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国家性质与有为政府:流行的契约主义观及其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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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卢梭就对政府组织和家庭组织间的差异做了比较:“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我们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并且,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全部的区别就在于:在家庭里,父子之爱就足以报偿父亲对孩子的关怀了;但是在国家之中,首领对于他的人民既没有这种爱,于是发号施令的乐趣就取而代之。”

   因此,基于契约主义以及异化观的思维,我们不妨对国家下这样一个简单定义:国家是规模庞大的一群人在一定领土范围内为实现其共同目的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协作系统,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往往又因为一小撮强力团体所占有和支配而蜕变成主权者。这个定义给出了国家的两大特点:(1)涵盖了国家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呈现;(2)暗示了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相应地,政府也可以被定义为:国家组织为实现订约者的某种共同目的而创设的一种功能性机构,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又往往会蜕变为少数人攫取私利的工具和暴力机关。显然,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从起源学上挖掘国家和政府的本质,可以从演化过程中揭示国体和政体多样化的现实形态,这不仅可以剖析国家和政府的现实形态与其内在本质相背离的原因,而且还可以解释各种流行的国家观、审视政府的功能以及促使其变革和完善。

   首先,尽管学术史上很多学者都基于契约主义视角来认识国家,但为何他们的国家观往往又会表现出某种对立呢?这就涉及对达成契约时的状态设定。一方面,如果设定契约各方的原初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个人权利的受让对象往往就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自然主体;此时,受让方就转化成一个最高政治和法律权威的实体,从而使国家具有主权者的性质。另一方面,如果设定契约各方的原初地位具有大致的平等,个人权利的受让对象往往就是一个新成立的社会组织,这就导向裁判型国家;此时,就不存在一个最高政治和法律权威的实体,而是存在一系列相互制衡的权力中心。相应地,正是基于对自然状态下人类地位的不同假设,人们对国家的性质也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1)裁判型国家被视为“善”的化身,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传统儒家社会就持这种国家观;(2)主权型国家被视为“恶”的渊薮,是为特定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现代西方社会大致持这种国家观。显然,基于权利受让方的地位这一维度,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区分出主权型和裁判型这两类国家,并通过对这两类国家性质及其演变的分析,考察政府的本质功能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行为。

   其次,既然国家是基于社会契约形成的,个人为了保障和维护那些在契约中得到公认的权利而建立起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何政府及其代理人却往往反过来控制了人们的行为呢?这就涉及组织的异化问题。事实上,人们在授权给政府的同时,也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制约机制;但是,这种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因而制约机制往往就会缺乏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建立起掌握着统治权的政府,它有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局限在当初授权的范围内”;而且,政府及其代理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还会“采取独立行动修改或改变个人拥有的权力。” 正因如此,我们往往可以发现有关国家观的两种悖像:(1)尽管传统儒家把国家视为“善”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明显形成了“官”“民”的二元社会阶层,国家成为“官”对“民”进行专制的工具;(2)尽管西方社会把国家视为“恶”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明显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政权结构,“民”可以对“官”进行强力监督。当然,要真正理解这两种背反现象,就需要对两类国家中权力结构的变化进行探究,并由此分析它对国家演化的影响。

   最后,人类历史上通过契约达成国家组织的例子非常少,国家的形成与契约主义学说似乎没有多少关系。一方面,从历史的经验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起源于暴力、征服以及剥削的过程而非自由契约的结果。事实上,现代契约论者基本上都没有假定人类社会起源于一个原始契约,或者现代社会仍然依靠契约来维系。另一方面,即使社会契约存在,它所约束的也应该仅仅是原始订约人,而不能延伸到作为后辈们的第三方。事实上,每一代人都拥有续签或者拒签契约的权利,这导致基于契约所组成的国家和制定的规则往往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时代不断修订。既然如此,契约主义国家观又有何意义呢?高蒂尔认为:“契约论本身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理据,而不是这些关系的原因。要证明权利与义务、制度与实践的合理性,就必须把这些关系看成是契约性的并证明这些假象的契约性基础的合理性。”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契约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理想之物而非历史事件,但这种理想之物为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假设提供了参照。罗尔斯就写道:正是基于一种假设的契约所订立的社会规范体系,人们“都能够认为他们的社会安排满足了他们在一种最初状态中将接受的那些规定,那种最初状态体现了在选择原则问题上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合理限制。普遍地承认这一事实就将为一种对于相应的正义原则的公开接受提供了合理基础。当然,没有任何社会能够是一种人们真正自愿加入的合作体系,因为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生来就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处于一个特定的地位,这一地位的性质实质上影响着他的生活前景。但一个满足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原则的社会,还是接近于一个能够成为一种自愿体系的社会,因为它满足了自由和平等的人们在公开的条件下将同意的原则。”

   可见,从契约主义视角来审视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它为观察现实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2)为改进现实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个标准。关于这两点,布坎南也做了说明。 (1)以契约主义规定的规范和规则来审视所观察到的现存国家,可以对其合法性进行批判并加以改进。按照契约主义观点,包括对人身权利的规定在内的政治秩序的规则,只能从作为政治组织成员的个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中合法地推导出来,但是,现实世界中个人权利却往往由政府界定,政府及其代理人行为甚至会篡改个人权利,这显然就违反了契约精神。同时,无论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还是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观”,抑或是科恩的“福利机遇平等观”,都是基于特定状态下所推出的契约主义结果,这些论断也成为我们审视和改进现实制度的重要依据。(2)基于契约主义达成的社会价值和规范来审视现存规则,可以对其合法性进行批判并加以改进。按照契约主义观点,规则制定需要遵循一致同意原则,这不仅需要花费巨大的契约成本,而且还会遇到阿罗困境(阿罗不可能定理),因而现行规则往往不是基于契约达成的。同时,由于国家及其政府在发展中的异化,个人权利在现有规则中往往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仿佛”以契约的方式进行改进,那么就可以获得合法性,这就是建构性宪法政治改革。实际上,卢梭等人就强调,如果存在某个拥有法律权威的政治秩序,那么社会契约就是它的支撑物。

  

四、流行的契约主义国家观和政府失败论


   基于契约主义的国家观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成员对它认可的基础上,假定个人意志的一致同意为权威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依据。相应地,这种国家观采取了个体主义分析思维,其基本分析单位是选择者、行动者和行为人。显然,这与传统的政治学不同,后者倾向于把集团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其政治行为与社会行为。例如,在分析国家时,传统政治学往往把国家当作整个社会的代表而成为唯一决策单位,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的。但是,契约主义却重新把个体视为决策的基本单位,而且作为唯一的最终决策者,进而把社会存在看作个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契约主义国家观中,政府不再被视为一个在民众之前高高在上的神话般机构,而是一个由政治家和民众等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也在追寻一些相互冲突的个人目标。正是基于契约主义的视角,布坎南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并将之称为“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或者“一种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 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共选择论中的个体主义思维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承袭,它把人的自利假设从市场决策领域扩展到政治决策领域。布坎南就指出,市场和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异,不在于人们追求价值或利益的不同,而在于人们追求他们的不同利益时的不同条件。那么,个体间是如何达成一致同意的呢?这里,供选择视角下的契约主义国家观又假定人们的选择往往遵循某种明确的线路,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这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界流行的契约主义国家观。

   首先,很大程度上,流行的契约主义国家观就是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从经济学延伸到政治学所产生的结果。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指引下,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将经济学思维和方法从传统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政治领域,试图用理性选择理论来重构政治学的分析基础,不仅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各种市场行为,而且用理性互动理论来对法律等社会制度进行设计和完善。有学者就指出:“从人性的这种单一性观点出发,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有条理的和统一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观点。” 而且,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政治领域的拓展比向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的拓展都更为顺利和成功,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相似的特性。(1)两者都是研究冲突、竞争和斗争的关系。其中,经济学研究经济领域的竞争和冲突,政治学则研究政治领域的竞争和斗争;相应地,两者都采用工具理性思维,运用和发展理性选择的学说。(2)两者都是研究由众多人数参与的大数规律。其中,经济领域的市场行为可以看成相互独立的,政治领域的投票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也是同等的;相应地,两者都遵循匿名而独立的行为原则,根基于相互冷淡的经济人假设。鲍尔斯和金蒂斯就写道:“经济学和政治学措置选择者,但对意志的形成缺乏关切;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措置处于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学习者,这个过程居于选择的逻辑之外。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经济学的极大化模型立即受到政治科学的欢迎,但尚未大举侵入其他社会科学。”

   正是基于个体主义分析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个人权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进而又基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等认为孤立和自利的个体无法形成共同的目标;相应地,一个公正的社会就不应促进任何特定的目的,而是保障每个个体追逐其自己的目的。同时,基于经济人假设和理性选择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又将政府及其代理人定性为“恶棍”,它会利用一切资源来追求特殊个体或集团的利益;相应地,一个良性的社会就不应该赋予政府及其代理人太多的权力,反而应该时刻提防政府对人民的潜在危害。进一步地,基于个体主义和理性分析相结合,新古典经济学还精练化了“看不见的手”原理:如果放任个体追逐他们的利益,将会导向社会普遍的善。至于现实世界中暴露出来的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则将之归咎于信息的不完全等市场客体的缺陷,这种缺陷可以通过信息机制的建设和完善而解决,而这就成为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显然,这些思维也都为流行的契约主义国家观所承继。事实上,从流行的契约主义观看来,政府只不过是一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却由经济人或利益集团组成,为政府做出决策的这些政治家和官僚所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从而会产生官僚主义的弊端。

其次,基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思维,流行的契约主义论者大多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政府失败论。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和市场行为,认为政府的经济干预往往是基于特定的目的,从而注定是有害的。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也就为流行的契约主义国家观所承袭。契约主义先驱卢梭就承认:“尽管政府这个人为共同体是另一个人为共同体(国家)的产物,而且在某种方式上还只不过具有一种假借的和附属的生命;但是……政府虽不直接脱离其创制的目的,却可能依照它本身建制的方式而或多或少地偏离这个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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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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