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宝刚:为经济新常态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6 07: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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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宝刚  
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竞争力。如果说前40年的改革更多是靠制度松绑而提高了经济效率,那么现在到了一个全面依法治国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新时代,法治更应该起激励竞争、提高效率的作用。

  

三、为科技创新竞争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


   经济新常态中的效率竞争主要表现为有赖于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没有创新经济效率就不可能得以提高,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如何激励创新无疑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激励创新的自然生长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政府的制度性驱动即通过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也至关重要。创新可以自然演进,但那将可能是缓慢的和渐近的,关键是要把握驱动创新的深层次推动力,而不能停留在创新活动本身。传统经济学认为,“技术的变化被视为内生的,并被认为是社会成员在发明与创造上投资的结果”,[18]这样看来制度的影响是不存在的,技术进步似乎是无代价的和自发的。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诺思的结论是,“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19]知识和技术并不能决定人类创新如何取得成功,而制度构成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政治和经济界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20]因此,社会的制度结构是理解创新活动的根本,其中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至关重要,稳定而有效的产权法律制度的激励和保障,使得人们对自己的发明创造成果就具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所有权,就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发明创造的热情和投入,发明创造成果就会呈非线性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并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只有在具备一整套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规则)时,储存于千百万不同大脑中的有用知识才能被开发出来,才能成为人们的最佳能力”。[21]而缺乏产权法律制度保障的创造热情和智力成果总是自发、偶然、个别和非营利性的,诚如波斯纳所说,权利应该赋予最珍视它的人,“在一个没有专利的世界里,发明活动也严重地偏向于可能被保密的发明,正像完全无财产权会使生产偏向预先投资最小化的产品”。[22]

   当代世界的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数量和质量的竞争,知识产权战略也是重要的经济竞争战略,“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即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造、拥有、维持并保护它的知识产权”。[23]目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动力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无论是国家、区域还是企业,能否赢得创新领域的竞争是向经济新常态转型的关键所在,从整体上提升创新竞争能力是推进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注重对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法治化环境、打造创新竞争中的法治核心竞争力是实现创新驱动的重中之重。从推进科技创新的法治逻辑可以看出,科技创新的竞争只是直接的也是表面的竞争,法治的竞争是间接的却是实质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要转换成为作为创新驱动力的法治驱动力的竞争才能焕发出无穷的创新能力,也就是转换为以法治为核心竞争力的“竞争的竞争”才能保持创新的经常和长久,法治是新常态下实现创新驱动的核心竞争力。“当下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需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24]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到了经济新常态下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后则应适时转变为鼓励自主创新的制度或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优化,“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要充分意识到阶段跨越需要的整体性变革,既包括微观逐利的企业需要调整以应对,也要求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宏观经济环境随之调整,使得经济增长路径能够顺利由模仿阶段进入自主创新阶段”。[25]“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实现创新驱动需要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破除束缚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优化创新政策供给。而体制机制创新主要通过法治的方式实现,通过法治创新引领和保障科技创新已势在必然且迫在眉睫,为经济新常态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需要从注重保护经济要素和经济投资到强调保护和激励创新的转型升级,要按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加快完善激励创新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投资融资体制机制、收入分配制度、人才引进和培养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法治必须贯穿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始终,从而激发创新热情,保护创新成果,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四、为市场经济竞争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支配资源分配的自由竞争和由国家进行适度调控的有序竞争的有机平衡,市场经济既不是完全放任的经济也不是完全管制的经济,而要维持这种平衡的基本措施就是要通过法治的调节,法律既要维护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也要维护有序竞争和宏观调控,“市场是个人、团队和机构展开竞争的空间,法治为所有竞争者定出非个人的普适性约束”。[26]一方面,通过法治进一步维护自由的市场竞争。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私人领域的主要社会现象,只有每个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能够自由地竞争,才能够刺激和调动市场主体的激情和竞争力,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法律的重要使命就是要能够维护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机制和环境,“市场的活力有赖于建立起一个法律权利(尤其是财产和合同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和保护的环境”。[27]另一方面,通过法治进一步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带有自身的盲目性、时滞性、局域性、随机性等局限性,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竞争可能会导致不公平和无序的竞争状态,最终在整体上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益,甚至会出现因一己之利和盲目竞争所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此,自由竞争的市场还应该是有序竞争的市场,而竞争秩序的形成与维护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和法治的作用,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我国近年来推进简政放权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但政府仍然有进一步放开管制的空间。有学者统计,由于行政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值占当年GDP的3%至5%,折合成人民币应该是2万亿至3.35万亿元。[28]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从表面上看显得纷繁复杂,但从本质上看则是要回归市场经济的正常规律和一般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当代中国经济正在从以前的非常态快速发展回归到经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常态发展轨道上来,所有经济活动都应当更加遵循常态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同样适用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方式,进入经济新常态就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和环境。经济新常态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会引起法律的变化,“在思考市场经济与法律发展的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当有什么样的法律或者法律应当是什么样的,更重要的是科学地分析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特点和法律发展的现状,在现实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把握市场经济与法律发展的互动关系”。[29]我们今天要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基础上进行法治建设,创造和维护自由与秩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要依法继续放开市场“无形之手”,法治创造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创造财富,把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交予市场,让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为市场潜能的最大化发挥保驾护航,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事项,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法规有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不应干预,法治为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注入润滑剂和保护层。另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更加需要根据新常态的经济特点进行适度宏观调控,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并能够将这种宏观调控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为此需要在法律戒尺严格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这也意味着今后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将从过去突出强调需求侧转变到更加重视供给侧,法治要紧紧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适时进行创新和供给,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法治引领和保障。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走在前列,首先就要在法治建设上走在前列”。[30]


五、为区域经济竞争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

  

   法治核心竞争力是比较而言的,区域或地方之间可以作为比较的单位,高水平的区域法治环境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法治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元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制动器的角色”。[31]这样就使得区域法治建设的意义重大,诚如张文显教授认为,“区域法治发展对于调整、保障、引导和服务区域内的五大建设,协调法治区域内的利益关系,促进区域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法治区域内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32]在全国竞相发展的形势下,区域经济竞争已经越来越演变为发展环境竞争,面对激烈的竞争态势,唯有优化发展环境才会在新一轮发展中占据优势。优良的区域法治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法治竞争力的总体状况来看,有学者对不同区域法治竞争力的具体指标进行了研究,从十年制度竞争力平均得分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达的中等城市得分高,这说明这些城市在制度创新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而中西部内陆城市平均排名比较靠后。[33]从我国每年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来看,其所建立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宏观经济竞争力等九个方面,从近年来的竞争力排名变化趋势看,省区域竞争越来越表现为“软动力”的趋强,与法治相关的政府作用竞争力、统筹协调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等指标普遍提升较快,已经成为一些省域提升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动力,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综合竞争力强的省份,在政府作用等方面分值都相对很高。但总体说来,法治在区域竞争力中的显示度和重要性等还没有能够得到充分重视。

在新常态发展竞争中作为制度性要素的法治应该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是我国每个区域或地方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谁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谁就会在未来的开放发展和区域发展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谁没有能够在认识和行动上跟上步伐,谁就可能在今后的竞争中甘拜下风,“拥抱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让法治环境成为经济竞争发展中的核心要素”。[34]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区域竞争必须聚焦法治这个核心竞争力,以法治第一保障更好服务发展第一要务。区域法治化不仅仅是提升区域的法律品质,更是越来越成为该区域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理念正在为不同区域所重视,多个区域都提出了要重视法治的核心竞争力作用,这一理念的提出与强化势必更加有力地促进相关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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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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