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中国政学传统中的治体论: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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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⑦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商务印书馆,1929年,卷十四“诠言训”,第3页。

   ⑧参见王通《中说》“王道”“周公”“礼乐”诸篇与《贞观政要》“君道”“政体”“求谏”等各卷。

   ⑨如南宋王十朋《廷试对策卷》言:“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梅溪集》(台湾世界书局,1988年,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集部,第48册),第4页。

   ⑩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三至五章。

   (11)(1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三,第27、24-32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2册,卷四十三,第918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八四,第4459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册,卷一五一,第3673页。

   (16)司马光:《传家集》,台湾世界书局,1985年,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集部第28册。二十五卷,第268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册,卷一七一,第4116页。

   (18)司马光:《传家集》四十二卷,第412页。

   (19)陆佃:《陶山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7册,卷四,第89页。

   (20)《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册,卷一八二,第4401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九三,第4678页。

   (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2061-2062页。

   (23)司马光《应诏论体要》,收于吕祖谦《皇朝文鉴》,《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年,第十二册,卷四十九,第955-962页。

   (24)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卷九;吕公著《上神宗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见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110、112,转引自虞云国《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5)《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2册,卷288,第7050-7051页。

   (26)《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卷371,第8970-8971页。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1,第8971、8972页。

   (28)(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1,第8995-8996、8997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卷373,第9025-9026页。

   (31)任锋:《“以法为治”与近世儒家的治道传统》,《文史哲》2017年第4期。

   (32)《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1册,卷269,第6612页。

   (33)《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6册,卷401,第9761-9762页。

   (34)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31册,卷三百四十二,列传一百一之梁焘,第10889页。

   (35)(36)《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6册,卷393,第9564、9571页。

   (37)陈峰等:《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二章第六节,第83页。

   (38)余英时先生曾以“觉民行道”概括明代重要儒者的经世主趋,宋儒志向尚在“得君行道”。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收于《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明代治体论的代表,如张居正认为本朝立国规模威德并施,纲目兼举,超越三代汉唐。他特别批评宋代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末季腐儒,摇乱国是,认为明代治体克服了宽纵之病。见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续修四库全书》别集类,第1346册,第153页。

   (39)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王安石“由是而之焉”的政治哲学》。

   (40)“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于司马文正之存亡。”李心传:《道命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17册,齐鲁书社,2003年,第507页。关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可参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一章第二节《司马光的政治主张》。

   (41)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九章《司马光的〈温公易说〉》。

   (42)司马光:《温公易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卷三,第608页。

   (43)司马光:《温公易说》,卷一,579页;《投壶新格》,《传家集》,卷七五,第680页。

   (44)司马光:《道德真经论》,《道藏》第1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2-272页。

   (45)司马光:《无为赞》,《传家集》,卷七四,第676页。

   (46)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传家集》,卷六十,第535页。

   (47)关于二程政治思想,参见任锋:《“体乾刚健”:二程政治思想的非常气质》,《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关于苏轼政治哲学,参见卢国龙:《宋儒微言》,第六章《苏轼苏辙“推阐理势”的政治哲学》。

   (48)唐庚:《眉山文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322-323页。

   (49)员兴宗:《忠质文之治策》,《九华集》卷九,第66-67页。

   (5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51)朱熹、吕祖谦编,陈荣捷注:《近思录详注集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52)程颐提出“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见《近思录详注集评》卷八第十五条,第226页。张灏先生《儒家经世理念的思想传统》据此论述宋明经世思想的治道、治法分层,抓住了理学家的代表性论述。但是,这一界定并不能概括近世治体论的全貌精神,它只代表了治体论的理学模式。

   (53)《近思录详注集评》,第220、224页。

   (54)(55)“明道先生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近思录详注集评》第八卷第二十一条,第229、228页。

   (56)“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二程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0页。

   (57)笔者曾以实践意识为视角,比较朱子等理学家与其他同期儒家士大夫的实践论,参见《胡瑗与南宋儒学的实践意识》,收于任锋《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朱子语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卷九十五、一百三十七,第2449、3267页。

   (58)参见张灏:《儒家经世理念的思想传统》;“横渠先生答范巽之书曰: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优者。巽之谓孔孟可作,将推其所得而施诸天下耶?将以其所不为而强施之于天下与?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卷八第二十五条。

   (59)《近思录详注集评》卷八第十六条,第226-227页。

   (60)参见上引注释任锋:《“体乾刚健”:二程政治思想的非常气质》;任锋:《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社会》2014年第3期。

   (61)《近思录详注集评》第九卷第二十六、二十七条,第247页。

   (62)参见张灏先生《儒家经世理念的思想传统》论“治法”部分。

   (6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4章。

   (64)见前引注释文任锋《胡瑗与南宋儒学的实践意识》;任锋:《陈傅良政治思想的厚与薄》,《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3期。

   (65)任锋:《近世儒学思想的政治维度:以叶适为中心》,《国学学刊》2010年第2期。

   (66)任锋:《秩序、历史与实践:吕祖谦的政治哲学》,《原道》2012年,第十八辑,第175-192页。

   (67)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三册,第306页。

   (68)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第261页。

   (69)吕祖谦:《淳熙四年轮对劄子二首》,《东莱吕太史集》,《吕祖谦全集》第一册,第59页。

   (70)关于“政事”的细致论说,见《丽泽论说集录》,《吕祖谦全集》第二册,卷六,第:163页,《门人集录论语说》。

   (71)陈亮:《三先生论事录序》,《陈亮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卷二十三,第254页。《人法》,卷十一,第124页。

   (72)任锋:《时势与公理:陈亮政治思想中的法度观》,《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

   (73)任锋:《叶适与浙东学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维的开展》,《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

   (74)任锋:《重温我们的宪制传统》,《读书》2014年第12期。

   (75)前引注释任锋:《“以法为治”与近世儒家的治道传统》。

(76)叶适、吕祖谦等人在政学传统精神上更显示出与司马光元祐道学的承续。吕祖谦继承中原文献之传,在经史经世之学的结合上、在道文一体方面,在政治取向上,都与司马光一脉有切近趋同的气质。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中指出宋朝议论行事的演变可分三节:庆历、熙宁、元祐。司马光虽然不如范仲淹开济,但是始终守成,在保守派中最为元勋,“独光挽回一世之力以还祖宗之旧,其灼知国家守成之规模,极始尽末,不增宴安有过之病”(第721-722页),胜于韩琦、富弼等人,显见其认同司马光守成规模之调适。褒扬其保守尊祖之义,肯定元祐精神(第728页),“始终用元祐,自无可憾;用庆历不终,乃深可惜耳”(第742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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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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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 , 2017 (5) :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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