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关系权”:关系与权力的双重视角

——源于实证调查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3 07: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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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中国是由农业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虽然经过了近代以来的一系列革命,但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并不是很快能够改变的,特别是传统社会土壤仍然存在,并无时无刻地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带入公共领域生活之中,利用特殊关系获得特殊权力。由此很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私人化。如日常生活经常可见的“拉关系,走后门”“搞好关系”“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特定关系人”等。2017年播放并收视率奇高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展现了大量借用各种关系获得政治资源的现象。“关系权”正是对这一类政治社会现象的概括。

   需要注意的是,“关系权”并非只是历史延续的“负资产”。首先,从中国历史看,特殊的“关系”不仅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连带性,而且意味着责任的连带性,实行权责对等原则。即借助和凭借特殊关系获得权力,同时也会因为特殊关系承担责任。其次,从更广泛意义看,特殊主义的“关系权”也并非中国独有,更非传统时代才有,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再次,对“关系权”要进行分析。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需要将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与公共领域的权力运行剥离开来,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人际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不仅是农民家户,即使是现代企业也注意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获得强于他者的特殊影响力和支配力。“关系权”因此具有正向功能。在这方面,日本的企业表现突出。最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也可以将特殊主义关系融入普遍主义关系,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权”。如建设新型的大国关系,相关大国可以获得强于个别国家的特殊影响力和支配力。特别是在社会关系愈益丰富的当今世界,搞好关系成为共同准则。如“睦邻友好”,便是由传统的特殊主义的相邻人居关系演化和扩展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国与国的交往准则。因此,从权力资源看,“关系权”可以提升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有其普遍主义价值。

  

关系权:权力在关系中


   “关系权”是对由关系产生权力的普遍性现象的概括,是权力的一种类型,犹如“话语权”。这一概念是对相关事实的概括,同时,它更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运用到对权力的分析中。作为分析工具的“关系权”,它强调“权力在关系中”。

   在汉语体系中,“关系”是一个多义词。除了因为特殊关系获得权力资源的意思外,还指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作用(relationship)。这里所说的“关系”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各种社会关系内生着权力。权力本身就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从关系中才能深刻地理解权力的存在和作用。无关系便无权力。权力发生并存续于关系相关人之中。马克斯·韦伯就是从关系的角度界定权力的,他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5]。

   “关系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首先要明确关系相关者,其次要明确相关人出于什么理由产生相互联系,再次要明确相关人结成的关系内生着何种权力,最后要明确在权力运行中相关者的互动作用。

   “关系权”作为分析工具,非常强调权力在特定的关系中构成,强调权力一旦构成便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运行过程。从这一意义看,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相当有启示意义。在他看来,“首先可以确定,权力不是被赠予、交换和补偿的,而是被运用,它只在行动中存在”。“从其本身来看,它主要是一种力量关系。”[6]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之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权力存在于有差异的关系之中。福柯完全否定对权力的占有是片面的,但他将权力视之为动态过程,将其置于关系网络中考察的思想,对于我们将“关系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认识是有参考价值的。

   将“关系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对于大量社会现象事实进行理论分析和概括。血缘关系与农业文明是中国的基本底色,共同特征是继替性和延续性。在血缘关系中,父亲和儿子是两个行为主体,并产生父子关系。父亲和儿子是父子关系的相关者。父亲和儿子是由于血缘继替关系相互联系的。这种血缘关系内生出父亲权力。父亲可以支配儿子,反之则不可。但是,父亲的支配权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他必须履行父亲责任,才能够获得儿子的尊重。即使是同一血缘关系也可以因为行为主体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关系权”。如父子关系意味着儿子对财产的继承权,父女关系则意味着女儿没有财产继承权,因为规则是“诸子均分”。当然,在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地方,即使同样是儿子也不可能自动获得对财产的继承权。

   经济关系也是如此。地主和农民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主体,并因为农民向地主租地而形成租佃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地主因为有地,是地的主人而获得收取租金的权力。但是,地主并不能因为是地的主人可以为所欲为,农民并不只是被动的服从者。农民在交纳租金的同时,也会取得独立经营权甚至长期的经营权,也会因为天灾而要求减少租金。

   即使是非常私人化的关系也可以运用“关系权”加以分析。“找关系”“拉关系”是非常私人化的行为。但由这种私人关系产生的“关系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找者”和“被找者”是“找关系”中的两个行为主体。“被找者”因为特殊的地位而成为“找者”的对象,并获得特殊的影响力。“找者”为此要支付某种代价。当然,如果“被找者”并不能满足“找者”的要求,“找者”不再“找”,相互关系也就不再成立。

   由此可见,作为分析工具的“关系权”是一个动态过程,体现着一种行为规则。这种规则可能是制度,可能是习惯,还可能是利益。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位置权”不是无缘无故而生成的,它体现着某种规则。如凡是儿子都可以获得财产继承权,便体现着“诸子均分”原则;只有长子才能获得财产继承权,则体现着“长子继承”原则。当然,制度也是可以变动的。一旦制度变动,关系会发生变化,甚至不复存在。如取消土地自由出租制度,也意味着租佃关系不再存在。

   将“关系权”作为分析工具,还要注意到关系的多层次性和各种关系的叠加性,并由此带来作为权力运行的复杂性。

   一般来讲,人类社会所结成的关系起源于最原初和本始的关系。但是,这种原初的本始的关系还会扩展、衍生、派生出其他关系,并因为这种关系而获得其他的关系领域的权力。

   租佃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产生的是一种经济权力。这种权力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地主只是地的主人,而不是租佃者人身的主人。这种经济权力是因为租佃关系产生的原初的本始的关系。而这种原初的本始的经济关系还可能扩展、衍生、派生到其他关系领域,并获得其他领域的权力。如地主在租佃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在社会关系中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在文化关系中成为有话语权的人,在政治关系中成为能够影响治理过程的人,因此,地主与“士绅”联为一体。在租佃关系中,地主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其经济权力会溢出经济领域,成为主导者。我们的调查发现,在传统社会,被称为“老爷”“大老爷”的人,其影响力和支配力最强,其地位甚至高于保长,重要原因就是多种关系领域的权力集于一身。

   但是,任何权力都有其特定的“关系领域”,并依照关系特性运行,由此会造成不同关系领域的权力相关方的互动。如政治关系是因为政治权力配置而形成的。政治权力是一种超越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由政治关系产生的政治权力经常会影响或者支配经济关系产生的经济权力。如马克思所说:“‘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7]财产关系只产生“财产权”而无其他权力。其他关系中的权力构成对财产关系中“财产权”的影响。在租佃关系中,地主占据主导地位,其权力有可能扩展到其他领域。但其他领域的“关系权”也有可能反制地主。地主的生命生活活动得依赖村落社会,如婚丧嫁娶活动。由这类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产生的社会权力,也会限制地主为所欲为、任意扩大自己的经济权力。否则,地主家的婚丧嫁娶活动可能无人“捧场”。这正是那些在村落生活的地主必须通过做“善事”获得社会认可,而不在村落生活的地主则缺乏善举的重要原因。我们的调查发现,有些村落的“土地主”甚至害怕农民,原因在于生活在乡村的“土地主”人数少,国家政权保护鞭长莫及,因此害怕人数众多的农民的冷落甚至攻击。

   将“关系权”作为分析工具,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权力在关系中”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马克思在论述个人生产的社会性时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8]历史越往前追溯,整体性愈强,人的社会关系愈简单,权力的互动性愈弱,权力更多表现为单向的支配权。历史越往前发展,个体性愈强,人的社会关系愈丰富,权力的互动性愈强,权力更多表现为互相影响的过程。如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欧,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领主不仅领有地,也领有人。领主与农奴主要是单向的支配关系。而在中国,实行的是地主经济,地主只是占有地,不占有人,地主只有收取租金的权力而没有支配佃农人身的权力。地主与佃农的权力关系开始具有一定的互动性。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是个人人身的独立,劳动者有了更多与资本互动的可能。而在信息时代,话语霸权则难以形成,话语权必须在互动关系中运行。所以19世纪及其之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学者更多从单向的支配权的角度定义权力,随后韦伯开始将关系引入对权力的考察,而福柯更强调权力的互动过程,强调对权力的反抗。只是韦伯和福柯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认识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由整体性走向个体性的历史逻辑结果。

   总之,“关系权”的核心思想有二:关系即权力,权力在关系中。前者是对由关系产生权力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后者是从关系的角度认识权力的一种分析工具。

   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将实证调查作为主要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自1986年开始的个案调查;二是自2006年开始的“百村观察计划”,对300个村庄5000个农户进行每年跟踪观察,为政策提供依据;三是自2015年开始的“深度中国调查”,为基础性调查,目的是建构中国理论。其中包括以传统社会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分区域村庄调查。现已调查华南、长江、黄河三大区域16个省份185个村庄,每个村庄住村调查2个月以上,并形成了上亿字以上的调查材料。本文的事实材料取自于这一调查。特此说明并致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7.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0、330.

   [3][4]郑也夫.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社会学研究,1993(4).

   [5]马克斯·韦伯,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1.

   [6]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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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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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 2017 , 1 (7)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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