元主义观。事实上,顾准很早就指出:“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认识的是: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经被超过了(如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作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经被超过了)。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权威主义的根据。” 顾准针对的是早期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说教,这同样适合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教材上的说教。正是这种说教给大众的思想打上了先验的烙印,从而也造成了目前经济学界的立场对立。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却认为,政府及其代理人往往倾向于追求个人利益,从而必须加以限制,这就导向了有限政府;进而在信息不对称以及权力不受监督下,政府及其代理人就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其个人利益,这就必然会出现政府失败,进而就导向了“最小政府”。但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政府失败论”以及“最小政府”所依据的假设仅仅适合于权力高度集中的主权型国家以及高度专制的政府;相反,在权力得到制衡和监督的现代社会,各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逐利“自由”都是明显“有限”的。卢梭就强调,“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 在很大程度上,卢梭所重视的公意就内含在公共舆论之中,公共舆论是未经反思的舆论。显然,这种原初状态的舆论要上升为社会政策,就需要经历一个批判和争鸣的过程,并经一定程序而成为制度,从而规定和制约政府的行动。因此,在现实社会中,政府及其代理人逐利的“自由”限度往往就受制于公共舆论及其衍生而来的制度和规则。布坎南写道:“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规则,调整我们对规则的思维方式,其最终目的是限制政府能够造成的伤害,同时为政府的有益活动留出空间。……出色的比赛既取决于出色的运动员,更取决于完善的规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幸福的是,如果我们首先理解了规则的理由,那么,我们就有一套规则取得一致,总是要比我们在谁是我们喜欢的运动员上取得一致更容易一些。” 因此,即使政府及其代理人与普通大众一样具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动机,但随着宪法政治体系的建立和成熟以及监督体系的完善,就能够促使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公众的利益,这也正是委托-代理理论所主张的。

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持有 “最小政府”信念和主张,这也有两大渊源:(1)承袭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利维坦”国家观,它们往往将国家视为一小撮人维护其统治的暴力机关;(2)对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反动,这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直接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但按照契约主义的观点,国家的形成、政府的组织以及规则的确立都是公意的结果,体现了人们的共同利益;相应地,政府及其代理人也就应该依据既定的规则进行治理,而那些违反规则的行为则应该受到约束和限制。因此,即使像诺齐克这样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也不会主张废除国家,而只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当然,承认国家存在及其经济职能承担的必要性,并不否定国家及其政府行为也会带来“恶”。康德很早就指出的,一群理性的人往往一方面要求建立捍卫自我以及共同利益的法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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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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