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8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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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或者寻找工作,乃至定居下来并最终融入当地社会;而这些对于诸多语言或宗教互异、社会隔阂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第三,人口的同质还有助于社会的向上流动。相较于高度异质化社会里常见的族群歧视和偏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与生俱来的社会等级和根深蒂固的阶级鸿沟,中国内地汉人社会长久以来所展示的高度同化力和人口的高度同质,使这种因族群、出身和信仰不同所形成的身份差异和固化,失去了制度性基础。任何人通过后天努力,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挤入社会上层。这种向上的动力和对个人事业成功的追求,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四,在内地各省以汉人和汉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其他的少数族群很难单独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得不接受和使用汉语普通话,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融入主流人群。换言之,内地社会的同化力极强,从而反过来消弭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对日常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族群和文化的同一,不仅在技术层面有助于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也更容易形成共识,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助于全民族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

   概而言之,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却避免了其他大国所面临的严重的族群碎化和社会分裂问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构成高度同质的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既源自千百年来以汉人和华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其他族群和文化过程中所展示的巨大同化力和生命力,又得益于1949年以后全民义务教育的逐步普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进步、各地人口的加速流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地区之间空前程度的整合。所有这些,均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提供了前述各项有利条件。

   人口同质对经济成长的助益已如上述,不过仍有两点须予澄清。其一,高度同质的人口虽然容易形成共识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力,但也为权力的高度集中、无限扩张和全面渗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共识的形成和社会动员的方向如果能够被正确引导,将会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对社会和人类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德国和日本是两个高度同质的社会,但它们所展示的强大动员力,曾经在20世纪上半期给本国和其他各国带来巨大灾难。中国历史上和1949年以后的社会动员,也动辄席卷千百万乃至数亿人口,既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有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震荡和毁坏。只有在排除了破坏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之后,族群同质才会成为经济成长的助力。其二,如前所述,族群同质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它仅仅提供了有利条件,却非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同质之外,还要看族群本身的特性,尤其是其宗教文化和价值观。这便是下面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世俗化的价值体系


   植根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现代经济成长,这一问题自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1904—1905年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尤其是在该书1930年译成英文(Weber, 1992)后,一直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学者争论不休的议题。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各自的经济发展,有种种解释。以俄罗斯为例。有人认为,尽管经历了长达七十多年的无神论教育,俄罗斯民众的信仰在东正教的影响下依然具有强烈的命定主义倾向(Andresen, 2011);不重物质利益、讲运气和冲动、做事粗枝大叶、消极懒惰等习气流行民间(Yasin, 2003)。拉丁美洲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地区。1985年,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机构(USAID)负责拉美五国援助项目的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著书《不发达是一种心态》,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模式源自西班牙,受天主教影响,具有“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企业家精神,且(至少在精英阶层)反勤劳工作”等特征(Harrison, 1985:165)。所有这些,据称皆跟美国文化中的重自由、正义、工作、教育、讲节俭、追求杰出、重家庭和社区形成对比,尽管这些美国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每况愈下(Harrison, 1992:224)。两度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并且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阿里亚斯(Oscar Arias),对拉丁美洲文化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认为拉美各国文化有四大特性:一是安于现状,讲究特权,反对变革创新,缺乏企业家精神;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有法不遵;三是民主徒有其表,威权统治盛行;四是崇尚武力,轻视民生。所有这些,皆构成了“拉丁美洲发展的真实障碍”(Arias, 2011)。

   相形之下,文化论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受儒家说教影响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经济成长中的作用,多予肯定(Harrison, 2006:95;Inglehart, 1997:217)。当然,文化价值与经济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到底是文化影响经济,还是相反,要视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而定。

   相较于世界其他各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为独特的地方,的确在于这些社会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这里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从不存在组织严密、渗透全社会的强大宗教势力。尽管百姓也有来世的观念,有敬拜祖先或各种神灵的做法,但总体而言,宗教在绝大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很少直接支配个人的行为选择和社会交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现象跟儒家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长期起主导作用有关。儒家不同于任何宗教,其说教只专注于人文社会,不涉及来世或超自然领域。西汉以后历朝独尊儒术的政策,也使任何外来或内生的宗教无法上升为在全社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精神信仰。再加上1949年以后国家的无神论教育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封建迷信”的批判,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为彻底的世俗化社会之一。2015年4月盖洛普(Gallup International)所做的一项全球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宗教信仰程度最低的国家(地区),有61%的人确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远高于紧随其后的香港地区(无神论者占34%)、日本(31%)、捷克(30%)和西班牙(20%);而在非洲和中东,信教人口高达86%和82%。⑦2010—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中国在世界上最不信教的国家中高居榜首,仅有2.6%的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很重要。⑧

   社会的彻底世俗化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普通民众中间盛行的强烈入世精神,即对周边事物和人生目标持实际的态度,讲切实的功用和利益,对追求今世的名誉和物质上的成功具有强烈的动机,而对精神信仰的执着、对来世的向往或超越尘世的追求则相对淡薄。当然,并非所有汉族人口历来都具有同样的态度。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或者由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制度条件不同,不同地域的民众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也有相应的变化。但总体上,中国人的世俗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普遍的功利、实用态度和谋利动机始终是强烈的。这种充斥于普通民众中间的谋利动机,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有着久远的渊源。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即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说。强烈的世俗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后,一旦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为地方集体或者个人提供过去在铁板一块的计划体制下所不曾有过的谋利、创收机会,便会形成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景象,以及城市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抛弃“铁饭碗”而纷纷“下海”经商的热潮。各行业的国营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纷纷改制,朝私有化和公司化的方向转变。难怪在有关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年全球调查中,中国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认可度始终位居各国的前列,个别年份甚至高居榜首(如在2005年的调查中,中国74%的受访民众认可这一观点,即“自由市场经济是今后世界上最佳的制度”;相比之下,美国为71%,俄国为43%,法国为36%)。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最适合中国人特性的经济体制。

   中国人的强烈入世精神,直接形塑了个人经济行为,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生产活动而言,中国人把“勤劳”视为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和经济价值观,即通过劳动投入的最大化,产生所期望的收益。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跟中国人在历史上较早进入农耕文明密切相关。不同于游牧民族之主要依靠放牧和迁徙(逐草而居)的方式等生产所需物质资料,或者中世纪欧洲农业社会之主要以“休耕”(二圃或三圃制)的粗放形式生产农作物,其单位耕地面积所需劳动投入相对较少,华夏民族自先秦时代起,在其核心文明地带,即已形成以稻米种植和桑蚕养殖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生活方式,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至少从明代开始,在人口密集、自然条件稳定的地区,即已流行一年两熟乃至三熟的耕作方式。而这两种经济活动,均需要精心、繁复的日常管理和大量的劳力投入。农耕之外,每个普通家庭的成员,包括妇女和儿童还需要利用闲暇时间从事纺织或其他“副业”,以满足穿衣之需或赚取额外收入,弥补家用。勤劳致富成为植根于每个人心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尽管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已经脱离农耕经济,但传统的勤劳观念依然支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放眼全球,中国当之无愧位居最勤劳国家的榜首(德国、美国、加拿大、印度、英国、荷兰和法国次之)。⑩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的带薪休假天数平均仅有16天,是全世界最少的国家之一,11而加班现象在各行业尤其是IT行业则屡见不鲜。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即所谓“996”模式,盛行于各家科技公司,远远超过国外同行业工作时间。另据美国劳工统计署2012年公布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中国25—54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高达90%,居于首位;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67%以上,同样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美国为59%,印度只有28%);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亦达72%左右,也领先于其他各国(美国为60%上下,印度为55%左右)。12中国人劳动参与率如此之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支撑家庭生计、购房、升学等,但所有这些压力在其他社会也程度不等地同样存在;最大的驱动力恐怕还在民众的价值观。对绝大多数进入劳动年龄的中国人来说,无论男女,有固定工作和工资收入,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为社会所不齿。这与拉丁美洲和南亚社会尤其是其精英阶层所流行的追求享乐、轻视劳动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勤劳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节俭。勤和俭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即积累更多的财富。勤劳是在生产领域,通过生产更多,达到增值的目的;而节俭是在消费领域,通过理性消费,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再生已积累的财富。中国人的节俭行为最直观的表现,是相对于国民收入的高水平储蓄率。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绝大部分年份,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维持在35%到50%之间,并且在2010年前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最高达到50%以上;2010年以后有所回落,但依然在46%以上,在全世界所有中等以上国家中独占鳌头(极少数富裕小国,如新加坡、卢森堡、也门等均在50%以上,属于例外)(CEIC,2017)。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高投资率。因此,外延式投资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始终是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动力。

至于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持久的高储蓄率现象,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种种解释。例如,有人认为是由于体制转轨,导致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救济不到位,再就业不易,人们对个人未来和家庭生计产生不安全感;或者由于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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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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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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