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澍:一起清代百年坟山案件的背后:观念、制度与技术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 次 更新时间:2018-07-02 23:18:58

进入专题: 明仲公定案  

姚澍  
如百姓敬畏知县而称其为“灭门的知县”,[19]称道台为“老公祖”。[20]蒲松龄更是提到“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也。举人称爷,二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谒中丞,亦不过老大人而止;今则此称久废矣。”[21]又如,有的官员高高在上把百姓视同蝼蚁。从《官场现形记》中的知县庄大老爷在审案时的表现就可见一斑,“我想你们这些百姓真可怜呀!本县是一县的父母,你们都是本县的子民……”[22] “细事”一词的盛行同时也反应了官方对无讼的期待,无讼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官本位”观念在法律领域的映射。由于对无讼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本文不再赘述。[23]

   (二)平民百姓眼里的兹事体大

   在传统社会,坟山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少族规中就有“严坟墓”的专条,“祖先坟茔是生身之本,如木之根,水之源,关系最为重也。若抛弃不顾,任其毁伤,是尤伐根塞源而望其枝茂流长,必不能矣。……至保护祖基当亦如之,盖祖宗坟围树石尚禁盗卖,况祖坟墓骸,何敢弃之!各宜猛醒。”[24]坟山所包含的经济利益也是子孙予以重视的原因之一。该案山地的面积就有“七亩八分三厘”。[25]此外,山中树木的价值也不菲。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蛇形山倒下了一棵巨树,据保长称周明仲后裔“已搬树四十二同,未搬八同”,[26] “树蔸约大一丈四尺”。[27]另外,某些用词也反应了当事人强烈的敬祖观念,如“人本乎祖,木本乎根”,[28] “祖骨所在,难以弃舍”,[29] “祖山可弃,祖骨难抛”。[30]在咸丰年间,曾有周明仲后裔购买乞丐,企图打死嫁祸的传闻,可以看出坟山对于子孙的重要性。另外,清代的土地交易习惯是出卖坟山时祖坟必须保留,俗称“摘留”或“留坟卖地”,[31]可以看出时人对祖坟的重视。

   此外,受宗族观念的影响,民众对本族的事务特别重视。对常人来说,宗族是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人际环境,当宗族面临外来威胁时往往会奋不顾身。有的宗族通过规训等形式来强化宗族认同感,“宗族之间,情义相须,或因一言而伤情,或因小利而失义,世俗皆不能免,各房亲族当平心公道,互相劝解,以全和气,毋得帮刚护短,生事嫁祸。”[32]正是因为平时注重内部的团结,所以一旦宗族涉讼,族人才会齐心协力。该案中,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就有周明仲后裔三百余族人趁夜抢夺树木之事。此外,宗族的知识精英参与案件尤其值得注意,这些读书人和官府有着紧密的联系,掌握了主流的文化和价值,甚至还对法律相当熟稔。该案的周明仲后裔中有周禹绚、周咏新、周麟、周玉秦等人是监生,周铭仲后裔中周国柱是生员,周礼、周承文等人是监生。这些人甚至充当了讼师的角色,从状词中可以看出一二,如“惫”、“豪杰党棍”、“族辣”、“虎穴”、“信口狂吠”、“枭等屡狡履翻案”、“死灰复燃”等极其夸张和犀利用语。族人参与坟山案件,与宗族的价值导向密切相关。有的宗族对那些在诉讼中做出贡献的人予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卓异”,[33]这一评价远高于对读书人的褒扬。正是在宗族情感和荣誉感的驱使下,很多族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诉讼中来。而反过来,通过诉讼也能使族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甚至可以把全族参与诉讼作为巩固宗族组织,加强宗族管理的良机。

   总的来说,坟山案件对于当事人来说绝非“细事”,而是关系个人和宗族的头等大事。除了观念会对坟山案件的审理产生影响外,当时的制度设计同样值得关注。

  

三、制度分析:案件的翻控与调处

  

   由于坟山的意义重大,所以当事人在诉讼中非常顽强,不断翻控,而清代终审制度的缺位又为翻控提供了空间。为了应对这一局面,除了判决,官府也十分重视调处。

   (一)屡断屡翻:终审制度的阙如

   一般来说,坟山案件由州县审理就可以结案,但该案历经十九次审结,这与清代没有终审制度有很大的关系。终审制度的阙如,导致如同该案一样“屡断屡翻”的情形大量存在,尤其是个别刁滑的当事人,明知理亏却仍心存侥幸,反复翻控。正如学者所言,清代“并没有知州、知县进行的程序根据什么而终结的制度规定,当事人只要想争执就一直可以争下去。”[34]

   终审制度的缺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清代并不存在司法和行政的界分,司法被当做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很难分化出高度专业的诉讼程序。虽然,各地方衙门盛行颁布《状式条例》约束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其中通常都会有一条“远年旧案不得起诉”,[35]但在实践中难以得到严格落实。其次,在传统的人治社会中,个人的道德权威高于法律的威严。因此,民众在遇冤屈时都希望能有包青天式的清官出面主持公道,官员也愿意充当这样一个严明、惩强扶弱的角色。总之,“在清代司法环境之下,当事人和裁判者均没有把案件纠纷解决,包括纠正司法错误的最终希望寄托于司法制度或程序本身,而是把正确解决纠纷和纠正司法错误的希望,完全寄予裁判者对自己冤抑的重视,裁判者个人高尚品德或者聪明才智的信任与崇拜之上。”[36]因此,只要认为存在冤屈,无论案件经过了多少次审断,也无论过了多长时间,都可以被拿出来重新审理。当然,控告有程序限制,“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越级控告的行为将受到处罚“即实亦答五十”。[37]最后,清代的皇帝才是最高的司法裁判者,只要案件没有经过其审理,都可能被推翻。

   从结果来看,已经审结的案件,通过翻控,也确实可以被推翻。如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山地已经被判归周铭仲后裔管理,而周明仲后裔在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借搬树之事翻案,在第一次被田署州驳回控告后,又接连上控,最终使得案件重新审理,并且推翻了乾隆年间案件的判决。就个案而言,通过翻控,冤屈或许能得以洗雪,正义得到伸张。但总体来说,不断翻控导致有限的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少数的案件上。而且,案件不断再审增加了司法的不确定性,对司法权威造成极大的损害。再者,对那些缠讼时间长的案件,即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不一定能够查清,案件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调处等途径。

   (二)调判之间: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纠合

   地方官员在审理坟山类案件时,非常注重调处结案。严格说来,案件被起诉到官府以后,调处并非必经程序,在规范层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但官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对调处有着特殊的偏好。这就使得地方的司法实践呈现出审判与调处相结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杂糅的样态。[38]

   官府做出判决时不仅要寻找事实上的依据,还要进行法律上的论证,并且最终的判决结果也不一定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和执行。相对于判决,调处有其特殊的优势,一方面,调处能充分利用亲友、保甲长和乡绅等社会力量促进案件的解决,节省司法资源;另一方面,调处人员的道德权威和社会影响力,会对当事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使其不敢轻易翻案。正是由于调处具备以上优势,所以官府特别重视和欢迎。一如有学者所言“帝国官员为什么会采用‘遵依甘结’这种看似缺乏权威的做法,据我看来,其目的即是为了达成‘官法与民情’的合意;也就是说,把‘民情’作为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的基础。”[39]

   有学者通过对清代中期四川巴县的一百一十件坟山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案件的救济方式主要是官府审断和民间调处。[40]在该案中,康熙和嘉庆年间的案件以调处结案,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官府也是援引了嘉庆年间的处理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调处方案曾一度得到当事人的严格遵守。如嘉庆年间的案件审结后不久,周明仲后裔曾以山中枯树有倒下风险为由禀告官府,要求将树木充公。至于,道光年间案件的翻控,主要是由于官方处置失当引发。调处表面上出于当事人的自愿,但实际上官府的作用如影随形。有的官员会作出批词,要求亲邻调处,还有的则是当事人根据官府的批词对案件的结果进行预测,经过权衡后,邀请第三方进行调处。嘉庆年间的调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事人对官府的回应。以《大清律例》作为审案的依据已经成为各官员的共识,对周明仲的后裔来说,管山契据和印串等证据已经被官府彻底否定。而且,历次的审理并无本族独自管山的先例。对周铭仲的后裔来说,虽然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官府曾将山地判给其管理,但要继续获得官府的认可缺乏证据支持。总之,双方的证据均不符合《大清律例》的要求,而阳署州和按察使衡龄招都曾提出将山断作官荒。所以,若案件由官府判决可能对双方都不利,邀集公亲调处便成了双方的最佳选择。

   对于坟山等词讼案件,除了审判,调处也是重要的选择,官方的态度会对调处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当事人也会尽量选择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因而,调处可认为是官民相得的产物。

  

四、技术分析:裁判依据的选择与利益平衡


   传统的官员历来注重裁判技术的使用,裁判技术包括运用法律逻辑和规则,使用科学手段和生活经验等来审理案件。通过该案发现,为了达到息讼止争的目的,官员重视对裁判依据的选择,并且会有意识地对当事人的利益做出权衡。

   (一)裁判依据的选择

   官员在审理案件时的首要目标是平息诉讼,该案中不同官员都会反复强调“以断葛藤”、“以清案牍”等,为此,裁判依据的选择变得十分重要,尤其是情理与法律的运用。

   嘉庆年间和咸丰年间案件的处理方案之所以能被各方接受,就在于官员对法律和情理的处理比较恰当:其一,双方都不具备例文规定的证据,将山判给任何一方都缺乏法律依据,而例文未明确规定此种情况可以断作官荒。而且,有山邻证明山地归周家,[41]因此,将山归双方共同管理在法律上更加说得通;其二,康熙年间的案件以山地归双方管理结案,此方案离初次案发的时间最短,接近案件真相的可能性最大;其三,允许各自管醮祖坟,顺应了人情;其四,禁止添葬、竖碑和砍伐,以及树倒归公可以防止双方竞争滋事。另外,嘉庆年间的调处具备充分的民意基础,且兼顾同姓之谊。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对该案法律渊源的选择有不同看法,但最终的结果体现了官员对法律的准确把握。知府杨炜曾试图以刑部成案来反驳衡龄招引用例文断案的观点,称“虽例文如此,而世有经权,似难概论”。[42]这一观点存在以下缺漏:首先,刑部成案虽然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但在效力位阶上难以与例文相提并论,“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始终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处在从属于制定法的地位。”[43]其次,《大清律例》规定刑部成案的适用范围是刑事案件,[44]该案不符合。再次,成案适用的前提是“祖遗山场旧业”和“世守无异”,但该案的山场存在争议。故从最终结果来看,清代的官员还是能够准确地适用法律。

   该案的官员为了查明案情做了大量的尝试,内部也曾对法律依据产生分歧,这些似乎表明官员希望依法裁判,但最终却又未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结案时,官府将山地交由双方,却又禁止进葬、竖碑和砍伐等。这种做法虽缺乏法律依据,但却有必要。该案五次阶段性的诉讼中,有一次是因为进葬引起,有三次是因为争夺树木引发。尤其是出现了数百人抢树的情况,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坟山纠纷,甚至酿成命案。因而,官府会对案件的起因和当事人的争讼动力予以重点考量,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以断讼根。

通常,地方官员审案时重视引用法律,甚至某些情况下情理被套上了法律的外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明仲公定案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案例分析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77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