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中印边界问题学术史述评(1956~2013)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 次 更新时间:2018-07-21 20: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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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发表了一组重要的文章,突出了欧美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而在这组文章中,又以陈兼和霍夫曼的研究更具典型性。陈兼在“1959年西藏叛乱与中国同印度及苏联关系的演变”一文中,充分而系统地利用了中方文献,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探讨1959年西藏叛乱的缘起及其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的影响。而霍夫曼在“西藏与中印边界冲突之关系的再认识”一文中,利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方法,不仅分析了西藏、中国和英属印度三边关系的互动,1949~1962年西藏、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互动,而且还进一步探讨了美国、西藏、印度、中国四边关系的互动,强调中印双方相互冲突的观念以及随之产生安全困境,是中印边界争端难以解决的关键所在。

   另外,弗拉维尔的系列研究需要予以特别的评介。弗拉维尔现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通晓汉语。2002年以来,弗拉维尔在《国际安全》、《战略学研究》、《安全研究》、《国际关系评论》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多篇,并在2008年出版了专著《固疆安邦: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合作与冲突》。弗拉维尔尽管在其上述论著中并未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但也大量借助了中国公开出版的资料以及中国学者的论著,集中探讨与中国领土争端相关的课题,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领土争端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中国在1950年代推迟边界谈判,而到1960年代初期的时候又采取合作的政策变化的原因。弗拉维尔指出,1962年春,中国领导层面临着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产生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新疆地区还爆发了民族骚乱;而来自印度和台湾的挑战更增加了保持领土完整和加强国家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尽管每个事件本身并不足以产生如此大的推动力,以致中国在如此多的领土争端中做出让步,但这些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同时出现的威胁加在一起,则让中国领导人感到忧虑”,同时也增加了维持同周边国家边界争端现状的代价。这样,“随着危机的加深,中国开始同邻国进行谈判,并在许多边界争端中做出让步”。弗拉维尔强调,导致中国决定使用武力的关键因素,是1962年以后印度方面在争议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存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弗拉维尔强调了“政权的稳固”在中国决策者处理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特别是处理中印边界争端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四 中国相关研究概述


   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起初主要体现在官方编撰出版的有关中国外交、中印关系以及西藏问题的相关著作中;相关内容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领导人传记或外交思想、国际关系史等的研究中。在涉及中印边界问题上,这些著作都强调中国对中印边界主张的历史合法性;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缘起,中国的研究一般认为,1959年以后,印度以及美国支持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继而觊觎中国领土,挑起边界冲突。

   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西藏的历史地位、中央同西藏的关系、英俄对西藏的侵略、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国民政府的政策等内容展开,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大量收集整理有关西藏的文献资料,编撰出版了对研究中印关系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缘起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集,主要包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西藏亚东海关档案选编》和《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民国治藏行政法规》和《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以及张羽新、张双志编的《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5年),等等。这些论著及史料集的突出贡献,在于充分阐释了西藏历史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论证中国对中印边界主张合法性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来源。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中印关系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同此前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出现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论著,其重点也集中在印度独立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印关系,有关著作包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研究》等。这些著作的研究主题虽是中印关系的演变以及尼赫鲁的生平,但都有相当的篇幅论及中印边界问题。2000年以来,以下几部著作体现了中国学界研究的若干倾向和特点,包括《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美国外交政策与南亚均势(1947~1963)》、《百年中印关系》、《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当代中印关系述评》、《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评》、《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中印东段边界划界的法律依据》,等等。

   19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解密,中国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领域逐步扩大,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其选题从单纯的中印关系的研究,转向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的演变,特别是围绕着中印边界问题的双边关系和大国政治的互动。

   综观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论著,以下研究特点是极为突出的:

   首先,加强有关中印关系的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和利用。这里所指的多国解密档案,主要是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包括台湾)、印度、英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陆续解密的1949~1965年期间涉及中印关系的外交档案:英国外交部有关印度外交政策、中印关系的档案,印度外交部以及尼赫鲁档案馆的相关文献,特别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从2004年到2008年陆续开放了三批外交档案,其中有关中印关系的档案为数甚多,基本涉及了1949~1965年中印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界争端的文献。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档案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印度独立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印关系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部分学者开始利用上述档案展开有关课题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对业已解密档案的重视和利用的程度,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其次,同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利用相关联的是,有关论著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显著变化,即以国际史的视角和方法探讨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研究者不再囿于对中印关系的论述,而是更多地关注这一时期大国关系的演进和国际体系的变动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内容和重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再次,注重冷战背景下的西藏。中国研究者特别关注了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在利用美国外交档案的基础上,特别对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中国研究者还关注了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如印度极力维护其在西藏的特权,等等。

   最后,对学术前沿领域的探讨。多国解密档案为中国学者在中印关系研究中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以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例,中国学者已开始关注以往研究中或忽视,或研究不够,或存有谬误的领域,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如通过研究印度在1950~1962年期间对西藏实施的贸易管制和禁运政策,以揭示印度所谓“对华友好”的政策实质。同时,通过利用俄罗斯的解密档案,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印边界问题在中苏分裂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五 问题与展望


   上述学术发展史显示,印度及欧美学者的研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其一,在档案文献源上,上述著作无一使用多国档案进行冷战时期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外交档案、俄罗斯档案、前东欧国家档案以及日本档案的利用。其二,在研究视角上,由于文献源的限制,上述著作基本上限于双边关系的研究,较少从国际史的角度进行探讨。其三,在研究领域方面,由于文献源的限制,在有关中印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如印度对西藏地区的经济制裁、亚非国家对中印边界冲突的调停、苏联对印度的经济及军事援助、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印度核计划的发展、日本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等课题,尚有待展开研究。其四,在有关结论和论点上,印度学者在其最新的研究中,呈现出回归传统学派观点的趋势。这一现象需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予以回应。

   同印度及欧美学者相比,中国学术界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首先,从研究论著看,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力度的学术论著数量少。

   其次,极少利用档案文献进行研究,除在研究1947年以前的中印边界问题时利用相关档案外,上述著作(部分相关论文不在其列)的研究,依然极少利用业已解密的多国档案文献,特别是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以及印度方面的档案。

   再次,从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看,中国学者在中印关系研究问题上的话语权,明显弱于印度;除上述海外华裔学者及刘学成的英文著作外,国内尚无学者用英文出版有关研究论著。最后,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国内学界多从政治决策、权力结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分析,基本停留在双边政治关系的研究。上述印度及欧美学者需要关注的领域,同样值得中国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高度关注。同时,应加强从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研究,以期探讨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的变化对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部分研究者在不了解多国档案和相关学术发展史的情况下,在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这样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提出错误的论点和结论。如在尼赫鲁的评价问题上,中国较多学者认为,尼赫鲁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尼赫鲁的外交思想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世界和平与合作斗争历程的产物。维护印度民族独立,促进世界和平构成尼赫鲁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机。而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基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一是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辩证统一;一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和谐结合”。尼赫鲁“为世界和平付出的努力是举世公认的,他所受到的颂扬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新近解密的多国档案揭示,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外交的实质远非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在探讨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教训、强调“需要认真反思”时,国内有人撰文判定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政策是不成熟的;特别在论及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指出,“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印两国建国都还不久,在各方面都缺少经验,外交政策不够成熟,因而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在不同阶段都出现情绪化的倾向,终于导致了边境冲突,使中印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方面的教训确实是相当深刻,需要认真反思的”。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

在边界问题上,甚至还有文章提出了匪夷所思的“反思与探讨”,这以“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回顾与反思”一文最具典型。该文虽然论及了印方政策的失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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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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