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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程教授称主体为“‘主体’本体”,称客体为“‘客体’本体”,亦即把主体和客体提升到本体形态的地位,这也是迥异于通常理解的称谓。这是“一道两体”,即作为本体的“道体”表现为作为价值本体的“主体本体”和作为事实本体的“客体本体”。而按通常的理解,客体总是形下的东西,故无所谓客体本体;而主体则有形下的主体和形上的主体之分,后者即哲学上的本体,亦即海德格尔所说:“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之事情乃是存在者之存在,乃是以实体性和主体性为形态的存在者之在场状态”。[61] 这就是说,传统哲学的本体,就是作为形而上存在者的绝对主体,即绝对能动者。
由此可见,程教授的本体论建构确实非常独特。
五、溯源:中国哲学怎样开新
最后,我们不妨接着程教授的思考,作进一步的思考。
所谓“本末”,原是一种比喻:“本”指一棵树的根干,“末”指这棵树的树冠枝叶。这棵树,就是人的全部观念,它被分为两个部分,即是“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二级架构。《易传》所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62],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西方哲学也是类似的二级架构,而且也是比喻的说法,只不过它是用的另外一种比喻:建筑。例如,他们讲“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西方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奠基”(Fundierung / foundation-laying):用唯一绝对的形而上存在者来为众多相对的形而下存在者奠定基础,这个唯一绝对的存在者就是宗教哲学中的“上帝”或一般哲学中的“本体”。[63] 这其实也是把人的全部观念划分为两个层级:形而上–形而下。
但是,20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前沿,已经突破了两千年来哲学的这种二级架构,毋宁说是发现了三级架构。我们也用比喻的说法:如果说基础也是整个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的基础(base)或地基(foundation)是否坚实,还需考虑这个基础或地基的地质(geology)条件;我们不仅要考虑这棵树的根干与枝叶,还要考虑这棵树的水土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用到另一个比喻:不论是上层建筑还是基础或地基,不论是“本”还是“末”,都是“流”,而不是“源”[64]。所以,我曾反复对“本”与“源”加以区分。[65] 那么,对于哲学来说,不仅需要“追本”,而且首先需要“溯源”。
所谓“源”或“本源”,所比喻的乃是存在。如果说,不论形而上的存在者(本)还是形而下的存在者(末)都是存在者,那就是说,它们都不是存在,而是由存在给出的东西。就程教授的话题来说,如果我们所要开出的“新”是由中国哲学传统这个“本”给出的,那么,中国哲学传统这个“本”本身又是从何而来的?这类似陆九渊的追问:“尧舜之前,何书可读?”[66] 况且,按程教授的思路,要开出这个“新”,不仅需要中国哲学传统,还需要西方哲学的资源,那么,西方哲学本身又是从何而来的?实际上,不论西方哲学传统,还是中国哲学传统,都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它们各自、或是两者的结合都不足以成为我们所要建构的“新”的中国哲学。
真正的“源”,其实是生活。此即“生活儒学”的基本观念。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无论中国哲学传统还是西方哲学传统,都不是什么“原原本本”的东西,而是被我们所理解和解释的东西,它们在我们的诠释活动中成为新的对象性存在者,而我们自己也在这种诠释活动中成为新的主体性存在者;[67] 然而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我们,乃是在当下的生活中生成的。
生活显现为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就有了“时代”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确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程教授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的。例如,他之所以研究现代新儒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新儒学乃是基于‘现代’的哲学问题而立论者。当然,历史地看,若说现代新儒学有着强烈的‘现代’问题意识,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则有着明显的‘古代’问题意识。就此而言,尽管我们可以在哲学层面对黑格尔的‘进步’观念持质疑态度,但在现实层面我们不能否认人类文明在总体上的‘进步’。”[68] 因此,在我看来,程教授的哲学本体论建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精神的一种理论表现。
注释:
[①] 这四个方面的排列顺序,略异于程教授自己的排列。参见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探路”和“求同”亦是本文的概括。
[②]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自序,第3页。
[③] 程志华:《由物到本心再到乾元——熊十力关于本体之建构》,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收入《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78-92页。
[④]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91页。
[⑤]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80页。
[⑥] 熊十力:《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删定记》,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页。
[⑦]《周易·系辞下传》:见《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⑧]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萧萐父主编,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⑨] 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⑩]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92页。
[11]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83页。
[12]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85页。
[13]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92页。
[14]《孟子·告子上》:见《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5]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89、90页。
[16] 黄玉顺:《天人体用、贞一不二 ——新唯识论与周易哲学之比较》,《人文杂志》1999年第5期。
[17]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87页。
[18]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68页。
[19] 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
[20]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自序,第1-2页。
[21] 这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未完成的第二部的三篇内容,但他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这项工作。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第47页。
[22] 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收入《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2页;《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原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收入《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5页。
[23] 参见黄玉顺:《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3期;收入《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133页。
[24] 参见黄玉顺:《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此文为《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的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原载《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易小明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25]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自序,第2页。
[26]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自序,第1-2页。
[27] 牟宗三:《圆善论·序言》,见《牟宗三先生全集》(2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5页。
[28] 程志华:《论儒学史上的‘中’‘和’之境》,原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收入《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2-13页。
[29]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2页。
[30]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第12-13页。
[31]《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32]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自序,第3、1页。
[33] 参见Stephen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Polity Press 2012.
[34] 参见黄玉顺:《儒学之“根”与“源”——评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思想方法》,《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5] Stephen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p16.
[36] 参见黄玉顺、安靖如:《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齐鲁学刊》2017年第4期。
[37]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自序,第3页。
[38] 参见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一(一)2、现代新儒家形上学的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
[39]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萧萐父主编,第五卷,第58页。
[40]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萧萐父主编,第四卷,第439页。
[41]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自序,第2页。
[42]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自序,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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