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文化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18-07-12 09: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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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虽然会有原子、有个体,但它首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应将关系本体(Relational ontology)放于首位,而非使个体本体(Individual ontology)居于其上。在这本新书的封面上,所呈现的是绿色的、网状的形象,就是这方面的隐喻。在中国文化中,绿和白意味着生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生命的网络世界。

   第二是关系本体,即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这是一种反原子主义假定。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个体,但如果这无数的个体不连在一起,那便没有意义。同时世界是“过程本体性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更应该把世界看作一个过程。世界中充满了生命的流动,我将“过程”定义为“流动的关系”(Moving relations),此时用这种视角,人们便可以观察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在这种视角下,“流动的关系”是一个“过程”,“过程”才是关键。

   如果接受上述两种推论,那么我们便可以将“关系”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样,我们就把“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从个体移到了“关系”。这便是我的第二个基本假定。

   第三是元关系(Metarelationship)。在中国文化中,阴阳关系就是元关系,既有不同之处,又是“共在”的。但我们必须承认,“自在”只有在“共在”存在时才有意义。这一点上,我的想法跟哲学学者赵汀阳有所不同。他认为自在是共在的前提,没有自在就没有共在;而我认为,自在和共在永远是同时的、共时的。我们必须承认自在,否则一切都可以以共在的名义压制自在;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自在和共在是同时的。那么,根据中国文化对元关系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以和谐化为本质的过程,这一点与黑格尔辩证法有根本性的不同。黑格尔辩证法将任何事物都分为两极,他对两极的强调是斗争、是冲突,这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领域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如“康德—黑格尔框架”,即是“以敌人来界定自己”。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他们发现社会力量中的最主要矛盾,强调通过解构矛盾、化解矛盾来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这种矛盾其实是不可靠的,在中国的元关系、中庸辩证法中,从来没有这样激烈的二元对立。

   综上,以上三个基本假定构成了这本书最核心的框架:关系世界观、关系本体、元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从这些基本的理论预设出发,人们对于世界政治会有什么新的不同解释?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发?

   秦亚青:第一,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关系的角度理解合作。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现实主义从根本上是不认可合作的,它的合作仅仅是权力上的合作。现实主义研究领域中虽然也有做制度研究的学者,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们认为合作是不靠谱的,认为最后还是要凭借实力说话;美国20世纪70年代始创的新制度主义则认为建立制度才能合作,人和人是不可信的,只能相信治理、契约,这是制度性合作;建构主义则相信规范性合作,在建构主义后期,大量较为成熟的研究议程在研究国际规范。

   不管是强制性合作(Coercive cooperation)、制度性合作(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还是规范性合作(Normative cooperation),大家都遵从了某一个规范(norm)。然而,关系性合作则跳出了这个范畴。我的这个想法是受到了合作进化论的启发。冯友兰过去曾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内容是关于“是否救落水小孩”的。孟子说,人都有恻隐之心,这是人的基本良知之一,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旁边的人一定会伸手拉他一把。但冯友兰写到,这个人如果当时稍微停一停、想一想,这个小孩是我敌人的孩子还是我朋友的孩子,那结果便不一样了。思考“关系”,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同时也表明,这也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问题:你的妻子和母亲同时掉入水中,你救谁?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问:假设掉下的两个人是你的孪生兄弟,那你救谁?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讲,救你母亲或者救你妻子,会看到你在选择哪一方的基因,但如果这两个人是孪生兄弟,基因相关度一样,这时你便没办法判定跟谁的关系更近一点,这便产生了合作困境。

   第二是帮助我们了解关系与全球治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之前一篇文章里做过论述,不想再展开,但其中有一个观点很重要,即最高层次的治理是“治理关系”。换句话说,最精明的政治艺术是“治理关系”。

   第三是使人认识到关系与权力的问题。权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基本无法绕开,否则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失。但如果从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权力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定义。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现在西方理论中对于权力的基本定义。第一种定义,个体性权力,这是最常见的定义。也就是说,你个人占有多大的资源,就代表你有多大的权力,或者说你的能力到了什么状态,是不是能迫使对方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这里面包含着几层意思,最根本的就是它势必把对方视为强制对象。这显然又回到了“康德—黑格尔框架”,认为双方一定是敌对性关系。

   随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开始向结构层面发展,提出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所谓结构性权力,就是福柯说的弥漫性权力。这种结构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又不会属于某一个个体。比如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就是这样的体系性权力。另外,温特提出了观念性结构权力(Ideational structural power),这也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甚至是身份。

   那么在结构性权力、个体性权力这两个最宏观和最微观的层面中间,会不会还存在着一个权力呢?我认为中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权力,就是我所定义的“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谓“关系权力”?

   秦亚青:“关系权力”即关系本身就是权力。首先,“关系权力”不是完全物质的,但它有物质的内容,兼具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其次,“关系权力”具有非绝对产权性,它很难说属于谁,它是一个“共享权力”,有点类似于共享单车的意思。再次,“关系权力”具有可使用性(accessibility),由此,西方经济学中最为清晰的产权概念在此变得模糊了。如今在欧洲、在亚洲,一些学者都在研究友谊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原来的“康德—黑格尔框架”以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沿袭基本将友谊排除在外,西方从来都是把国际关系看成一个丛林(jungle),然后在丛林无政府状态(jungle anarchy)的起点上进行分析。同时,“关系权力”还具有可交换性,它不是把强制与对方合作作为一种基本能力的表现,它强调加强权力。我们都说强强合作,强强合作就是让二者可以共同掌权(Mutual in power)。最后,“关系权力”具有非枯竭性。其资源不会随着使用越来越多而趋于减少,“关系权力”是:不去使用就没有,越用则越多。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关系本位的世界观出发,世界政治可以从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治理以及权力作出全然不同的解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关系转向”的现象呢?

   秦亚青:关于国际政治当前出现的“关系转向”问题,提出者是澳大利亚学者埃米力亚·卡瓦尔斯(Emilian Kavalsi),他在2017年出了一本书,名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在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时,应由东西方学者分别并共同提出关系理论。这一提议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在书中他使用了两个词: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和汉字文化圈(Sinosphere),其中第二章的题目就是“英语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的国际关系中的关系转向”,他认为中西方同时出现了对关系理论的研究,但提出了相通却不同的理论体系。

   这本书很有意思,但我认为西方学者最核心的论文并不是由国际关系学者提出来的,而是1995年由社会学家所写的《关系社会学宣言》(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随后,美国学者杰克逊(P. T. Jackson)和耐克森(D. H. Nexon)主要借鉴了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将其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并撰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国家之前的关系:实质、过程和世界政治的研究》(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他们在书中对中国学者的观点也进行了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人,一个是赵汀阳,一个是我,谈论了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所做的研究。

   去年我在英国某国际会议上也宣读了一篇论文,当时我谈的观点是“表象性的实践”。西方现代实践派学者认为知识有两类,一类是表象性知识,一类是背景性知识或实践性知识。在过去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表象性知识偏向,指大家都关注表象性知识,而忘记了背景性知识。然而,实际上人们很大一部分行为都是由背景性知识来推动的。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国际关系理论显然是表象性知识。但表象性知识能够脱离背景性知识吗?事实上,所有表象性知识的生产者都来自背景性知识的熏陶。

   事实上,国际关系领域中比较新的几大发展趋势如量子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理论,已经不仅仅是东方的或者西方的,而是大家都很关注、都在思考的问题。2019年将迎来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我们希望在一系列的研讨过程中,主要讨论西方、非西方理论如何发展,如何互相交流、沟通和融合的问题。我甚至想提出一个比较激进的观点,即在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之际,最为革命性的变革,其实应该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当然,我们也欢迎争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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