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喜恒:以威胁方法取得口供的排除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18-08-14 07: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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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喜恒  
被追诉人至少应给予某些最低限度的保障,其中不对其施予强迫供述手段令其作出非自愿供述为此种基础保障的内容之一。这种最低限度的保障对于公民个体而言,是其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16]刑讯逼供及其他具有同等致人身心痛苦效果的取证方式本身不仅不文明甚至还可能构成违法犯罪,从而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应当禁止,其所取得的证据也理应予以排除。这种考量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对于供述真实性的依附,通过威胁方法获取的供述即使是真实的,也应当排除。

   随着人权观念的不断增强,是否排除非法获取的真实供述对法院而言是一个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两难选择。排除证据,意味着发现真实功能的削弱;不予排除,则人权保障无从实现。美国法上较早完成了这种脱离真实性而转向人权价值面向考虑的蜕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清楚地表明了其将贯彻反对拷问和以暴力相威胁的原则之后,此后审查的案件超越了可信性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警察所使用的方法在一个重视人的尊严的社会里是否是可以接受的。[17]在196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已在判决中将自白的任意性与真实性完全分开,不再关注供述的真实性对自愿性的影响,称“正当程序不允许法院适用‘考虑可能的真实或虚假情况的法律标准’来解决以自愿性为由而受到质疑的供认的可采性问题。受到质疑的供认为真的证据与对自愿性的审查毫不相干”。[18]

   4.从维护司法公正角度而言,威胁的取证方法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内在合理性,损害了司法声誉。

   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必须保持正直性和纯洁性,司法人员应当率先垂范模范守法而不是执法犯法,否则就会破坏社会法治秩序和公民法治信仰的根基。因为从一般社会心理而言,一个肆意践踏法律的政府(包括司法机关)没有资格要求公民遵守法律。在美国,排除非法证据的理由也包括了遏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和保持司法正直性的要求。早在1914年的威克斯诉美国一案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已明确指出“倘若法院允许违反法律规定而进行非法讯问取得的口供证据在审判中作为给被追诉人定罪量刑的依据,则法院自身的正直性将受到损害,而且将进一步影响公众对法院的信赖,因此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供述证据,维护司法正直和权威。”[19]这种对于司法正直性、司法权威受到破坏而造成的司法声誉崩坏,远远超出了采纳威胁手段获取证据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必须进行取舍。[20]德国法院虽对排除非法证据能遏制非法行为的说法不以为然,但认可“干净的手”理论是非法证据排除理由之一,即“在法治国度里,法院只有遵守了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规则,才可以判决被告人有罪;这就意味着法院不能使用‘被污染的’证据。”如果法庭在定罪判决的过程中有违反程序法的情形,那么刑法的一般预防(教育性)功能就不会实现。[21]

  

三、威胁方法取得口供的审查排除及案件处理


   对威胁方法取得口供的审查从侦查起诉阶段就开始了,侦查预审部门和检察机关都有审查和排除的权力。在审查时,除威胁内容、威胁程度这两个要素外,还应特别注重结合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判断。零碎的、偶发的严词厉色和只言片语也可能具有威胁的效果,但往往不足以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而与刑讯逼供等存在密切联系的威胁更容易给犯罪嫌疑人造成精神上难以忍受的痛苦,所具有的精神胁迫程度也更高。总之,是否排除威胁方法取得的口供应当视个案整体情况具体对待。公诉机关审查后可以排除相应口供,认为合法性没有问题的,则可能要面对法庭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合法性问题的“指控”,并承担证明口供取得合法性的责任。根据《排非规定》第7条、第11条的规定,法庭经审查对被告人审判前的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通过综合全案情况进行的判断,依法作出是否排除的决定。

   本案即存在着刑讯逼供的嫌疑和明显的威胁,法院经过调取体检表、出入所记录、讯问录音录像等相关证据,排除了相关口供。法院审理期间,由于被告人吴某某提出在进入看守所之前即被刑讯逼供,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公诉机关提交了被告人吴某某看守所入所健康检查登记表,法院调取了被告人吴某某行政拘留期间的出所审批表、拘留所值班记录表等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还提供了被告人吴某某在看守所时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其中包括吴某某多次供述其多次向陈樑等多人贩卖毒品的内容)、2014年10月1日第一次讯问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看守所入所健康检查登记表上记载被告人吴某某在看守所入所体检时有“双足踝部软组织肿胀、头额部软组织肿胀(自残)”等体表伤情,拘留所值班记录表中显示被告人吴某某在拘留所被行政拘留期间曾数次被带出所,且曾至医院检查身体,故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在被告人关押至看守所以前有刑讯逼供的嫌疑。因此,从本案的整体情况来看,被告人吴某某在被押至看守所之前即遭受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较大,结合公诉人提供的2014年10月1日看守所内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对被告人吴某某使用明显违法的威胁性语言(具体内容前已分析),且该讯问笔录记载的被告人供述内容与录音录像内容不一致,故法院认为该威胁行为符合《排非规定》并予以排除,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相关供述排除后,当然还可以重复获取,这种重复性供述也并非一律予以排除。根据《排非规定》第5条、《法院排非规程》第1条第2款的规定,只要更换讯问主体并再次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法律后果,而被告人仍自愿供述的,这种重新采集的供述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其余几次被告人在看守所中由侦查人员所作的笔录,亦提出系非法取得要求排除。法院考虑到涉及有罪供述的笔录均由上述相同侦查人员制作,且公诉人未能提供同步录音录像,均未予采信,就是对于这种重复性供述的排除。但是对于起诉阶段的讯问笔录,系检察人员重新告知犯罪嫌疑人相关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后其仍然作出的认罪供述,法院就进行了采信。因为讯问主体变更后,具有一定人身属性的威胁行为,其危险紧迫性已经解除,犯罪嫌疑人的精神意志恢复了自由自主。最终,人民法院依据被告人吴某某在检察机关所作供述和其他在案证据,对被告人吴某某作出了有罪判决。笔者赞同这一处理。

  

四、拓展:威胁方法与引诱、欺骗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将威胁、引诱、欺骗与刑讯逼供并举,是很多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立法的通例,这主要是着重于其行为的非法性质和共同的排除后果。但实际上,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四种方法侵犯对象不完全相同,侵权程度也是依次递减。刑讯逼供方法直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和意志自由权,威胁方法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实施强迫、引诱、欺骗方法则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22]对照我国《刑事诉讼法》50条和第54条的规定,引诱、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是否应被排除,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主要是因为二者没有明显对人权造成侵犯,也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意志自由造成胁迫,与侦查策略的界限不明,因此立法采用了这种“严禁止、宽排除”的方式。

   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只要不触碰公认的社会道德底限,客观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容忍度。与其他国家一样,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逐步消减了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刑讯逼供现象,但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不再有任何暴力—那是历史。……和气地去犯罪嫌疑人那儿获得你想获取的,或者利用其家庭成员施加压力—威胁把他们的孩子带走或者牵涉他们的妻子……会更加有效。”[23]这种心理很有代表性,而实践中威胁、引诱、欺骗的交叉使用效果也还很“好”。[24]这也许是因为,在心理上,与伴以威胁的(不当)承诺相比,单独的宽大处理承诺对一个人决定供认的说服力要小得多;当承诺与威胁相伴,那么犯罪嫌疑人就有了供述的实实在在的供述动机。[25]对此,我们的基本态度应当是,不得超出法律允许范围进行威胁和引诱,不得触碰社会道德底限进行欺骗。如果对威胁、引诱、欺骗三种方法作一个一体化的考察,也可以简单归纳说,不得以损害口供真实性和基本人权为代价进行威胁、引诱、欺骗。

   司法裁判对威胁、引诱、欺骗方法的容忍度相对较低,但也应严格遵循程序法规定,同时将社会容忍度纳入考虑因素范围。排除非法证据在各国都是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虽然在基本上我们肯定排除非法证据的价值,但是并不意味着鼓励滥用该原则,为排除而排除。因为“使有罪的人得到公正审判”也是我们刑事司法的基本要求,是衡量一个刑事司法系统能否良性运转的基本指标。特别是对于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口供,除《排非规则》和《法院排非规程》明确规定的之外,是否排除必须结合全案情况综合衡量。国外也是同样的作法。在德国,如果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查明真相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被告人的利益,证据仍然将被采纳。[26]美国法上也在不断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更多的限制和例外,近来甚至已将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确认非法取证行为的必要条件。[27]还有本文提到的“司法声誉”因素,滥用非法证据排除,同样会对司法声誉造成损害,而且案情越重大其受损也越严重。因不当排除了证据而使有罪之人得不到应有惩罚,并非法治社会应有的现象。所以,必须依赖法院法官的业务能力与道德素养,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发现真实与规范程序之间进行周密权衡,并作出职业判断。同时我们也反对过分考虑社会反应的因素,社会公众对不同个案的热情和认知是流变的,而法院的司法行为则应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有国外学者指出,“不论你对排除规则的优点或原理作何想法,我们的研究表明了公众关于证据可采性的意见有着多面的、复杂的特性。对证据排除的支持程度,视一些因素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在这一点上,很明显:任何支持或反对法官凭借假定坚实的公众意见来(排除非法证据)的观点,都必将遭到驳斥。”[28]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依据明确的程序法规定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另一方面在现行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尚未覆盖的区域,对于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口供的具体处理办法,尚需结合具体案情继续实践探索和深入理论研究。

  

   【注释】 *冯喜恒,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员,法学博士。

   [1]邵羲:《1911年刑事诉讼律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2]陈光中主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事实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3]有学者指出,标准不好界定的原因恰恰是长期以来司法实践根本没有尝试去界定,因为籍此取得的证据在法院审判中照单全收。参见张建伟:“在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法律价值”,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4][英]杰奎琳•霍奇森:《法国刑事司法—侦查与起诉的比较研究》,张小玲、汪海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5][美]佛瑞德•E.英鲍、约翰•E.莱德、约瑟夫•P.巴克利、布莱恩•C.杰恩:《刑事审讯与供述(第5版)》,刘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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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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