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3 次 更新时间:2018-07-31 15: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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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进入专栏)  
只要问卷设计得好,方法得当,调查是可以进行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客观上就导致了一个变化,即灰色收入变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调查的难度大大增加,不容易得到真实的信息。

  

   个税应以个人为单位计征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计征

   界面新闻:刚才你提到了三次收入分配调查,实际主要反映在高收入阶层与其他居民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所以1980年以后,国家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希望通过累进税率等来缩小收入差距过快增长,总的来看,过去40年,个税起到了它应该起到的作用吗?

   王小鲁:我觉得总体上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什么?首先来看看个税征收的现状,我们通常说个税的累进税率,从最低的3%到最高45%,虽然累进率很高,但这只适用于工薪所得,其他如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偶然所得等,并不包括在内,而且税率更低。再加上其他收入来源复杂,容易逃税漏税,就导致中高层次的工薪阶层税负重,其他高收入者税负轻。这样的分类征税其实并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当时这样设计可能有原因,因为工薪收入容易计算,便于征收。

   其实20年以前就在说要改革个人所得税,要实行综合计征和分类计征相结合的方式等等。说了20年,但是没有实际推动。

   界面新闻:所以现在税负痛感最强的还是工薪阶层?

   王小鲁:对,对于城市中上等收入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的税负应该说更重。

   界面新闻:个税改革之所以推不动,原因主要在哪里?

   王小鲁:推不动我想总不外乎几个原因,一是有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二是有关部门不积极;第三个原因是可能技术手段上有一定难度。如果综合计征并按家庭计算收入,不同来源的收入统一计税,应该更公平,但是要把家庭不同人口收入放在一起,不同来源的收入放在一起,信息收集和计算比较复杂。现在的分类计征就是工薪收入、财产所得、经营所得等按不同税率分别征收,不合并。如果要合在一起计税,需要做一些复杂的基础性工作。但是一定做不到吗?未必!其他国家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肯定比以前难度有所增加,但关键还是想做不想做。

   界面新闻:最近,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出炉,个税起征点提高的同时,还引入了综合征收以及增加了专项扣除的做法,被认为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个税税制,减轻工薪阶层个税负担。国家是否已经有技术手段解决综合征收的问题?

   王小鲁:我没有看到草案全文,就读到的说明来看,我个人认为这一修正案除了把工薪所得免征额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对税率结构有调整、增加了专项扣除外,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有些改变还是不合适的。我认为现行个税的主要问题是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不同税率的分类计征,工薪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最高税率45%,经营所得最高35%,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的税率是20%,不累进,有些还不用纳税,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税负高,真正的富人税负反而低。我们真正需要的改变是对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统一实行综合计征,统一税制,公平纳税;把过高的税率降下来,过低或不纳税的提上来。

   而这次的草案只把工薪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4项劳动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而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非劳动收入的税制不变,因此不仅没有改变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两者税负不公平的问题,相反还把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几类劳动所得也纳入了超额累进税的征税范围,增加了脑力劳动者、知识阶层的税负,增加了科技创新的成本,对鼓励发展知识经济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

   界面新闻:目前针对工薪阶层的个税累进税制是否合理?

   王小鲁:在我看来,现行工薪所得最高45%的税率过高了,降到35%可能比较合适。中间档次的税率也随之下调。为了社会公平,这一累进税制对非劳动所得也应该适用。也就是说,不管收入来源,不管工薪收入还是财产收入,同等收入按同等税率综合计征。其中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从事实体经济的私人企业所有者因为已经交纳了企业所得税,其个人经营所得是否应当设计一个抵扣制度?但如果抵扣,适用范围也不应扩大到股息和红利所得,因为股息和红利所得与企业所得分别属于不同的收入主体和纳税主体。

   关于实行综合计征的技术手段是否具备,既然将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纳入综合计征没有技术障碍,就没有理由认为把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纳入综合计征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信息收集和计算过程可能复杂些,但发达国家已经做了两百年,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都做了,没有理由说我们做不了。所谓技术障碍的说法,更多是有些人拖延改革的借口。这项改革迫切需要推进。

   此外,接下来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以个人为单位征税转向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假定两个人收入相同,一人是单身,另一人要养活四口之家,后者的家庭人均收入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但两人按同样的税率纳税,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以家庭为单位计税,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这可能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改善收入分配与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界面新闻:从整个社会公平来看,改革肯定还是要继续推进的吧?

   王小鲁:对。那必然要做,经济要往前走,将来我们要成为发达国家,相关制度当然要健全起来。

   界面新闻:从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看,实际从2004年改革开始了,中国就开始起草方案了,到现在,中间经历了多次修改,但改革方案一直未能出台,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2004年设计的那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先天不足,没能拿出来不奇怪。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有没有一个独立于其他各项社会经济制度之外的收入分配制度?我认为没有。收入分配制度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制度的总和。你可以说工资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影响收入分配,但是仅仅改工资制度和个人所得税制度,能不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还不能解决。因为收入分配是一个更综合得多、更全面得多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制定一套改革方案前,首先要搞清楚出发点。改革设计如果没有一个纵览全局的宏大视野,只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讲改革,那么改革必然不到位。

   界面新闻:局部领域的推动毕竟也是有意义的吧,比如个税改革。

   王小鲁:当然,局部改革有意义。但是如果个税改革连对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综合计征这个事都还都没有摆到议事日程上,只是调整一下个税起征点,那离全面的收入分配改革距离就太远了。

   界面新闻: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主要涉及到哪些领域和制度?

   王小鲁:我的看法是这样,单独提出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要改善收入分配,需要推进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等。因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是这方方面面的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着手解决的话,讲解决收入分配制度问题,可能会流于空谈。

   比如土地制度。现行的土地制度,是由各级地方政府独家征地独家卖地,垄断了土地市场。这个制度在初期对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促进地方建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地方政府把土地收入当作主要收入来源,严重推高了地价和房价,结果是工薪阶层买不起、住不起房子。当然不是所有的城市,但很多大城市是这样,工薪阶层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买房子了。为了买个房子,祖孙三代的储蓄都要拿出来,或许才刚够首付,接下来还要背几十年的债。这实际上是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剥夺。而低收入阶层只能望洋兴叹,进城打工者只能住城中村或者地下室,但有些城市又在大拆城中村,限制城市人口规模。高地价高房价进而演变为城市商业服务业的高租金,推高了商业服务业成本,加重了所有消费者的负担。而少数人靠房地产大赚其钱,地方政府也获得了大量收入,大量用于投资和政府自身消费。但很多政府投资是低效率甚至完全无效的投资。这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造成中等收入阶层沉重的负担,扩大并在继续扩大收入差距。不改革土地制度,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如果离开这些具体问题,只说要改善收入分配,说要“提低、扩中、限高”,结果可能是空谈。况且由市场决定的高贡献者高工资、高回报,是合理的,为什么要限制?需要限制的是腐败和不合理的高收入。

   界面新闻:改革开放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上,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城乡区隔的户籍制度吗,户籍制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什么?

   王小鲁:改革前实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而且不许农民进城。原因是要让农民以低价格提供粮食,成为支持政府工业化进程的原始积累。这导致了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事实证明也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以后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他们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改变,这始终是改革的重大缺项。

   2013年,我写过一个关于推进财税体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报告,当时,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1/3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共两亿多人。他们很多人二十岁左右进城打工,把父母子女留在农村,通常比城市本地居民工作更繁重,工时更长,工资偏低,居住条件很差,多数人不能取得城市户籍,难以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和居民福利,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通常四五十岁后就只好回农村去。当时我提出,这是导致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制度原因,促使了“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户籍改革长期拖延的结果是这些进城务工的新城镇人口不能和其他城镇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导致两类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界面新闻: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这几年处于提速过程中,你觉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怎样?

   王小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延续了几十年时间了,也不可能一天之内把它改掉,要一步一步来。但是怎么改法?第一当然是扩大城镇户籍覆盖,加快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这个事情正在推进中。更关键的是,落户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要跟上,政府需要在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领域增加公共支出,这些方面,要加快推进。

   界面新闻: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推进和到位更为重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不是也是巨大的挑战?

   王小鲁:现在这些事情在试图解决,只不过推进还是很慢。2012年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17.3%,共2.34亿人。2017年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16.2%,共2.25亿人,五年只减少了900万人。这期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只提高了7个百分点。按这个速度,解决两亿多新城镇居民的户籍问题还需要再等二十多年。到那时候,年纪大的移民可能很多已不在了,中年人也变成老年人了。

   推进慢的重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为什么?因为过去很多城市已经习惯于使用大量的外来廉价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享受人口红利,却不必花钱为他们解决医疗、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现在忽然说要为这些“外来人口”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就觉得变成政府财政的负担了,不愿意去推动。

有些地方政府说自己财政紧张,没能力负担更多的公共服务支出,这恐怕不真实。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在不必要的投资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上花的钱要远远多于花在公共服务上的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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