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三农问题”:被夸大的学术概念及其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00: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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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敬忠  
很多研究都建立在学术概念的本质范式基础之上,即要求对概念的内在属性做出确切的定义。只有以学术概念内涵界定的共识(或言明分歧)为前提,不同的研究之间才能进行比较、交流和对话。根据中国知网的粗略统计,截至目前,以“三农”为篇名的文献已达44275篇,以“三农问题”为篇名的文献已达6390篇。但是,几乎每篇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献都要界定和分析“三农问题”的内涵和本质,即到底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什么具体问题,而这些“三农问题”又各不相同。因此,虽然这些学术文献都以“三农问题”为篇名、主题或内容,但此文献中的“三农问题”往往非彼文献中的“三农问题”。虽然这些研究都可称为“三农问题”研究,所有参与者都称为“三农问题”研究者,但不同的“三农问题”研究之间以及不同的学术成果之间,因本质性的具体研究主题或研究问题并不相同,因此无法进行交流和对话。其实,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或每一项研究都必须对其所指的“三农问题”进行一番特殊界定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进入21世纪后不断提出的各种“新三农问题”,都恰恰表明了学术研究对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三农问题”的不满意或不满足。同样,冠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几乎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在界定出“三农问题”的特定涵义后,一般都会遵循“三农问题成因”和“三农问题解决方案”这样的八股式套路。这些归因可以看成是对所指“三农问题”的理论解释,而解决方案可以看成是关于未来发展和变迁的理论路径。正是因为几乎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中的“三农问题”具体所指各不相同,它们的成因分析、解决建议以及理论分析框架和未来变迁路径,不但相差甚远,而且难以真正建立起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基础。概而言之,中国的“三农问题”概念过于泛化,没有集中的确定性领域和主题,研究者一般各自界定其研究问题(即具体的“三农问题”所指),各自强调自己的学派,各自给出成因分析,各自提出解决建议,相互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对话,无法形成真正的理论突破,这是研究者心照不宣的现实。

   可以说,虽然“三农问题”这一话语在社会传播意义上已经建立起高度的话语共识,但是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并没有取得作为学术概念的共识。作为一个学术话语,“三农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也不可能具有确定性的含义。若对目前称为“三农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详尽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无所不包,几乎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任何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称为“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当“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可以泛指一切,或者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可以随意地做出任何定义时,虽然表面看似灵活,实则没有任何限度,此时它已不指代任何实质内容,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其实,作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的“三农问题”,就如当下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简称为“一懂两爱”一样,不过是中文大众传播中惯用的便于记忆和理解的一种话语方式,对于社会讨论和政策讨论非常实用,但若作为学术概念,则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也难以因为这样的话语形式而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与深化。

  

二  从孤立的个体到联系的整体

  

   在“三农问题”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广泛使用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强调了“三农”和“三农问题”作为新概念或新话语的重要学术意义。贾俊民、葛文光指出,“三农”和“三农问题”的概念和提法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术界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在此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他们指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但“三农”和“三农问题”的概念和提法是中国特有。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殇,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却是中国现代化之喜。

   在一些学者看来,“三农问题”概念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将原本割裂、分离、孤立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发展成强调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有机融合的整体性概念。它是研究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和新框架,不同于以往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它把自古以来一直客观存在但分列的三个方面融会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是一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温铁军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有照搬西方的“农业问题”讨论的趋向,其实,不仅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整个东亚,甚至整个第三世界,并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中国历来就没有类似于西方的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而面对的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三农问题”,单纯讨论农业经济问题必然只是片面之谈,应该将以往单向度的农业经济问题,转变成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陆学艺指出,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三农问题”联系起来,而是单纯地研究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最多就是把农村与农民或农村与农业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曾一度特别重视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问题,以保障有效供给。但是,后来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使得部分学者和政府人员意识到,农村工作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还要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尤其是要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是否是割裂的三个方面?不尽然。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村是主要区域,农民是主体成员。这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正如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所指出的,在农业社会,无论是在欧洲腹地还是在殖民地区,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其主要生产活动是种地,我们现在所说的“农业”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集合,即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及其活动的总和。过往的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农民,通过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互助和互惠而呈现出各种共同体的特征,这样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它们若有问题,则必然相互交织,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今天“三农问题”意义上的问题。既然如此,割裂何以可能。并且,越是那样的社会,农民越需要关心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即与外在宏观环境紧密相联。

   其实,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分离,也只有在资本主义进程或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后才有可能,也恰在此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地位日益降低和边缘化,从而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发展和稳定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三农问题”意义上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才开始出现。但是,它们从来都是相互影响且错综复杂的。有人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想象成一条线性的阳光大道,即先从农业农村取得原始积累,然后发展工业,此时大批农民进厂进城并转变为市民,之后工业便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数量已经很少的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市民的水平,而后,国家也反哺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只有单个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而没有“三农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这的确是有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但其过程都充满各种曲折与矛盾,尤其是对此过程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从农业农村获取原始积累必然产生农民的生计和生活问题,农民进城进厂必然产生农业生产和农村虚空及治理等问题,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必然产生不同农业方式之间、事农者之间以及食物体系之间的矛盾和紧张等问题,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这一过程中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是相互缠绕和相互勾连的。社会研究非常重视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性考察,对这样相互缠绕和勾连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孤立看待或研究,否则,那也只能是个别研究本身的不足,而不是整体社会研究使然。例如,对农业的研究当然不可能脱离农业的主体——农民,同时,对农民的考察也不可能脱离农民与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虽然在每一项特定研究中,其焦点可能集中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某个具体方面——这也是单项学术研究的要求,但对于问题的分析以及整体的社会研究来说,研究者不可能在主观上割裂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整体性,因为社会研究永远脱离不了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的互锁与结合,也永远脱离不了宏观的结构和制度背景。因此,从社会研究本身的特点和要求来看,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不可能割裂研究,也不可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例如,很多发展研究学者都将农业转型、农民分化和农村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很多农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都将农业与社会、农民、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开展研究。即使是常常被批评犯教条主义错误的考茨基,也已在1899年出版的《农政问题》(国内通译为《土地问题》)中要求把农业、农村、农民和农地方面的各种问题作为局部现象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研究。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且与宏观的结构和制度环境密切关联,这是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逻辑,不会因为“三农问题”概念的有无而发生改变。

   有研究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研究。早在20 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一些农学家、农村经济研究者就已经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并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只有当“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取代“农村凋敝、农业衰落、农民穷苦”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才有可能。

对于中国的国家政策设计和研究而言,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至少在1949年之后一直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讨论和设计。毛泽东特别强调整体观或整体性思维,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毛泽东认为,一切事物,无一不是普遍联系的客观存在,社会生活中到处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东西构成的矛盾统一整体,没有一个事物是离开这种关系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综合性联系和作用下的存在,是一个充满联系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事物的关系和联系,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联结、转化、渗透和贯通,同时也十分清楚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排斥,甚至否定。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位一体或三农一体,即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毛泽东总是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根据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它们融为一体,制定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强调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他们充分认识到,削弱农业必然损害农民利益,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必然影响农业的生产和农村的稳定,因此都把解决好这“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邓小平十分强调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内在同一性和整体性。他的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概言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国家政策文件一直都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并列起来综合考虑。若仔细研读1982—1986年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和2004—2018年的连续15个中央一号文件便可发现,所有这些一号文件都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并强调三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地位,而且还都涉及农村土地问题。1993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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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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