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李普今年八十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5 次 更新时间:2015-04-09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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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进入专栏)  


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 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著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河北省著名企业家孙大午,为彰示“两头真”的老人,还建设了数百亩树林,命名为“两真林”。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


作为记者的李普


李普作为名记者,我在上学时就知道了。真正知道他这个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1973年,他从中南局调回新华社,在北京分社任社长。我在天津分社当工业记者。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天津工业形势述评,拿着稿子送到总社。工业组的老编辑华敏把我的稿子粗看了一遍,就从他的办公桌上抽出一篇稿子给我。这是一篇北京市的工业形势述评,北京分社刚发来来的。华敏说:“这是李普写的,向名记者学一学吧!”我迫不及待地细读了一遍,果然名不虚传。那如虹的气势,那深刻的立意,那精密的结构,那洗炼文字,使我钦佩不已。我赶紧从华敏那里要回了自己的稿子,躲在招待所里一遍又一遍地改了起来。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用“两虎把门”的版式,让北京和天津的两篇工业形势述评共享一版头条的位置。

位于天津市睦南道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在办公楼后的平房是一个放旧物、旧书的仓库。那里面有一大堆五十年代初期的杂志。其中一套经济理论文章选集对我很有吸引力,上面收录的是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许涤新等经济名家的文章。在这套书的第八辑,收录了李普1950年写的一篇长文:《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我先是羡慕作为记者的李普能写出份量这么重的经济理论文章。我读了两遍,不仅学到了很多经济知识,更是佩服的是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通俗。我从这里开始学习怎样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述深刻的思想。

李普的新闻写作是第一流的,这不用多说。李普坚持“新闻写作绝对不许虚构,必须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是新闻文字的第一生命。”因此,他一再强调“新闻报道不要盲目向文艺靠拢。”李普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他对用文学手法写新闻始终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比如某次高层会议和两三个人之间的密谈,有些作家写得如亲临现场,活灵活现。读者会问:你又不在现场,怎么知道每个人谈话时的眼神和动作?你又不是钻肚子里的虫子,怎么知道人家那么细致的心理活动?李普为这种“把真实的写成了可疑的”的作品感到惋惜。李普还创造了一种质朴的文风。他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他认为形容词越多,文章越不美;他在动词上很下大功夫,力求准确、贴切、生动。李普写文章不用华丽的辞藻,直接把日常口语挥洒纸上。李普这样的文章,读者感到美,感到有说服力。这正像金代一位诗人《谈杜诗》中所说的一样:“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

作为记者的李普,用他那质朴可信的笔,记录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面说的那篇文章记录、分析了开国六个月之内发生的一件安邦定国的大事。在新中国开国前后,李普的新闻记录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记录了开国大典,这些,都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作为记者的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胜利和成功喜悦,也见证了并评析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拐点”。他认为这个拐点是1953年。他认为“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在这一点上,李普不仅是记者,而且是历史学家。不过,他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学结论,不是研究史料得出来的,而是亲身观察和体验得来的。

他见证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那时他作为报道开国大典的记者,住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李普就从他手里接过了讲话稿和一张纸条上,纸条上写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李普从名单上看到了“联合政府”的阵容: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非共产党人,56位委员中有27位非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中有四分之一是非共产党员。作为临时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把搞社会主义当作将来的事。这个共同纲领还“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李普很赞赏这个纲领。

李普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之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接着,“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左”倾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李普认为,新中国历史上“左”倾的弯路是从1953年放弃“共同纲领”开始的。

李普在他的新闻学著作中写道:“独立观察、独立思考、更是一个记者的命根子。”李普能看到了、记录了新中国历史这个大拐弯,正是因为他守住了记者这个命根子。

李普为“共同纲领”被推翻而惋惜不已。至于为什么一个人的权力那么大,他的88个字的批示能够取代“根本大法”?为什么“共同纲领”这么脆弱,一个人的一个批示就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说。


作为官员的李普


李普是大官,官至新华社副社长,至今还住在部长级的房子里。可是,除了房子大以外,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当大官的时候我和他没有见过面。这并不是他高高在上,而归于我的一种特殊的过敏症,对官员的面孔和眼神过敏,对官员鼻孔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更是过敏。所以我对高官总是敬而远之。其实,李普并没有使我“过敏”的那种面孔和眼神。他的鼻孔里从来没有发出过那种令人混身不自在的声音。黎澍曾说李普“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他没有把自己当大官。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985年夏天在养马岛休假,我们两人多次在海边散步。望着远处蒙胧的小岛和近处的渔船上的炊烟,他说:你会写诗吗?咱们来两句!我说:上中学时我写过诗,在清华学了6年工科,诗情画意都被数理化熬干了。他说:那就不写诗了。我们到海滩去捡石头吧。他和我提着拖鞋,光着脚,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用脚踢沙子。捡到一块好石头那种欣喜的样子,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那时我向他谈了一些当时主流舆论视为叛逆的言论,没想到竟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出的一些话竟比我还大胆!我们年龄相差20多岁,但我总是对他李普李普地呼喊,因为我们谈话时,总是忘了年龄的差别。他呼我小杨,但写信时却称“继绳兄”,使我惶恐不已。后来我想,信上这样地称呼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规矩。

李普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讲资历有资历,讲能力有能力,讲人品有人品。可他在官场上混得不太好。在新闻界名气那么大,写了那么多名篇,可到头来还是副部级待遇,实际级别是正局级。当然,这与体制的改变有关。他离休时新华社是副部级单位,作为副社长,只能是正局级。他离休后不到三个月,新华社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水涨船高,连中层干部都是正局级。我记得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说过这样的话:有才有德的人不一定能走上高位,而地位高尊的人,不一定才德高尚,关键在“遇”。什么是“遇”呢?我理解是机遇。或者是遇到了赏识他的权势人物,或者赶上了好时机。李普离休的时机这么不好,晚两三个月就会上一个很高的台阶。这也反映了官场的荒唐。

李普在官场不顺,有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官场是分等级的。在官场混的人必须有等级观念。即使你脑子里没有,你的行为上必须有,至少你的脸上必须有,特别是在高你一级的人面前非有不可。否则,你只能在你现有的级别上熬一辈子。而李普,除了埋头干活以外,却“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作为官员,说话得讲“艺术”,要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讲一些自己不信、却要别人信的话,有时甚至讲一些假话。李普不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讲真话,讲直话。他说话大胆,文字泼辣,简直不知道官场的种种禁忌。像他这种不懂官场的人,如果不是能力过人、成绩突出,恐怕连个局级也混不上。李普大概也有自知之明,官没有升上去,却也悠然自得。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怨气。我多次听李普说过这样的意思,他其所以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重庆的干部。只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抢救运动的“磨练”,才会“夹着尾巴做人。”

这是不幸还是有幸?我认为是有幸。“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建国至今五六十年,部长数以千计,谁能记得几个名字?而很多人知道李普这个名字。因为李普不断地向社会奉献华章,到八十八岁还文章不断。


作为学者的李普


有的新闻单位提出“记者要当专家”的目标,对这种提法我是不敢苟同的。专家的研究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他一辈子在他的专业领域里皓首穷经。在这个专业里,他有绝对的发言权;离开这个专业,他的认识深度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作为记者,不能一辈子只关注某一个专业。真要这样,他就改行从事那个专业了。要说记者是专家,只能是新闻这个行道的专家。所以,说某某是“专家型记者”是不妥当的。那些有成就的研究型记者,说他是学者比较恰当。

李普就是我说的这种类型的学者。除了有新闻功力以外,他还有理论功力。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他采访什么问题,就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得很深、很透,从中挖出很多道理。只要他肯在某一方面花时间,他也可以写出某个专业的专著。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著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著名经济学家同列竹帛。李普不是专门研究某一学科的学者,他的视野更广阔。他关注的是国家、民族,是天下大事。他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真理追求者。

作为思想者的李普,他的思想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他自己写道:

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李普这里说的前两个阶段,走进革命行列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样。可惜,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进入第三阶段: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

要进入第三阶段必须有一个思想大解放。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要解除前两个阶段留在大脑里、渗透到血液里的种种定见、种种框框。思想解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是要有勇气承认自己在第二阶段有哪些不对。第二是要冒政治风险,不怕与主流不一致。第三要有思想家那样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思维品格。

李普敢于否定过去不正确的东西。他无情地解剖了他那一段时间“可恨”、“可笑”的“左”。他坦诚地向今天的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两次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的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气壮如牛,是一个十足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李普为追求真理敢冒政治风险。他敢说与主流不一致的话。他不怕因说真话、求真理而被“边缘化”。

李普把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称为他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他写道:“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长过程。我好比进了一次大学,1978年的讨论好比是我的一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毕业了。我可以说至今天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黎澍老夫子》)他还写道:“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多年不用脑子,不想问题了。然后又悟到,那时想还是想了的,不过是在既定框框里想,是预先肯定它正确。那时的想,其实只是领会,只是学习,只是“跟”,跳出了这个框框,便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思考的快乐》)他在其它文章中也谈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开朗的欣喜,如梦初醒的振奋”。

本文前面说的,为什么一个人88个字的批示能够推翻“根本大法”;为什么“根本大法”如此脆弱,一个人的88个字就可以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回答。而作为学者的李普,从根本上作了回答。到晚年,他的认识有了彻悟。他的彻悟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对毛泽东的认识:毛泽东是独裁者;第二是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这个党不是民主社会的政党;第三是对现行制度的认识:中国是专制制度,而且是长期封建专制与前苏联专制制度的结合;第四是对马克思的认识。毛泽东很多作法、专制制度的很多方面,其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李普在这四个方面的彻悟是深刻的,一针见血的,带有颠覆性的。

话题又回到他的“第一次解放”。他“参加抗日民主救国运动”,到今天看还是无可厚非,而“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需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在这方面,李慎之说得比较明白。

李慎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启蒙运动。李慎之在谈到他如何按受马克思主义时写道:“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启蒙,是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李慎之到晚年才明白:”抗战前后的所谓新启蒙,....实际是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启蒙的偏离。起初也许只是差以毫厘,逐渐就谬以千里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偏离’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显然,仅凭陈伯达等几个知识分子,是不可能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当时的热血青年,也不是那么简单,陈伯达等人写几篇文章,就能把他们“启蒙”了。陈伯达等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是当时视为楷模的苏联。当时有一定的国际环境,有一股不大的国际潮流。国际环境就是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而相比较的是当时苏联的建设很有成绩。在这个环境中,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诸如英国的肖伯纳,说了不少苏联的好话。青年人的偶像鲁迅那时也向左倾斜。当时,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共识:苏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政权的力量,使这种部分人的共识变成了全民的“集体认识”。正是有了那种“集体认识”,才会有消灭私有经济的狂风,才会出现“大跃进”和由它引起的大饥荒,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

我这里说的“集体认识”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权威政治条件下,相当多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共同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审美观。“集体认识”一旦形成,就是一股横扫一切的潮流,一切与这股潮流不同的都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消灭。“集体认识”有一个最高的权威,通常是最高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不仅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信息,垄断了舆论,垄断了真理。只要政治权威发出什么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清白无辜的人会遭受“广大群众”的残酷迫害;正派廉洁的人会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撒下弥天大谎被认为是对党的忠诚;滥杀无辜被认为是解放全人类.....“集体认识”是强大的,也是很可怕的。

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是说:“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像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那样,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乖乖发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李普已经八十八岁。他不会、也没有机会再一次掉入历史的陷阱。后来人可得十分当心啊!


(2006年7月25日,学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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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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