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1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38:50

进入专题: 国家规模   族群构成   价值体系   人力资本   国家定位   元实力  

李怀印  
尤其当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人独断专行的时候,会给经济和社会的有序转型带来巨大的风险,乃至造成整个民族的灾难。然而,如果国家能够正确地制定规划尤其是工业化长远目标,并且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有效介入经济各部门,则会产生自由市场条件下所无法形成的经济效果。所谓发展型国家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这种积极介入的产物。更严格地说,它们是工业化时期乃至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本土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化紧迫要求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国家的人为介入,在缺乏法律制度有效约束的条件下,会产生裙带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如果措施得当,则会大大加速后起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相对于流行欧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战后东亚社会尤其是今日中国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到底有何优势?

   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其一,在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加剧而民族国家依然是界定贸易条件和竞争平台的基本依据的前提下,以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市场垄断为主要存在形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与发展型国家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迅速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庞大力量面前,有些力不从心,在部分经济领域的竞争中渐显劣势。其最大劣势,在于跨国公司都是凭靠自身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优胜劣汰;而那些在资金、市场和技术研发方面获得国家挹注和保护的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不仅会巩固国内市场的支配地位,还会向海外扩张,对习惯于在自由市场中生存竞争的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的各类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和市场挤压。其实,国家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上屡见不鲜,只是过去规模都很小,不足以对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构成威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它正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结合了市场机制和国家意志的双重优势。它在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对垒中到底能走多远,是否会形成对后者的全面碾压,尚拭目以待。

   其二,发展型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经济目标的长远规划和相应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这些目标通常依据本国经济的现状,强调发挥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为基本策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战后东亚各经济体的成长,基本上都是沿着从劳动密集的低端制造业特别是资金、技术要求不高的轻工业,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再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升级的路径展开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准的提升,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实现年限。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制定的政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本身相对稳定,长期形成一党执政的现象,或者至少由于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技术官僚队伍比较稳定,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受任何利益集团支配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相比之下,欧美各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大缺陷,是众多私人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盲目竞争。政府对企业的介入和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并且由于政府定期更换,其经济政策缺少长远的规划和可持续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着眼于解决当下问题和短期方案,并且以讨好选民、赢得领导人竞选为归依,政府规划和政策也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变换,且不同程度地具有民粹主义的流弊。

  

六、元实力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是近二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ichael E. Porter)把这个问题讲得最为透彻。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竞争力的最根本问题是提高生产率。只有生产率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准才得以提升。而生产率本身,又取决于产品的品质和性能,尤其是取决于经济的持续升级能力。但他认为,每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有限,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具有国际竞争力,而只能专注于其中若干个行业或部门。因此,所谓国家层面的竞争力是个伪问题,实际上只能讲一个经济体内某些行业或部门的竞争力。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在于这些部门或行业形成了良好的运营基地,正是这一基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的超群发挥提供了种种优势条件。这些优势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要素条件,诸如技术工人和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二是需求条件,即为产品或服务所必需的国内市场需求;三是相关行业的存在,主要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和相关行业的有无;四是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关键是企业的治理问题,即如何将它们组建和管理起来。这四个方面的优势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Porter, 1990)。

   波特的钻石理论是富有洞见的,它基本上可以解释西方各主要工业国为什么各自会在某些特定的产业或部门具有一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理解今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潜力,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然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波特依然只是就经济论经济。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形成这些优势条件背后的各种历史文化因素,虽然他也意识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和制度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把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构成中国“元实力”的五个方面,跟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构成要件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在国家规模、人口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和国家定位方面的各种优势,为所有这些构成要件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元实力”这一概念,超越了波特的钻石理论。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那些能够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直接作用的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各项物质条件(即上述四种优势条件);它所彰显的也不仅仅是一国经济的某个产业或某个经济部门所形成的局部的国际竞争优势。“元实力”概念的涵盖范围更广,除了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物质层面的各项显性要素之外,更强调由历史和文化遗产所界定的各项非物质层面的隐性要素。由此所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不仅仅限于某一部门或行业,而是综合性的、持续性的,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的长期提升。中国的人口之众、市场规模之大,为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业的成长、扩张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各行业产业集群的普遍形成,其国际竞争力将随着技术升级而得到提升。这些集群数量之大,种类之繁多,生产效率之高,世所仅有,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生产的商品,已经流通到世界各地。中国民众对教育和智力开发的重视,也使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为先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已经取代过去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吸引国内外投资的最有利条件。政府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尤其是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制订和实施,也为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关键领域先进技术的赶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的组建和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民众的世俗精神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加上内地各省族群高度同质所带来的社会相对和谐与稳定,又为上述各项优势条件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必要的内在和外在的环境。所有这些,都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在几乎所有行业和部门——而不是像其他工业国那样仅仅在少数产业部门——形成日渐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只要没有意外的重大灾难(大型自然灾害或大型国际战争)发生,中国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将持续成长和升级。这并不是说,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不会发生短期的经济震荡、停滞乃至衰退,但是只要构成中国元实力的上述五个条件不变,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就不会被颠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升级势头将会继续下去。只要给以足够的时间,中国将在各个主要工业和经济部门形成世界范围的主导和领先优势。中国民众在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上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短。

  

七、元实力释放的空间和时间维度

  

   需要强调的是,元实力的释放,有其特定的实现条件及其所体现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首先,就空间维度而言,元实力的作用只有在具备一系列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之后才得以发挥。在支撑或制约元实力的诸多内部条件中,最重要的当数以下两项。其一是国家的统一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没有国土的统一,便无法形成人口、市场和整个经济的规模优势,也无法在市场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生产的分工和效率。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动员,也只有在国土整合和政府治理能力未受侵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其二是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生产技术条件亦即劳动生产率给定的条件下,人口规模必须限定在一定的可获得的自然资源范围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一范围,巨大的人口规模便会从有利变成不利因素。

   在促进或阻碍元实力释放的各项外部条件中,最重要的也有以下二端。其一是地缘政治关系。元实力的发挥,端赖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而在国家存在重大外部威胁的条件下,巨大的军事支出会严重损耗经济资源和整个国力。其次是与外部的经济贸易关系。外贸的扩大会刺激和加快国内市场的发达、资本的形成和经济资源的利用,并且在国内资源发生短缺的条件下起到关键性的弥补、替代作用。

   再就时间维度而言,上述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存在与否,决定了元实力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和释放程度。清朝在18世纪前期和中期国力达到鼎盛的状态,正是因为在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治理体系下,国内统一和边陲整合得以完成,周边的地缘威胁亦渐次消除,加上高效的治理体系,以及内地高度同质的人口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稳定,大大降低了国家的军事和行政开支,使得政府即使在税率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条件下,依然可以产生巨额的财政收入,满足其日常开支和不虞之需。与此同时,人口与资源之间依然维持着一个适度的比例,加上生产者的勤奋和农耕技艺的精细化,使得中国经济在前近代条件下保持着较高的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低税和藏富于民的政策,使得民众的生活条件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高的水准,支撑元实力的各项要素得以充分发挥其各自的性能。但从18世纪晚期开始,清朝的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大大超过了国内资源的承受能力;而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欧洲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以往地缘政治优势的全面颠覆,元实力的发挥失去了最重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中国的总体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准也急剧下降。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在支撑元实力的内外因素缺位的条件下,并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国家竞争优势。

1949年以后,中国结束了晚清以来政治走向分裂、国家治理能力衰退的长期趋势。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体系的形成,国土统一的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稳定,加上外部有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和援助,使得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呈现出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起飞态势。但是1958年以后,过激的国家经济战略导致人力物力的严重损耗和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挫折。60年代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使其面临极为不利的地缘环境,由此所产生的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严重挤压了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空间。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也使其规模超过了国内资源的承受能力。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缺乏农业外就业路径的条件下,到70年代,过剩的农业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而非所谓人口红利。所有这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不利条件,都制约了元实力作用的充分发挥。当然,这并不是说,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失去了元实力赖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反,这一时期的中国,依然维持了一个高度集权和有效运转的政府体系,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想,中央计划与地方自主的有机结合,加上劳动力的动员和一支曾在国内外受过良好训练的科研队伍,使得中国在国际地缘环境和国内物质条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完成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并实现若干尖端国防技术的关键性突破,从而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全面腾飞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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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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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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