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人物、人际与人机关系——从伦理角度看人工智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22: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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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传统的社会伦理一向是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现代伦理学近年则开始比较系统地反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未来的伦理学大概还需要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纳入其考虑范围。这主要是因为人赖以获得对其他所有自然物的支配优势的智能,将可能被机器超越。关于人机关系的伦理思考,一种思路是倾向于做减法而非做加法,即优先和集中地考虑规范智能机器的手段和限制其能力,而不是考虑如何设定和培养机器对人类友好的价值判断,亦即尽量将智能机器的发展限制在专门化、小型化尤其是尽可能的非暴力的范围之内。

  

   伦理是有关生活价值与行为正邪的探讨。而无论生活还是行为,都是在人的关系中展开的,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关系的世界。这些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超越存在的关系。今天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情况,就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使一种新的物——智能机器也出现在伦理思考的范围之内。

   继人从自然、从物中分离出来后,一种新的存在也有可能再分离出来。这种新的存在既是物,初始又是人创造的。它结合了人与物的两方面性质。它是不是有可能取代人目前所取得的“超级物种”的地位?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提出的最大挑战。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这里主要从伦理的角度探讨对人机关系的认识,探讨人们对目前的智能机器能做些什么,能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基本伦理思路与规范。

  

人与物的关系


   世界上除了人,还有物。人本来也是物,现在也仍然还可以笼统地归于物或者说一般的存在。但如果从人的特性,从人的能力、意识、道德而言,人就可以区别乃至对峙于地球上的其他所有物。这样就有了人与物的关系,但人与自然物的关系长期以来并没有纳入道德的理论系统中来考虑,没有成为一种道德理论或生态哲学的体系,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发生改变。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时间长度来回顾人与物的关系的历史:地球史、生物史、动物史、人类史和文明史。前面的历史包含着后面的历史。当然,前面三种只是一种人类的史前史,只是方便我们看到人类的自然来源。

   人猿揖别,人先是直立起来,就腾出了两只手,手的拇指能与其他手指对握,就能够握持和制作工具;火的发明使人能吃到熟食乃至保存,它促进了脑力的发展,而且人工取火还能成为生产的工具,如利用火把来驱赶和烧死动物。人从一开始大概就是群居动物,有了意识之后更懂得分工合作。

   二三十万年前出现的现代智人,还在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石器时代就已经造成大量物种的消灭了,他们用火把、呐喊、石块、木棒等,利用分工协作的群体力量,将其他动物驱入山谷,使之大量死亡,真正吃下去的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狩猎对象首先是一些大型陆地动物。

   很长时间内,人对天空中的鸟和深水中的鱼都不太能够顺利地把控,他们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甚至对微小生物也不如对大型动物有办法。根据近年的研究,智人大致是从东非出发,后来分别到了亚洲、欧洲、澳洲、美洲。而他们走到哪里,就造成那里的一些大型动物迅速减少甚至灭绝,甚至一些原先的人种也消失了。

   这大概是人与物的关系的第一阶段,即他从其他动物中脱颖而出,能够借助工具和智力来与任何一个物种甚至所有物种对峙与抗衡。第二个阶段则是从仅仅一万多年前的人类的农业文明开始。人在文明史的阶段,逐步变得不仅能够抗衡,而且能够支配其他所有的物种,成为地球上的主人。

   他获取食物和能量的方式,开始从以采集狩猎为主转到以种植畜牧为主。他不仅利用无生命的物体如石块作为工具,也开始利用其他的动物作为工具了。他利用畜力来延伸和扩大自己的体能,不再只是获取现成的自然物,而是通过改变自然物的形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各种栽培的作物、驯养的动物,都不再完全是原先的样子了。

   人开始以越来越大的社群定居,经济生活有了稳定的预期,可以养活少数的有闲阶层来专门从事文化的工作,直到出现城市、文字、金属工具和国家,乃至出现轴心时代的精神文明。

   到了近代工业革命又是一个飞跃,人发明了蒸汽机、内燃机、电力,人利用煤、石油等自然资源,设计和大批制造了各种机器,极大地增强了人征服自然的能力。人在农业文明时代对自然物的改造,多少还能够看出原来的模样,工业革命时代的产品,就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人大大地改变和提升了各种获取食物和能量的方式。这各种各样的人造的机器已经不是自然物了,但却还是没有自身智能、不能自我学习和独立改进的人造物。人真正成了地球上所有自然物的主人,他能够轻易地战胜所有其他物种或其联合,能够移山填海,改变自然界的面貌。

   那么,人是依靠什么达到这一切的呢?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体能并没有什么长进,在某些方面可能还退化了。人迄今在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等方面还是不如地球上现有的某些动物,但他却完全可以支配它们。他使它们就范所依靠的当然不是他的体能,而是他的智能,是他的智能所带来的具有极大优势的暴力和强力。人和其他动物之间自然也就处在一种很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只是到近年人类才稍稍有所反省和补救,但这种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并不可能改变。

   人依靠他的智能,可以大大扩大和延伸他的体能,甚至完全不用自己的体能而办成他想办的事情。人哪怕开始只是比其他动物似乎稍稍聪明一点,也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差距。智能贯穿人类进化的始终,今天看来更是独领风骚。这里所说的“智能”自然不是人的意识能力的全部,而主要是指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控制能力,人另外还发展起一种试图认识世界之根本、人生之意义以及审美、艺术等诸多精神领域的能力,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平等的缘由和本质差别甚至更多地是来自这些方面。但控物的智能却是人类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和支配力的主要依靠。

   当人类进入文明阶段,有了劳心阶级、国家和语言文字之后,智力则有极大的、飞速的长进。于是我们看到了加速度乃至指数速度的发展:地球有约40多亿年的历史;生命有30多亿年的历史;动物有约7亿年的历史;人类有近300万年的历史;现代智人有20万年的历史;文明有1万多年的历史;国家有5000余年的历史;工业革命有300年的历史;而新的或可称作“智能革命“的高科技文明则大概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人只是到了文明阶段,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有了明确的“人禽之别”的意识,才有了一种实际上存在的道德关系。但是,对人与物的道德关系的系统认识和有意识的调节,还要到文明的更高阶段。而且,即便是文明阶段的人和人之间,还有时重新堕入那种动物般的生存竞争的状态,这时对双方几乎都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很难对其中的一方做出赞扬或谴责的道德评价。但这可以说是非常状态,对为何堕入这种非常状态,还是可以做出道德评价并进行各种补救和调节。

   对人与物的道德关系的调节,必须首先解决一个“道德地位”(moral standing)的问题。人在征服其他物种尤其是动物的过程中,并不理解其他动物的全部感情和感受,甚至没有尝试去理解。他也不是对它们怀有恶意,人捕获它们、吃掉它们,并不是出于憎恨。人和人之间毕竟都是有自我意识的,但动物、生物乃至其他一切自然物没有这种自我意识,无法成为道德的主体。但人是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们呢?它们是不是还能获得一种得到人的道德对待的地位呢?这种道德地位的根据是什么呢?

   对这种道德地位的根据的问题,各种生态伦理学理论有一些不同的回答。但大都认为,其他物种或物体也具有它们内在的、固有的或天赋的价值。其他物种或物体虽然没有意识,不是道德的主体(moral subject),但它们因为具有这种内在价值,也应当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moral object)或者说“道德顾客”(moral patient),而人也应该成为对它们进行道德关照的代理人或代理主体(moral agent)。

   当然,除了“道德地位”,还会有一种“道德重要性”的考虑。即均获得一种需要关照的道德地位的其他物种或物体,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道德重要性。比如动物看来就因其具有感受性而应获得更大的关照,像虐待动物就应该首先在排除之列,其次是有生命的物体,再次则是无生命的其他所有物体。当然,也可以将整个的自然环境视作一个生态系统来考虑。

  

人与人的关系


   伦理学的中心,尤其是传统的伦理学可以说主要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即人际关系。对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容易仅仅理解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尤其注重亲人之间的关系。但广义的人际关系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或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比如一个人与亲人、朋友、熟人、生人的各种关系;第二则是个人与各种群体,诸如因地域、种族、文化、宗教、政治乃至兴趣而结成的大大小小的群体的关系,这里最重要的还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第三则是人类的各种群体与群体的关系,这里最重要的大概也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还有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而在人类世代之间甚至还可以说有一种“代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是不是大致在进步呢?采集狩猎时代的人结成小的原始群体,内部非常平等,但对外部的其他人类原始群体则相当暴力或者说残忍(如果说能够用这个具有道德意味的评价词的话)。农业文明阶段则出现了国家,在各个政治社会之间还是有相当的冲突,但不是像原始时代那样你死我活了;在政治社会的内部则更加温和与和平了,人们通过政治秩序更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与生养,但这是建立在某种等级制的基础之上的。到了现代社会,道德调节范围不断扩大:所有的人都被视作平等的个体,虽然从生存平等、人格平等到基本人权的自由平等,也有大段的曲折。

   而暴力的减少也是一个总体的趋势,虽然也有曲折乃至大的波谷,像20世纪上半叶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内战、骚乱,但二战之后的总体发展是暴力大幅减少,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迅速发展的国家内部,我们甚至看到它延伸到家庭和学校,霸凌和体罚等都呈现日趋减少乃至禁绝之势。人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如食物、医疗条件的大幅改善,瘟疫的趋于消灭,人的预期寿命普遍增加。道德调节的范围乃至扩展到所有生灵和自然物——虽然在要求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这种人物关系的改善或也可以说是人际关系改善的一种延伸。

   如果我们以暴力与平等的两个标准来考察人类道德的进步,那么在暴力方面大致是一种相当平滑的线条:在人类的前文明阶段,或者说采集和狩猎的阶段,暴力是相当频繁和残酷的;在农业文明的阶段,暴力减少了;在工业文明的阶段,虽然也有起伏,但至少从截至目前的总体趋势而言,暴力继续减少了,虽然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的大规模杀人武器还存在。从平等的角度观察,则大致是一条曲折的线条:在采集狩猎阶段,有一种内外有别的内部高度平等;在农业文明阶段,则基本上是一种不平等;到了工业文明阶段,则走向了一种比较全面的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和囊括各个方面的平等。

暴力与平等,不仅是我们观察人际关系的两个最重要的道德标准,也可以作为观察人物和人机关系的重要标准。反对暴力和非法强制涉及到生命和自由的基本原则,构成在各文明和宗教中诸如摩西十诫中的“四不可”、基督教金规和儒家忠恕之道这样的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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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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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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