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大伟:体系化视阈下婚姻家庭编与民法总则制度整合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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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伟  

   依我国现行法规定,亲属身份关系发生创设或消解的变动结果,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法律事实:一是亲属身份行为;二是身份登记行为。前者是行为人意欲追求创设或消解身份关系的身份合意行为,是实体要件;后者是行为人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其对事实予以确认的行政行为,是形式要件。在现行法的语境下,行为人若欲达到亲属身份关系发生变动的法律效果,须满足上述两个要件,否则不会产生相应法律效果。比如婚姻关系的缔结,除当事人双方具备结婚的合意外,尚需到婚姻登记部门进行婚姻登记,否则即视为事实婚姻或同居关系;婚姻关系的协议解除,除当事人具备离婚的合意外,亦需进行离婚登记。另外,因我国《收养法》不承认事实收养,所以要构成收养关系,除有收养行为外,收养登记亦是必备要件。收养关系的解除也是如此,收养人与送养人除具备解除收养关系的真实合意外,还必须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解除登记,否则不产生解除收养关系的法律效果。

   (二)意定代理能否适用亲属身份关系的两个考量维度

   概而言之,创设意定代理制度的价值在于:一是对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予以最大限度的弥补与扩张;二是对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予以最大限度的扩充与保障。在财产交易领域,行为人或囿于时间、地域之限制,对财产交易事项不能亲力亲为;或因经验、精力之不周,对财产不能有效经营管理。凡此种种,为节约成本、实现财产利益最大化,行为人有委任第三人代为实施相应行为的必要,所以意定代理制度的价值才得以彰显与发挥。但是在亲属身份领域,意定代理是否有发挥其功能的余地呢?以下笔者根据亲属身份关系变动的不同法律事实,分情形予以研讨。

   1.亲属身份行为不适用意定代理制度

   从立法技术角度看,意定代理制度作为人为创设的规则,自然也可适用于身份法领域,但依学界通说,亲属身份行为不能适用意定代理{15},笔者赞同此种见解。身份行为之所以不能适用意定代理,究其缘由,概因意定代理存在违背当事人意志的可能,进而损害身份法益。身份行为是当事人在彼此之间创设或解除亲属身份关系的重要法律事实。如婚姻行为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或解除了夫妻关系;收养行为在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形成拟制的血亲关系;认领行为在认领人与被认领人之间形成亲子关系;等。亲属身份关系一旦确立,即在当事人之间构建起了紧密的家庭生活单位,彼此应相互履行人身或财产上的权利义务。与财产关系中权利义务可由当事人意定为之不同的是,亲属身份关系中的当事人,其权利义务具有法定性的特质,不能由当事人任意变更。另外,亲属身份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应以情感为基础,只有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身份关系才能更为稳定牢固。而情感的培养则非一朝一夕之功,非由当事人亲身交往而不可得。比如当事人之间必经过相识相知,由恋爱到婚姻的心路历程,才会建立起婚姻关系。所以,无论是亲属身份关系的形成,还是家庭共同体的组建,都应慎重为妥,不应适用意定代理制度。

   另外,从意定代理制度运行的机理来看,亲属身份行为的实施亦不得适用意定代理。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实施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归被代理人所承受。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代理行为虽由代理人实施,被代理人亦显名化且相对人亦知情,但行为实施必定反复经过“要约—承诺”这一意思表示的过程。若代理人代为实施的行为是亲属身份行为,因其法律后果是在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特定亲属身份关系,而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因缺乏彼此了解而并未形成维系此身份关系的情感基础,所以我们难以想象建立在以无情感基础之上的亲属身份关系能够维系,且当事人能够从中获得幸福体验。因此,从保护当事人身份利益及构建和睦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角度考量,亲属身份行为不得适用意定代理制度。

   2.身份登记行为应有意定代理制度的适用空间

   身份登记行为是创设或解除身份关系的重要法律事实,包括结婚登记行为、离婚登记行为、收养登记行为、解除收养登记行为等。从身份登记行为发生的机理来看,申请人向行政主管机关提出相应申请,行政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予以审查,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的,则颁发相应证书,从而在法律上对当事人之间创设或解除亲属身份关系的身份行为予以认可。就其法律属性而言,身份登记行为本质上属行政确认行为,是行政主管机关对事实上存在的亲属身份关系从国家行政公权力角度予以确认的行为。也即登记行为仅仅是现行法语境下,国家出于对婚姻家庭事务管理的必要,要求当事人就创设或解除身份关系的事实予以申报,并向社会公示的行为,是当事人创设或解除身份关系产生预期之法律效果的形式要件。而决定当事人是否意欲创设或解除身份关系,乃基于当事人真实合意而发生,此为实质要件。就二者关系看,实质要件是亲属身份关系创设、维系或解除的决定性条件,而形式要件则仅是当事人做出决定后的程式性条件,是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意欲追求创设或解除亲属身份关系的法律效果事实予以行政确认而已。

   毋庸置疑,以合意为基础的身份行为固然不适用意定代理,但引起身份关系变动的身份登记行为是否也不能适用意定代理制度呢?从实证法角度看,我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婚姻、收养的规定,均要求当事人双方亲自到相应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否则不产生效力[4]。但亦存在例外,即对于夫妻共同收养子女,夫妻一方若因故不能亲自前往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可以委托另一方办理登记手续,但委托书应取得相关证明或经过公证[5]。此例外规定为意定代理在身份登记行为中的适用预留了必要空间。既然夫妻共同收养登记行为可以适用意定代理,为何其他身份登记行为却被排除适用呢?事实上,夫妻共同收养登记行为与其他身份登记行为具有同质性,即皆为当事人身份行为发生预期法律效果的形式要件,是对在当事人间建立亲属身份关系事实的行政确认行为。依笔者之见,其他身份登记行为排除意定代理的适用可能性,并无自洽的法理依据。委托他人代为办理身份登记,并不必然损害当事人身份利益。相反,即便由当事人亲力亲为,也并不必然推导出此身份关系的建立契合当事人的初衷。以结婚登记行为为例,当事人共同前往登记部门办理结婚登记,虽具有共同前往办理婚姻登记的外观,但我们绝不能武断地就此认为,该婚姻登记行为必然是当事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因为还可能存在着虚伪表示、认识错误、欺诈或胁迫等表意不真实的情形。既然当事人亲自办理尚不能完全杜绝表意不真实的情况,则法律就无必要苛求当事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共同前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依笔者之见,只要身份行为人具备创设或解除身份关系的真实意思,则在因故不能亲自前往相关部门办理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委托近亲属代为办理,但委托书应取得相关证明或经过公证。如此不仅不违背当事人的真意,而且也能最大化发挥意定代理制度的价值,值得我国相关法律采纳。所以在编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立法者应就身份登记行为可以由近亲属代为办理作出明确规定。

  

五、亲属身份权请求权应有排除适用时效制度的必要及余地


   时效制度是民法上引起主体权利变更的一项重要法律规范。时效依其性质可界分为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前者是指权利不行使的法定时效期间届满,以致权利人丧失其请求权的法律事实;后者是指无权占有人因占有他人财产的法定时效期间届满,致其取得该财产的法律事实。在涉及亲属身份关系的家庭法域,时效制度是否有适用的余地呢?依法理,取得时效的客体为物权,是物之占有人因占有该物持续满一定期间而取得该物所有权。而在身份法域,现代家庭法皆注重维护家庭成员独立人格,亲属身份权的形成和行使皆建立在各成员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而不赖于亦不存在彼此人身依附或隶属关系。比如配偶权系因夫妻双方在具备结婚合意的基础上缔结有效婚姻的事实而取得;亲权固然因子女出生的事实而形成,但现代家庭法坚持保护子女最大利益原则,摒弃父母与子女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陈旧理念,视其为平等的独立主体,且亲权的行使亦得尊重子女,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所以,取得时效在身份法域无适用余地自不待言。惟须讨论的是,诉讼时效能否适用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呢?依法理,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而请求权不独立存在于财产法上。作为身份法的家庭法,当其所保护的身份法益遭受妨碍甚至侵害时,权利人就会向侵权人或人民法院请求侵权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使其身份法益得以保全,这就是身份权请求权。家庭法上广义的身份权除了包括因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所形成的家庭成员间基于特定身份关系产生的狭义的亲属身份权外,还包括基于特定身份关系在家庭成员间产生的身份财产权。如基于家庭成员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家庭共有财产权,或者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权。狭义的亲属身份权则包括夫妻身份权、父母子女身份权、祖孙身份权和兄弟姐妹身份权,有学者将其概括为配偶权、亲权、其他亲属权和监护权{16}。

   那么,亲属身份财产权遭受侵害时,权利人主张保护其财产权利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呢?我们一般认为,亲属身份财产权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家庭法上财产关系的发生虽以特定亲属身份为前提,但本质上仍为财产关系。为确保交易安全,家庭成员应尽快确认已然变化的财产关系或使其恢复至变化前的状态;当家庭成员的财产权益遭致损害时,家庭成员应及时提起诉讼,否则其财产权益将不会得到法律的永久保护,这契合诉讼时效追求效益价值的初衷。因为惟有财产不断地处于流转状态,社会财富才有增值的可能,若使财产所有权长久性地处在不确定性当中,则有悖于交易安全环境的营造,故为法所不容许,即便是婚姻家庭场域中的财产关系也概莫能外。比如,依据现行法规定,离婚后发现有共同财产尚未分割,夫妻一方从发现次日起,应在两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6]。至于狭义的亲属身份权请求权,一般认为应不适用诉讼时效,这是由亲属身份权的绝对权属性及保护亲属身份法益的特殊要求决定的,以下将详述之。

   (一)亲属身份权在法属性上具有绝对权特质

   绝对权具有对世性,除权利人之外的不特定的任何人皆为义务主体,负有不得妨碍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义务。当绝对权遭受妨碍或损害时,为恢复权利人对权利客体的意思支配力,权利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请求义务主体履行其义务或请求人民法院敦促其履行义务。而诉讼时效的主旨在于,一定期间经过后,权利人便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这与绝对权本质相悖,故不适用。学理上也认为,亲属身份权具有绝对权特性{17}。当然,现代家庭法注重维护家庭成员人格独立和地位平等,但亲属间基于特定身份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亦具有相对性特质[7]。言其相对性,是就家庭成员间而言,该权利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言其绝对性,是就家庭成员之外的第三人而言,任何人皆负有不得妨碍或干涉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义务,否则即构成侵权,且此种妨碍或损害的侵权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时,权利人可以随时向第三人或人民法院请求排除妨碍或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比如父母子女间的亲权,因第三人使用非法手段使未成年子女脱离父母的照护,而导致亲子关系遭受严重损害时,父母可以在亲权行使尚未恢复圆满状态前,基于亲权的绝对性及支配性特质,向第三人请求排除妨碍和赔偿损失[8]。且此种请求权在亲权尚未恢复以前,皆可在任何时间向第三人或人民法院主张。

   (二)诉讼时效不符合保护亲属身份法益的价值追求

亲属是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等方式在特定成员间形成的具有一定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比如,夫妻之间具有扶养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具有赡养义务。上述诸义务是具有法定性的生活保持义务,若未得以完全履行,则将陷权利人于不利境地。为保护权利人合法的身份利益,使其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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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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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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