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改革开放与中国比较法学的成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3 23: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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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 (进入专栏)  
区块链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可用于创建新的经济模式、政府管理方式以及社会合作形式。例如,在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区块链技术可用于公民信息保护、公民身份认证、政务公开、税收监督以及公共保险资金监管等;通过公开透明的数据和资产等信息共享以及公民参与和监督,可以减少腐败、欺诈、错误,重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用。在经济领域,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物联网中,实现万物互联,可以使资产管理和交易智能化。

   区块链网络中所内嵌的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展,会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可编程社会,而这会深度影响和改变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而会改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首先,在一个网络全面覆盖的可编程社会,生产与生活、生产与消费、生产与管理的界限会逐渐模糊,甚至可能会融为一体。其次,在信用具有保障的情况下,协作主义的人际合作将会取代人际防范、博弈和对抗的个人主义价值,并将超越国家主义的价值。国家主义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姿态,为人际合作提供信任担保,但这种保证机制成本很高,且具有官员寻租和政府滥权等负面效应。与此同时,合作主义的共享经济超越传统所有权观念,使用开始重于占有,共享和责任的概念可能取代传统的权利与义务范式,而作为现代法范式的主体性、个人自治和意志自由概念,都将受到冲击,并根据协作主义的价值进行重构。与传统时代不同,在信息时代,一个人拥有普通数据及其数据产品,他人可以同时分享,而这并不影响该物所有人的权益,在合理付费的情况下,甚至会增加他的收益。因此,信息时代所有权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重视所有权到使用权”正在“转向一个灵活积累的体制的过度”。 过去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观念以及公与私的界限,都会发生改变。共享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资源共享,而且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在这个方面,中国许多城市共享单车所带来的益处,令人印象尤其深刻。最后,社会各个维度的网络化,代码在稳定社会的规范性期待方面,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范围取代法律,通过代码和应用程序而嵌入的智能合约,以其自动执行实现“不能违约”,使法律所追求的“不敢违约”的信任保证机制相形见绌,也将使传统合同法上的一些违约防范和救济机制成为蛇足凤角。对于这种通过代码设定的内在技术规则,人们一旦参与相关的“游戏”,就无法违反,不同于以事后惩罚作为保障的外在法律规则。

   第三,我们都知道,现代法律的基本范式是基于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然而,生命科学的晚近成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构成了挑战。

   首先,生命科学关于人体和意识的研究揭示,人的意识并不是独立于物质的灵魂,而是特定基因构造促使大脑出现的某种电化学反应。意志受到欲望的驱使,并不自由;欲望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动力,在意识之流中起伏不定,变来变去。换言之,科学家打开了智人头脑的黑盒子,既没有找到灵魂,也没有找到自由意志,只找到基因、激素和神经元。 另一方面,具有物理结构的人体,也不再仅仅作为物质客体,而同时被作为信息模式,是对基因信息的表达。

   其次,人体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是细胞合作的集合体,每个细胞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大脑有左右之分,各自侧重不同的功能;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可分为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体验自我是参与和经历生活过程中的具体感受,叙事自我则是事后对体验过程的重构和回忆。叙事自我从感觉中寻找峰值,从混乱中寻找秩序,从结果中重建过程,实际上是有选择地回忆某些体验和经历,只记得体验的高峰和终点者,并把这两者相加作为体验的平均值。

   最后,每个人都置身于社会之中,必然受到既定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的影响,甚至无法抵御时尚潮流。某人虽然可以逃离社会,彻底与社会隔绝,但这种做法却与人的社会属性相悖。某人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戴上“专注头盔”,有选择地隔绝某些声音,接受某些声音,但又无法确定屏蔽哪些声音,接受哪些声音。实际上,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与其他生物一样,也是算法;人工智能可与意识脱钩,智能甚至比意识重要,而意识则可有可无;算法比自己更了解自己,会为一个人更好地做出大部分重要的决定。 这样一来,作为现代法律的基本预设前提的个人自治和意志自由,似乎都成问题。

   历史上,人们通常认为,人与机器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控制论之父维纳就认为,从信息的角度讲,人类与机器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时许多美国人的身体都由于某种原因植入了人工器官或其他机器部件。从这个角度,维纳指出,当时美国人-机链接的人口比例已经高达10%。他预测,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链接与沟通,势必要在社会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维纳还预言了机器学习的潜能和人机互联的发展前景。晚近控制论和生命科学结合,在人-机互联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有关研究成果表明,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学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换言之,如果把信息视为无形之物,则可与物质分离,信息可与载体分离,而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看,信息与实体的分离不可避免。这样,一旦信息可以摆脱人体载体,把人的意识下载到计算机内,人-机结合就不是难题。从人工智能技术的角度,可以把人理解为一种信息模式,人的思考模式和代码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早期,控制论一直在模拟人体制造机器,机器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后来,研究者从信息的角度来思考,发现计算机代码不仅仅模拟生命,智能机器本身就有生命。这样一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人和机器都是信息处理器,而人-机同源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虚拟实境的虚拟现实可与日常生活的现实等量齐观,因为前者运转时根据的规则,在最基本的编码水平上,与支配人类神经功能的规律相一致。实质上,生物机体是代码,代码也是机体。随后,研究者开始反转“机器是人”的拟制,认为人类就是神奇的机器。换言之,在人工生命范式中,机器变成了用来理解人类的模型。总之,晚近的有关研究进一步与揭示,生命是信息载体,生物与作为信息载体的智能机器一样,都是算法,区别在于人类是以碳所表现的算法,而智能机器则是以硅所表现的算法。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采取抵制的观点已经很少。就接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观点而言,总体上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人本主义阵营,二是数据主义阵营。人本主义内部又分为四种主张。(1)技术风险论认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潜在风险,应保持高度的警觉。一些科幻小说和影视作品都从这个角度,描述机器对人类带来的风险,甚至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但在关键时刻,人类总是通过合作、信仰或爱情力量,或依靠个别英雄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最终化险为夷。(2)技术有益论认为,人—机同是自由主体,技术作为扩展自由的手段,并不会颠覆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会有益于人的自由和发展,人工智能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工作,甚至在许多领域代替人类工作,提供更多的劳动成果和生活资源,使人有更多的闲暇和娱乐时间。(3)技术解放论认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人类自身,可使人类摆脱或超越固有的某些生理局限和遗传弱点,从而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真正进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状态。这种技术乌托邦在许多科幻小说中得到了反映,例如在贝尔的科幻小说《血音乐》中,研究者弗吉尔在把芯片与细胞相结合的实验中,失控的实验结果导致细胞自我学习和不断进化,开始溶解人体,结果使人摆脱了肉身的负担,并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隔阂,人以细胞的形式进入一种比现实人类更加自由、平等和博爱状态,甚至获得永生。 (4)技术决定论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会使大部分劳动都由机器人完成,不但医生和律师失业,就连作曲等艺术性工作,也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因此,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成为多余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则变成无用的废人,或作为人工智能的辅助劳力。其结果,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将把大多数人挤出就业市场,另一方面是掌握和控制技术的人将成为超人或神人。这样一来,人类多数的个体就没有价值,芸芸众生只有在整体是作为神人所控制的人力资源,才具有类似机器一样的使用价值。按照这种思路,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人类社会将变成少数精英统治多数大众的“技术利维坦”和“人工类蚂蚁窝”。

   在以上四种人本主义的技术观中,只有第四种观点虽然仍然属于人本主义,但结果却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相悖。相比之下,数据主义的技术观更为激进,不仅颠覆了以自由和平等旨向的个人主义,而且颠覆了人本主义。

   数据主义认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和电子算法,只要我们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智能机器就会远远胜于人。因为数据的流动量之大,并非人所能处理,这项工作只能交给超过人类大脑的智能机器和电子算法。 维纳曾经认为,机器的危险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控制其余的人类,尤其是政治领导人利用机器控制人民,但机器对社会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机器自身,而是来自被人利用。 在维纳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很低,机器控制人类的现实危险并不明显。随着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智能机器已经具备了自主学习的能力。智能机器通过自主学习,在信息储存和算法上战胜了人类最佳棋手。这个事件暗示,智能机器的算法在其他方面也会逐渐超过人类的智力,甚至未来会控制人类,可能使人类陷入机器所控制的《黑客帝国》之中。实际上,在数据主义看来,“智人就是个该淘汰的算法”。

   另一方面,在进化过程中,黑猩猩链接的信息沟通网络,容纳的个体数量有限。智人之所以胜出,主要在于能够通过宗教、国家和货币等虚拟机制,形成更大的信息交流网络与合作群体。在信息时代,信息最大化是数据主义的诫命之一。数据信息流的激增,信息扩展的范围将无孔不入,无远弗届,从人-机互联到万物互联乃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物联网的扩展过程中,一方面,生物计量装置、仿生器官和纳米机器人置入人体,人体机器化。另一方面,信息网络可能从地球向外扩张,扩展到其他星系乃至整个宇宙。届时,人类将被并入这个万物互联的系统,由万物互联的创造者功成身退,转变为这个宏观数据宇宙网络系统的联系媒介和结点。在计算机宇宙中,信息为王,而人类将被数据所吞没,消融在数据中,“‘个人’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系统里的微小芯片”和“数据流里的一片涟漪”。

总之,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可能后果,无论是主张技术决定论,认为控制技术的少数精英将统治大多数无用的大众,还是认为结局将是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走向终结,人类将进入受到机器主宰的后人类社会,消融于数据之流,淹没于信息宇宙之网,都为时尚早。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才起步不久,许多关键的技术还有待突破。即便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实质性突破和广泛应用,我们也不应认为人工智能无所不能,一定会导致少数技术精英控制多数大众,或智能机器控制人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正在带来的挑战和潜在影响,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实际上,就人工智能对于法律的影响而言,法学界许多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颇具启示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更多集中在微观层次,例如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保护网络隐私和信息财产等。我们以为,新科技对于法律的影响,主要在于对传统法律范式的挑战。胡凌博士、鲁楠博士和余成峰博士等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思考,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基于上文所描述的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笔者认为,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法律,对于现代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法范式提出了以下挑战:(1)当有关生命科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上现代关于人的一些基本预设,如自我统一性、自主性以及自由意志等预设,建立在这些预设基础上的法律原则和命题,以及从这些原则和命题所引申出来的法理范式和宪法、民法和刑法制度与规则,是继续视为理所然,还是应进行某些调整抑或彻底重构?(2)在信息和网络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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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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