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

——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 次 更新时间:2018-08-02 01: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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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从185个调查村看,1949年前的农村村落基本上都是由一个个家庭、放大的家庭——家族、具有共同祖先的扩大了的家庭——宗族所构成的。以姓氏命名的村落比比皆是。血缘家庭是农村社会的核心构成单元。村落是由一个个血缘相近的家庭构成的地域共同体。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形成具有利害连带责任的小型共同体,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尽管其内部存在着上下尊卑差等关系,但因为从出生到终老的家庭规训,使之成为家庭成员自我认同的秩序。每个家庭成员都承担着与自己地位相关的责任。这种内化于心的责任驱使家庭成员对家庭和自己负责,血缘的延续及其承载血缘延续的家园是人们的核心利益和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正如马克思在讲到中国民众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抗时用的是“保卫家园”。

   其五,勤劳节俭的家庭意识。马克思在引述相关中国的报告时已有一些关于中国农民勤劳节俭的描述。而从185个调查村看,这类事实极具普遍性。许多事实比马克思引述的报告更为生动具体。如有农民在农忙下田家人送水喝时,自己抬起一只脚到田坎上喝水,另一只脚一定得放在水田里,以防因过于劳累不愿再下田了。有农民见到流动的卖货郎时,主动驱赶,防止家人花钱。此类事实不胜枚举。从调查访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农民的勤俭主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维持家计。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只有勤劳节俭,才能勉强维持家计;二是发家致富。获得土地财产,维持和光大家族是农民的最大理想。尽管能够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性甚小,但仍然有一定通道。如从我们的调查看,在华南宗族村,举全家之力乃至全族之力供养子弟读书以便经商做官从而发家致富的现象非常之多。这是“带着种姓划分”的印度村社制难以比拟的。

   以家户为单位的经济社会基础锤炼出中国民众的自主性、责任性和积极性,而非村社制内生的依附性、被动性和消极性,由此使农村基层社会内生和保持着活力。这是传统中国“皇帝无为天下治”,能够创造出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的根源所在。如果单从政体看,东方国家存在着类似的专制政体,但因为经济社会基础不同,专制政体的结果有所不同,一些地方是停滞,而在中国却存在内生的活力,并因为自主的利益激发出对外部强制的反抗。这也是马克思天才地预测到印度与中国面对同样的英国殖民者的反应和结果却不同的重要原因所在。只是马克思的天才预测未能有足够充分的事实所证明,大量的中国事实被“东方专制主义”一类的简单论断所遮蔽。

   当然,以家户为单位的经济社会基础有其天生的弱点,这就是抵抗风险的能力太弱,缺乏社会保护。特别是私人占有土地的基础上,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剥削率畸高,农民生计难以维系,并因此经常性爆发起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俄国村社制通过共同体保护个体方面的机制持肯定态度。进入20世纪后,中国通过革命和改革,力图解决农民的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双重性问题,经济社会基础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政治制度也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变革更是不能以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加以论断的。

   通过调查所展现的中国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东方专制论”的理论与历史限度,对于中国,不可以“东方专制主义”一语蔽之,也不可再因为“东方”而自我对号入座。

   注释:

   ①参见李祖德、陈启能:《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将实证调查作为主要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自1986年开始的个案调查;二是自2006年开始的“百村观察计划”,对300个村庄5000个农户进行每年跟踪观察,为政策提供依据;三是自2015年开始的“深度中国调查”,为基础性调查,目的是建构中国理论。其中包括以传统社会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分区域村庄调查。现已调查华南、长江、黄河三大区域16个省份185个村庄,每个村庄住村调查数月以上,并形成了5千万字以上的调查材料。本文的事实材料取自于这一调查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③常保国:《西方历史语境中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④参见秦龙:《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东方国家专制性的思想探析》,《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⑤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763页,第76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2~76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763页。

   (12)转引自陈雷:《新时期治水兴水的科学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求是》,2014年第15期。

   (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4页,第76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61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7)(18)(19)(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页,第767页,第766页,第758~759页,第75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64~65页。

   (23)(2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第62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页。

   (26)参见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27)(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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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 2017 (4)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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