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1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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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当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美日等国首领次第赴华寻求恢复邦交的时候,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地位的提高,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中国的元实力获得充分释放的机会,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对元实力起支撑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市场规模巨大,政府积极介入,人力资本素质优良,社会总体稳定,以及个人的世俗精神)继续在发挥作用,更主要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内部和外部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环境因素。首先是中国的庞大人口,由经济增长的负担变成了真正的人口红利。而这一红利的形成,又是一系列变革的结果,其中主要包括户口、就业政策的调整,从而带来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全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巨大提升,从而使中国经济由过去几十年的投资驱动,逐步转为消费驱动。其次是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业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正是这两个全新因素的结合,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从而为元实力的全面释放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如虎添翼,获得超常发挥。

  

八、比较与展望


   相形之下,跟中国构成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和日本,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项要素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这些问题会对其国家竞争力的发挥或维持构成严重障碍。

   先看美国。20世纪以来,美国在科技、军事、金融领域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竞争优势,同时在电影、音乐、文化、体育、媒体乃至体现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权、法治和民主制度方面,也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其渗透力遍及几乎世界各个角落。美国成功的背后,除了地大物博的自然禀赋和地缘安全上的先天优势之外,还有其他有利条件,包括源源不断吸引世界各地人口的移民传统、巨大的市场规模、占社会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在清教徒伦理影响下所形成的高度世俗主义精神、高度稳定可期的政府体制、完备发达的教育制度等。但是,跟中国相比,影响美国竞争力的各项因素也有其劣势。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尽管美国号称是民族熔炉,但族群的多元、异质所带来的社会割裂和紧张冲突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导致暴力犯罪严重,社会治理成本高昂。其二,移民的大量流入,尤其是拉丁美洲裔移民比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正在改变美国传统的人口构成、价值观和社会的总体面貌,令美国保守主义战略思想家忧心忡忡,深感国本动摇(Huntington, 2004)。其三,美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普通民众的职业技术水平和就业能力下降,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无法维持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科技领域则主要依靠高学历移民的支撑。其四,在社会分化加剧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胜选方的党派利益至上和民粹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短期的选票战略和相应的施政方式严重阻扰了长期战略目标的制订和实施。这些问题当中的大部分,在美国仍然维持全球军事和金融霸权的条件下,可以借助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用,通过巨额借贷,维持现有的各种福利开支和治理措施,从而暂时得以应付。一旦霸权衰退,信用渐失,政府举借能力和管制能力下降,这些问题(尤其是种族和移民问题)将会激化为严重的社会对抗和动乱,其破坏性将难以想象。

   再看日本。在许多方面,日本曾经或者依然具备支撑经济增长的各项优势,包括人口的高度同质、社会的彻底世俗化、民众的勤勉和节俭、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等。事实上,这些正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最根本的动力。但日本面临两个严重缺陷,限制其经济继续扩张,并阻碍其寻求与其经济规模相称的大国地位。首先,日本是一个小国,不仅国土狭窄,资源缺乏,而且人口规模有限,在最高值的2010年也仅有1.28亿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日本的经济一旦扩张到国内的资源和市场无法支撑或容纳的地步时,必然产生对外部的结构性依赖,其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也会相应地下降。日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停滞和衰退,其中原因复杂,但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压力下于1985年出炉的“广场协议”(Tsutsui and Mazzotta, 2014)。其次,日本人口面临萎缩。据预测,至2050年日本人口将不到1亿人。更为严重的是人口结构趋向于老年化,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升至40%,14岁以下人口将降至9%(Tsuya, 2014)。如果劳动生产率改进的速度不足以弥补劳动力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日本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将会继续在震荡中陷于停滞。

   展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当然也会有各种制约因素,诸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加大、环境污染严重、对海外能源和商品市场过分依赖、科技创新不足、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人口结构趋于老化。这些问题如果处置失当,拖宕日久,则会积重难返,构成经济进一步升级的巨大障碍。尤其是关键领域尖端科技产品的研发,中国与欧美日韩各行业领先企业之间,依然差距巨大。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芯片制造和设计技术日新月异,中国要追赶发达国家,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更有待技术和人才的长期积累。由于中国在此领域长期落后于美、韩等国,2018年4月美国政府的一纸禁令,使得长期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高端芯片及其他电子元件的中兴通讯,几乎进入休克状态。但是,技术鸿沟并非不可跨越,关键是经营者的策略和决策层的意志。同样以通信技术和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华为,由于一直注重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遥遥领先于西方同行业对手。

   长远看来,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且消费水平不断升级的国内市场和各行各业制造业集群的普遍形成,一支遍布各行各业、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工程师队伍和具有优异学习能力的庞大产业工人群体,加上中国民众在族群构成上的高度同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人们普遍形成的勤勉节俭、追求物质成功的入世态度,再加上政府在追求经济长远发展目标过程中所发挥的至为关键的引领角色,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支撑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元实力,也必将继续为中国经济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最为强劲和持久的动力。今后二三十年内,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最有可能跨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最具实力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以中国经济体量之大、综合竞争优势之得天独厚,一旦产业成功升级,它对今后世界格局和人类生存远景的影响力,将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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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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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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