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轲:“新时代”的新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18:26:40

进入专题: 十九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白轲  

  

   那么强教授是怎样指出"整个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写法上就是将哲学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呢?[20]。强教授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实际上对习近平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21]。首先,十九大报告为新的历史时代重新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一框架最终纠正了自晚清和共和国早期以来中国所走的弯路。回想到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强教授注意到了中国人民经历的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分类内涵的演进,即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再到习近平时代的“强起来”[22]。从强教授所称的政治视角来分析这一进程,他注意到了与他所称的“西方文明”相对表达政治思想的历史分化之间的相互咬合,这里提到的“西方文明”即是根植于相对更死板的“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传统之中的[23]。

  

   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区分是否完全让人满意。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24]。这一所有先锋都要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的外部化对于西方基督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都一样,都是核心要素。因为“党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5]。全党各级均必须坚持对上述目标的外部化原则,更重要的是,这一原则是有着一些时代特性的,在党的先锋责任核心之中有着历史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资源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取得胜利。[26]

  

   也正是基于此目标,对历史的划分才能以强教授所论证的方式发挥其作用。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基督教哲学来说都是如此。只要仍愿保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将马克思主义从其目标剥离的中国化进程实际上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思想的中国化,这使得列宁主义事业偏离了其外部化的目标,即那个所有生产力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当然不可能是强教授所言之意。相反,强教授担当起的是把马克思思想嵌入进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重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思想和中国特色二者缺一不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决定论需要认识到特定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时代的先锋队(先锋政党)必须对其所在的时代现实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反应,并带领其人民实现共产主义。强教授对历史周期性的讨论也着眼于这一目标。他在有着终极目标的体系中嵌入了时代与时代间过度的必要性观点。他也用周期化来将核心-集体的二元关系概念自然地植入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变化中[27]。由于强教授对于(代际政治中)权威来源误解的谨慎,他关于代际政治的观点作为更宏观的历史周期化理论的一部分值得深入讨论[28]。这种谨慎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的拥护赋予其正当性”[29]。这一方面揭示了领导人个人可以作为时代的抽象喻体,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时代并不能成为领导个人的投影(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谨慎与对个人崇拜的谨慎一脉相承)[30]。

  

   三、核心与集体——论政治时间的建构

  

   有了这样的理论铺垫,强教授接着就可以讨论如何“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31]。这一讨论的基础是强教授对周期化的判断,即周期化是围绕“思想,方略和时代”的伟大而又有意识的辩证过程的结果[32]。在这一语境下,其部分目标就是找到一种调和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方式[33]。强教授批评了海内外将上述两个时代对立起来的学者们。强教授认为这种思潮在十八大以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即“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僵化的老路’”[34]。强教授指出,习近平在这一紧要的历史关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挽狂澜”[35]。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特定历史时刻具有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责任、面对全球历史转折时代指明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理论建构能力和驾驭国内外复杂局面的能力,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人心,从而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公认的核心领袖,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特征。[36]

  

   此处提醒读者的是,历史时期不仅应当与统治该时期的人紧密联系起来理解,而且应当与对那个时代的形成产生不成比例影响的人联系起来。强教授的观点与许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这尤其让我想起19世纪在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之间的辩论。前者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历史的“伟人理论”(”great man theory”)而后者却认为伟人是其所在的社会的产物,伟人的行为也是深深根植于并受限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37]

  

   强教授的“演变中的列宁主义集体表达,即这种在各级领导层中的集中与民主参与理念的细化,也同样为问题的更多讨论留下了空间。在中国特色集体领导制形式和实践长远发展的语境下,我们可能得出更有意义的观察。”我们需要把强教授的文章(特别是“哲学与历史”一文的19到20页)看作是胡鞍钢教授“中国集体总统制”[38]的细化阐述。不过我们仍有必要保持谨慎,不宜对存在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核心-集体逻辑过度解读,这种逻辑是内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之中的。

  

   四、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共产主义

  

   这促使强教授思考了十九大报告在“中华文明历史”中的位置[39]。这也是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二重定位。文章中的这一部分把强教授的理论框架,即在通过历史时代的理论-行动渐进语境下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中华文明史有机匹配的理论框架,与以十九大报告为标志的时代变化联系到了一起。难题在于,如何把外来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入到中国历史决定论的丰沃的本地土壤中来。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不仅仅来源于要让其对中国具有相关性,更是要保证在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保证其权威性和合法性。这一点不仅针对马克思主义,其范围更广泛,也就是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演化成为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40]。此处关键的任务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世主义嵌入进中华民族的愿景之中。

  

   不过这样的发展路径也有其风险,这在美国从牺牲性的普世主义转向“美国第一”政策的动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能够以一种具体而又独特的中国方式调和起来。不过这一对矛盾的调和可能创造了更大的问题,即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与不仅是对阶级斗争,更是对中国有所活动的所有土地上的人的普遍责任。这是美国在过去数年中学到的颇有些惨痛的一课,并且中美两国在将来都还要为这一课继续交学费。这一挑战可能将是习近平时代和特朗普时代之后的领导人所要面对的。不过若没有认识到这一现实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过度解读强教授在这个部分所作论述的危险之中。在这个层面上说,强教授对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仅把这一论调看做是美国人的创造是不正确的)的谨慎可能是经得起推敲的。不管怎么说,这一论调似乎已成风气,而且这一风气不那么容易被消解。这是我们在读强世功教授既消减又西方化马克思,既增强又中国化统一的论证时应当辅以考量的。

  

   共产主义由此融入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中。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被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伊甸园状态,而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41]

  

   不管动机如何,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仅仅是西方)被解读的方式将会大相径庭。重要的一点是,不论是在不失掉马克思的普世基础的情况下将马克思中国化,还是把马克思中国化到失去其普世传统的程度都是令人遗憾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此处是有一个历史性的风险的。若把强世功教授在本语境下的论点推到一个极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就有可能受到挑战。问题很简单——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强教授的理论可以很轻易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转化为一个现代版的“元朝”,即汉族从事实上消化了元朝的外来文化并使得外来的文化失去了其核心理念体系。这当然不可能是强教授所言之意,不过在论证分析上的确是与其思路一脉相承的[42]。

  

   五、新时代和其中国特色

  

   这也使得强教授开始思考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3],即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三重定位。同样的,强教授巧妙地用基于紧凑分析的历史决定主义铺开了其论证。正如许多理论家一样,他往回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把目光聚焦到了毛泽东和1950年代(全方位)的中苏关系。中国成功的原因被归功于中国从苏联失败学到的教训(这也支撑了强世功教授有关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点),这一教训回荡在中国领导人脑海中长达一代人之久[44]。不过强教授在此处又一次尝试调和带有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逻辑的中国化事业与中国自身的角色二者(之间的矛盾)。简而言之,强教授指出不是中国从苏联学到了什么,而是中国取代了苏联并在新的国际化中承担了其角色。

  

   的确,强教授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对于将其重塑成为新的普世力量来说是必要的。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对习近平时代的定位不能局限在党史、共和国史和中华文明史,而是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进入到全球文明史。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45]

  

   这本身就已经是一段有趣的论证推理。此处的分析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转到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之后又从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转向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一个全新的共产国际可能产生自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是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在人类文明史的尺度上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46]一个中国共产国际的理论基础框架似乎已经清晰可见,其根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其走出去战略——即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和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尚不明朗的是,内生于中国化进程(即一个有力并颇具说服力的中国计划)中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中国化来得到调和。当然,这里的国际主义中国化是不能把苏联共产主义的问题,即沙文主义,带回中国的。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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