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

——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8 次 更新时间:2018-08-02 01: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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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使得稻作生产能够持续不断地延续。

   三是“利责共担”的治理。在南方区域,江河密布。这些江河既可以提供水源,也可能造成水患。为了避免水患,需要修建堤垸,将水患挡住。南方许多村庄和水田就是由一道道堤垸围成的。修建和管理堤垸所涉及的人和田更多。如果说塘会之类的组织一般涉及到成百的人,那么,堤垸可能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人。塘会组织规模已不足以应对堤垸的修建与管理。于是,堤垸委员会之类的水利组织得以兴起。人们通过堤垸委员会进行水利治理,实行的是“利责共担”原则。堤垸委员会由地方社会推举产生,专门组织堤垸修建和管理事务。所需费用由当地人按照田地和人口共同承担。

   四是“搬官下场”的治理。与土地不同,水是流动的,且缺乏明确的产权边界。一旦水资源匮乏,就很有可能发生冲突。南方区域因水而争的现象较为普遍。与此同时,南方区域对水利纠纷的调节也非常丰富。其基本调节形式是当事人相互协商。特别是对属于无明确产权的“自然之水”的取用,谁先用,谁后用,用多少,尽可能由当事人协商决定。发生矛盾也尽可能由当地各种社会组织出面调处。这种自我调节有利于当事人共同受益。当然,当利益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当事人也会“搬官下场”,即从当地县府请来官员到现场明断裁决。其裁决也更多的是调解,而不是压制。因为政府官员不可能经常下到现场,且请官员也需要成本。所以,除非不得已,人们轻易不会“搬官下场”。

   以上治水的共同特征是当事人自愿的联合,并形成了人们自我认同的习俗,不需要外在强制性力量加以监督。水利自治是“人民的事业”而不主要是“政府的事业”;是当事人自组织形成的“自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他组织的“他治”;是权利与义务均衡的“筹资筹劳”而不是单向义务的“徭役”;是贡献与收益利责对等关系而非强制下的主—奴关系。

   正因为有效的水利治理,保证了南方稻作区的持续运转,使之很快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有了“苏常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天府之国”的说法,隋朝开凿大运河的重要目的是“南粮北运”。在南方地区,不会出现因为政府治水缺失导致“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的现象。然而,对于20世纪以前的西方人来讲,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是华北黄河区域,更多的是国家上层,对于南方丰富的基层水利治理体系缺乏了解,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和简单。事实上,中国南方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产区,其丰富的水利治理体系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特别是这种基于当事人自愿联合的水利自治,远远超越佛兰德和意大利之类的非稻作区,是不能以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以蔽之的。

  

三、对村社作为东方专制基础的认识限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非常重视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根源。他们在对东方国家的认识中,发现了东方国家专制政治的基础,这就是“村社制”。在马克思看来,“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13)“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14)恩格斯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指出:“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15)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东方村社的认识主要界定为印度和俄国,没有提到同样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相反,在他们的著述中,都十分谨慎地将中国与印度、俄国剥离开来,发现中国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16)从马克思的论述看,中国也存在过村社,但已发生了进化,这就是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家庭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小农家庭成为生产经营和消费基本单位。

   马克思将中国与印度区分开来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是将村社作为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看待的。这在于村社制塑造一种消极被动的奴性,充分体现着内在的主—奴关系。“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7)正因为如此,面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的入侵,印度民众只是以消极被动的态度加以反应,“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18)其基础就在于村社。“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因此构成奴性民族。(19)而中国从村社形式脱离出来了,小农家庭制度所塑造的人与村社制不同,更具有自我利益的坚韧性和对外部的主动性。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家庭自给自足经济产生的自主性和顽强性。在同样面临英国商品进入时,印度以村社为单位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迅速解体。而在中国,农业与手工业以家庭为单位结合,顽强地抵抗外部商品经济的输入。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引述了当时英国人对中国的实情报告,其中表述:“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20)大段引述报告之后,马克思作出自己的评价,认为,“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社变成纯粹的农场”,“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21)。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这就是在面对英国人暴力时,中国民众与印度人的反应不同,不仅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更有积极主动的反抗。马克思因此评价说:“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22)而面对强暴力量的反抗,不甘为奴则是中国民众数千年的传统。从“伐无道,诛暴秦”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23)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24)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民众的反抗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但或多或少会推动政治改善和社会进步,不至于如印度那样因为民众的消极被动性而陷入停滞状态,“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25)

   马克思对印度和中国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这就是尽管同样是东方,国家制度同样表现为专制形式,但其结果是有相当差异的,有的自甘为奴,有的不甘为奴,原因就在于经济社会基础不同。印度是典型的村社制,中国已从村社制脱离出来了。而中国从村社制脱离出来后是一种什么农村制度呢?受材料所限,马克思没有能够像对印度和俄国村社制的研究一样,有过清晰完整的表达。后人对此有过论述,笔者也曾经写过专门的文章(26),但事实,特别是第一手的调查资料还不充分,还不能以大量充分的材料补充接续马克思的论述。通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深度中国调查”,提供了大量丰富具体的事实材料,展示了传统中国的独特性,丰富了马克思当年对东方中国和印度差异性的认识。

   其一,财产权的家庭私有性。从185个调查村看,1949年前的农村财产,包括土地、山林、房屋等,基本都属于家户所有。在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份,一些宗族发达的村庄,有属于宗族共有的公田、公山,但所占比例不大,最高不超过全村土地的30%。这与马克思引述过的报告所描述的“完全私有的土地”的状况是一致的。(27)在这些村庄,还没有发现有类似于村庄土地定期重新分配的村社土地制现象。相反,土地产权的私有性得到普遍承认。这就是“地主”,即“土地的主人”一词的确认。这种确认可以通过土地买卖及其权证来加以表征。从调查村庄看,土地主人自由买卖土地是普遍现象,只是在一些宗族村庄有土地优先出让给族人的限制。由于买卖产生了促成交易的“中人”。为了确认土地的主人地位,有了产权证书,即地契。民间自愿交易生成的是“白契”,在官方备案的称之为“红契”。土地买卖可以跨越村庄,甚至省县。这与印度的村社将土地牢牢限定在村社内部是不一样的。同时,为了界定财产权属,土地、山林、堰塘、水井、房屋、院落等物品都有清晰明确的边界。财产的私有还可以通过财产继承表现出来。从调查村看,农村财产继承普遍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本家的子弟可以平均继承财产。当子女成年以后,就会分家。其重要理由是“不分不活”。只有将产权细化到小规模的家户,才能激发个体劳动的积极性和竞争性。土地的家户私有、自由买卖和分家继承,为最大限度发挥土地资源的效益提供了必要条件,让土地得以通过流动始终掌握在会种地、能种地、愿种地的人手中。

   其二,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从185个调查村看,1949年前的农村生产经营主要是以家户为单位。即使是共有土地和山林,也委托给家户经营。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均,农村大量存在租佃和雇工经营。在南方,土地较少和种植水稻,更多的是租佃。在北方,大农具是生产的必需品,更多的实行雇工经营。但无论如何,家庭都是基本的经营单位。在农村也大量存在单个农户难以完成全部生产过程而与他人合作的现象,如“伙耕”、“换工”、“帮忙”等,但家户始终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由此产生的是两个直接结合:一是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二是生产经营与分配消费的直接结合。这两个直接结合均是以家户为单位。这与印度的农业与手工业以村社为单位结合不同,也与俄国生产经营与分配消费以村社为单位结合不同,既不是村社共有,也不是村社共耕。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可以有效分配时间,节约成本,刺激生产。这与马克思引述的中国报告所描述的情景是一致的:“他是自己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让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28)家庭经营有助于发挥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最大效益。

   其三,交易交换的开放性。从185个调查村看,1949年前农村的交易交换活跃。这种交易交换形成多层次的体系,有定期不定期的“集市”。在四川等地,“赶集”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交易交换,以家庭手工业补足农业。如马克思引述的中国报告所描述的:“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的家庭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29)而在马克思引述的报告中没有注意到的一种现象是,在中国北方许多村庄集市中有专门的“人市”,即出卖劳动力的市场。这是因为,北方雇工经营需要各种合适的劳动力,如“长工”、“短工”、季节性的“麦客”等。有的地方“麦客”甚至是跨省份的务工。“集市”(包括“人市”)的存在,说明中国农村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和自主性,人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物品和人自身,不像马克思所描述的印度村社将“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30)

其四,血缘基础上的家庭责任。尽管中国的生产方式较早地从村社这类小共同体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但是最原始的血缘关系却一直保留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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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 2017 (4)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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