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外交的战略眼光与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3 次 更新时间:2018-07-08 10: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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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通常是一个国家为了本国利益以和平手段与他国进行交涉的活动。外交高度复杂、敏感,所以又被称为一门“艺术”。但成功的外交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战略眼光与格局,认清何为本国的根本利益,在一时难判的利害之间做出正确清醒的权衡,尤其不为细碎所困。当年周恩来处理文革高潮时“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遗留问题、邓小平在中美建交时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处理,均是外交举重若轻的典范。

   1967年8月22日,文革正炽,首都红卫兵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红卫兵不顾驻外大使馆象征着所属国的领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的国际公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办公楼,造成英国代表离任回国的严重事端,举世震惊。中国国际形象大受影响,使文革以来外交本已孤立的中国,更加孤立,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震怒。毛泽东在煽动者8月7日的讲话稿中写上“大大大毒草”,并指示将煽动者抓起来。不过,中国政府一直未向英国道歉。

   1971年,经过1969年的黑龙江省“珍宝岛”事件和新疆“铁列克提”中苏严重武装冲突,面对苏联严重威胁,中国领导人决定打开对西方国家外交,减轻苏联威胁。2月24日,英国驻华新任代办谭森(John Denson)为搬回修复后的办公楼举行招待会,邀请外交部欧亚司司长章文晋等参加。事前,周恩来指示章文晋,不仅要参加招待会,还要向英国代办道歉。当天出席招待会的人很多,章文晋正打算对谭森道歉时,没想到丹麦大使走了过来,章文晋就没好意思道歉,后来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第二天,周恩来得知章文晋并未向英方道歉后,立即召见外交部核心组成员和当时参加英国代表处招待会的人员,对章文晋作了严肃批评:

   “毛主席几次对外宾讲话都说到火烧代办处是坏人搞的。你们读了毛主席同外宾谈话的文件,为什么不学不用?学而不用,不实践,这就是对毛主席外交路线的干扰。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件事,我们就是要找个机会把弯子转过来。你们去参加招待会,正好转弯,结果又弄了个半吊子,丹麦大使一来,你们的话就讲不下去了?有什么不好讲的?当着丹麦大使说也不要紧,还应当大声说。我们搞外交就是要光明磊落。”

   周恩来最后对章文晋说:“你不说,我只好自己说了。”

   3月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英国代办谭森,对他说:“英代办处的房子是被坏人烧了,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那天晚上还曾用以我为首几人的名义联合广播,劝他们不要烧,但是那些坏人就是不听。你们当时的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现在祝贺你们搬回来。修复费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并向你们致歉。”(吴建民:《周恩来与大国外交风范》,《纵横》2016年第9期,第52-56页)

   1978年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即将拉开,但中美两国仍未建交。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超级大国,如果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很难设想中国的“开放”。这时,美国出于对苏全球战略考虑,与中国建交的要求也日益强烈。11月2日,邓小平召见了外交部长黄华和副部长章文晋,听取关于中美建交谈判的报告。邓小平明确指示:看来,美方是想要加快建交步伐。较早实现正常化,比较有利。随后,中美两国在北京与华盛顿展开了紧张、秘密的建交谈判,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Freel Woodcock)在北京负责与中国政府交涉,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在华盛顿负责与美国政府涉。

   建交谈判进展顺利,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来到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重要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现场,召集部分省委书记和部分大军区司令,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重大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中美可能在1979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伍德科克等人,表明最后同意中美建交达成的协议。虽然协议中未明言美国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邓小平对强调,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前的一年里,美国不应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已运输在途的可以不算。但他关心的是,对台军售何时完全停止?

   他强调说,希望伍德科克先生能够理解对台军售问题是何等重要。军售问题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注入了一种破坏心理。我们希望统一祖国,我们可以保证台湾将实现充分的自治,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保留自己的军队。但是这些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旗帜之下。就在当天下午,邓小平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作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定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

   为避免夜长梦多,双方同意提前于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点、美国时间12月15日晚9点同一时刻同时宣布建交。但到14日上午,美方突然发现中方对美对台军售条款理解有误,此时距计划宣布中美建交只有13个小时。邓小平再次接见了要求紧急会见的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澄清”美国立场:美国政府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前一年是“暂停”而非“永久”停止售台武器,两国建交后,美国仍可向台出售防御性武器。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中美建交在美国国会很难通过。

   听完这个陈述,邓小平震怒了,猛拍了一下沙发扶手,大声说:“我们不同意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接着进一步阐明中国对此问题的立场,强调美国对台军售将增加和平统一的困难,最终可能不得不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澄清完中国政府立场后,邓小平最后仍决定不让对台军售问题阻挡中美建交的大局而留待日后解决,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为了进一步在国际上澄清、强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立场,邓小平指示12月1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华国锋宣读了中美联合公报后,专门安排一位记者问此问题,由华阐明。华国锋宣读完公报后,在回答记者问时,按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桢当场起草、部长黄华、副部长章文晋审定的一段文字,再次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反对立场。

   当时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中美建交谈判时说:“在邓小平和伍德科克就建交公报问题进行最后一次会晤的时候,伍德科克心里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他甚至以为建交谈判也一风吹了。但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果断地决定,尽管双方在美国对台湾销售武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不让它阻挡中美建交这个战略大局。”(钱江:《邓小平在中美建交的关键时刻》,《党史博览》,2002年第11期)

   如果按照某些满怀激愤的“战略家”的观点,向英国道歉、美国坚持对台军售仍按原计划与其建交,都是应当谴责的“认怂”。然而历史证明,与打破孤立的国际环境相比,向英国道歉的“面子问题”实在不足挂齿;美国向台军售固非小事,但远不能与中美建交的大局相比。盱衡大局,冷静地判断何为利何为害,“不畏浮云遮望眼”,才是“最高层”的战略家本色。正确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只能建立在这种判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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