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康有为伪造阔普通武的戊戌奏折了吗?——兼论戊戌时期君主立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1: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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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  
语焉不详甚至巧言善变原本就是特性之一,对其评价需要一分为二,更要防止矫枉过正。

   康有为、梁启超在是否设立议院问题上的欲说反休,最终转向了试图设立具有议行合一特质、类似日本近代特别内阁模式的制度局,这种从民主到开明专制的复调式变化,从儒家传统看,所谓“假君权以雷厉风行”正是其“得君行道”理想的实现方式,这种“得君行道”,无论上古的孔子、孟子,还是中古的朱熹、陆九渊,乃至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可谓儒家一以贯之的历史理性选择。从方法策略看,反映了康有为从理想进路到历史进路的转变,前者乃模仿立宪国家的既有制度进行建设,后者则模仿立宪国家的历史经验进行制度建设,其糅合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与近代西方政治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设计与诠释,制度局的方案可谓这种近代今文经学方法的产物。

   由于制度局的方案胎死腹中,其所承担的立宪任务自然无法完成,当时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也更接近于中国古典的含义而非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从这个角度讲,戊戌时期并没有君主立宪。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对某一历史事件或者时间节点进行定性判断,而是将视野放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康氏的制度局与后来晚清新政中作为宪政中枢机构的宪政编查馆颇为相似,而晚清新政的种种措施,官制改革为先也好,学习日本法政亦然,皆在康有为的改革方案之中。从这个角度讲,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应该有与晚清新政对比参照的方法自觉,才能有更客观公允的评价。康有为作为时代的先行者,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早期更多地被讥为异端学说,后来则被贬为陈腔滥调,甚至未曾享有这两极之间短暂胜利的喝彩。

   从1898年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到1911年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从1896年的《古议院考》到1901年的《立宪法议》,恰好反映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近代政治话语的关键词从“议院”转向“宪法”。以是否有“议院”为标准区分君主与君民共主的政体类型学说(君主、君民共主、民主),被以是否有“宪法”为标准区分专制与立宪的政体进化学说(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所取代,在立宪具有正当性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晚清中国而言,面临的是先有宪法还是先有议院的问题,而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的标题在两者次序上已经给出了他自己,同时也是晚清新政时清廷的答案:

   “大凡立宪自上之国,统治根本,在于朝廷,宜使议院由宪法而生,不宜使宪法由议院而出,中国国体,自必用钦定宪法,此一定不易之理。故欲开设议院,必以编纂宪法为预备之要图,必宪法之告成先行颁布,然后乃可召集议院。”

   从戊戌变法到晚清新政的这段清季立宪史,如果放在近代以降的立宪历史长河之中,可以引发两个方面的思考,一个是立宪之前与立宪之后的关系问题,即中国的立宪实践如何提炼出自身合理的经验与理论,从而有效地回应中国问题,指导、维护宪法的秩序,一个是宪法权威的保障问题,即从君主立宪转向民主立宪之后,当宪法没有皇权依附时,如何有效地树立起宪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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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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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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