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观念史研究的回归 ———观念史研究范式演进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3 次 更新时间:2018-06-24 0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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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图  
斯金纳对观念史研究范式展开了批评之外,斯金纳还认为,观念史研究把思想家在文本中所表达的这些观念都看作是思想家自己的观念,甚至是其思想信仰的表达也不准确。这也正如贝维尔在“观念史的逻辑”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观念史家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思想家们所表达出来的观念。观念史家研究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将研究意义的特性作为核心。我已论辩道,他们研究阐释性的意义,理解为个人的观点,而非语义学或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观念史家所研究的意义是每个个体创造性的产物,而非是语言性语境或社会规范下的结果。现在,我试图去显示,每个个体所能动性地创造出的阐释性意义是其信仰的表达。当人们发表谈话,他们表达了观念或信仰,而正是这些观念或信仰建构成为观念史家所研究的对象。历史的意义就包含在这些所表达的,以及所传达给每个个体的个人观念的信仰中。”针对这一将作者与文本所表达的观念之间直接对应等同的实体论观点,斯金纳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个案来表明了他的异议,“我们在处理他的这一文本时,并非全然将其作为信念的表述,还不如说,而是作为其对当时的政治辩论一种特定且相当复杂的介入(intervention)”。通过对霍布斯《利维坦》这一文本的研究,斯金纳更为坚定地指出,“我不仅把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视为一个总的思想体系,而且视为一项以辩论干预时代冲突的行动”。在霍布斯“平静论说的欺骗性表象之下,潜藏着怎样波涛汹涌的辩论之道”。也正是如此,斯金纳提出了对文本解读的独特方式,即思想家的文本就是对当时政治或社会论辩的组成,“哪怕最抽象的政治理论著作,也绝不可能超然于当时的战斗之外,相反,它们永远是战斗的组成部分”。

   既然思想家所创作的文本是一种论辩性的存在,为此就需要研究者在研究文本时,不仅只是关注作者的意图与文本形成之间的关系,还需要重视作者在形成文本时如何进行表达,即如何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来组织文本。为此斯金纳借助于语言哲学理论,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即是行动”的理论资源开始将文本中的修辞作为研究对象,并明确地指出:“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为何该文本采用如此的组织方式,为何使用这样一套语汇,为何某些主张被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为何该文本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和形式。”所以,“我们应当研究各种不同的使用语词及其功能的语境,以及使用这些语词所要达到的目的。洛夫乔伊的错误不仅在于寻找某种‘观念’的‘基本意涵’,认为这种意涵基本‘保持不变’,而且他还假定这种‘基本意涵’(各个著作家都为此做出‘贡献)必然存在”。正如“剑桥学派”的第三代学者阿纳贝尔·布瑞特所概括的:“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只是孤立地研究‘伟大的观念’(great ideas)和一些伟大的思想家(great thinkers),只是把思想史视为与人类行动的历史相区别的一种历史类型,并且把‘语言’(language)当作思想家们的思想或观念的一种表达。现在,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思想史研究对象发生了转换,重点研究思想家‘言说’的方式,以及如何运用‘言说’去思考。因此和以往最大不同的是,这一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关注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找寻过去的‘表达方式’,发现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即‘修辞’”。

   正是由于秉持不同的研究范式,斯金纳才对诺夫乔伊式的观念史研究持反对的态度,“我依然对书写概念史或‘观念单元’史的价值持怀疑态度。唯一要写的观念史则为这些观念是在论证中被形形色色运用的历史”。

  

   与此同时,另外一批历史学家也展开了对观念史研究范式的批评,并在观念史研究中加入了社会的维度,使之发展成为“观念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学界也常常将其称为“新文化史”。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新文化史”首先在法国兴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一批历史学家开始不满意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结构史,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注重对个人、群体所具有的不同心态的研究,并使心态史研究成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重要主题。后来随着美国历史学家的加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学术场景。

   1971年,罗伯特·达恩顿在《近代历史杂志》发表文章,批评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所撰写的关于启蒙运动的著作,出于对“观念社会史”的呼唤,达恩顿批评盖伊的研究方法太过陈旧,仅仅聚焦于研究启蒙运动中那些最为伟大的思想家,未能揭示启蒙运动的内在复杂性。在1990年,他又发表文章,预言今后的思想史研究将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并从以前只研究高级精英文化转向底层文化,考察与理解普通人的心态,当然他也不同意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对精英思想家的重视和以“修辞”为中心的研究。在他同年出版的《拉莫莱特之吻》一书中,他明确地提出,现有的思想史研究只关注上层精英,而社会史则关注底层,现在则应把观念放入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形成“观念的社会史”。虽然达恩顿的呼吁未能说服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继续进行精英思想家的研究,但达恩顿和他志同道合的一批历史学家如林·亨特、夏蒂埃、伏维尔、亨利·让·马丁、安·布莱尔等开创了“观念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对这一研究范式的特征,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给出了这样的界定:“一方面,它必须被理解为对表象过程的分析,即分析适用于某时或某地的社会和概念结构的分类和排斥的产生。社会世界的结构不是一个客观给定的事物,并没有超出思想和心理的范畴。它们是由构成其形态的一些相互连接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杂乱的实践活动历史地产生的。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还必须理解为对意义构建过程的研究。历史学打破了曾被批评家认作是一致的文本和著作具有内在、绝对和世界特别意义的旧观念,而转向通过多重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式赋予世界以意义的实践。”在1999年接受《人文科学杂志》的访谈中,他又再次重申,“我的研究历程表现为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向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由此,他自己在1991年所出版的《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一书中实践了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为了要理解意义,历史学家需要在抽象的、文学的和政治的世界和其他表达的模式中找出差异,这也意味着,即使历史学家在文本中找寻到了其意义,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意义就仅仅局限在语言的语境中。因为对于读者来说,文本是不固定的,它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的流动以及随之所做出的解释也即是流动的,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这也表明,一个印刷文本形式的变化就能轻微或完全改变其意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同样文本由于它呈现和传达的条件不同会接收到多重的含义”。

   由此,使得新文化史研究在研究观念,重建意义的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历史性”的考察。这种“历史性”的考察,不仅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改变着过去那种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的理解,强调文化的独立性与能动性。而这种文化的能动性,在学理上来说,就是重新思考社会的组织性动力与要素,一个社会是如何被组织起来成为特定的某种社会样式的。也就是说,人们是用什么样的观念、情感与心态来进行自己的行动,从而在实践层面上完成了社会内容的建构与意义的重建。这就突破了原先仅仅考察观念演变的研究范式,将观念置于社会的语境中来考察。同时,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既改变了原先的社会内容决定着人们的观念这一机械的历史决定论,也将原先只是单一性地仅把观念放在观念层面上进行静态性的研究拓宽,并加入了观念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思考观念在组织社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将其视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和动力,因此,只有将观念史研究置于社会的语境下才能够更为精确地定位观念史。并且也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经济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实体也是被文化所创造,并在文化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

   在这一“观念社会史”的研究中,有三本书值得关注。一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苴虫》,此书重点研究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磨坊主,他如何会形成这样的观念。第二本书为法国历史学家拉杜里的《蒙塔尤》,作者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来具体考察了一个村庄里人们的各种文化或观念。这种从浅入深的文化研究被作者称为“蒙塔尤考古”,这些观念包括时空观念、社会意识、宗教和伦理以及民俗和鬼魂等。第三本为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猫的大屠杀》,追随着法国学者达尼埃尔·莫尔内探讨法国革命思想起源的研究思路,达恩顿也努力去考察18世纪法国人的思想方式,试图不仅去显示他们想些什么,而且要考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如何构建世界,赋予其意义,注入其情感。不再追随原先经典文本性的高级思想史研究的路径,而是考察还未予界定的区域,就像著名的法国心态史。这一范式在英语世界还未有命名,但也许可以直接被称为文化史。其研究方法则是运用人类学,并借此反思西方文明本身,如罗伯特·达恩顿本人所说,要用人类学的方式来研究我们自身的文明,而以前人类学只是研究异族的文化。通过这样的考察,从而来回答启蒙运动这一思想运动如何在当时的社会中进行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观念的形成与流动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这样,作者避开了以前历史学界惯常研究的精英文化,另辟蹊径,努力研究社会底层的文化,着重揭示他们如何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并形成自己的心智世界,以及他们又如何在其思想观念中组织现实,并在实践性的行动中予以体现和表达。通过研究,达恩顿发现,在18世纪的法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图景,一种是高层的启蒙思想,在上流社会中流行;另一种则为底层的文化生活,属于社会的普通大众。这两者之间是分裂的,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并非如以前所研究的那样被广泛传播到全社会,从而激发或引导着人们进行革命。这样,达恩顿的研究表明,意义的建立并非是固定的和普遍的,同时,不同的群体在按照不同的思想意识来建构现实的社会。这样,观念的传播接受和重新再表达以及在实践中如何组织社会的内容就成为主要的研究路径。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新文化史除了在对观念的接受者如何组织社会进行研究之外,还重点关注这些观念是如何被再生产的,这又与阅读与传播紧密相连。由此研究者也从原先的只对观念载体的“文本”进行研究转向了对接受与传播,以及其路径、形式与再仪式化的研究。例如金兹伯格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仔细分析了梅诺奇的个人阅读书目,同时,这些阅读只是形成他的观念的一部分,另外还有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和农民的传统也一并参与到他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正是这些印刷的书籍和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口述文化之间的碰撞,使得梅诺乔产生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

  

在对观念史的批评当中,思想史研究者们也将原先所强调的“观念单元”发展成为“概念”,即观念史或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概念,而非“观念单元”,或“关键词”。隐含在这一转变之中的思考即为,要从过去所研究的“观念”转向其意义或含义。1981年,学者威廉·鲍斯瓦玛发表了一篇文章,其标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史:从观念史到意义史》(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1980s:From History of Ideas to History of Meaning)。另外一位学者鲍德克也说,概念史所要做的就是对于那些富含多元意义的词语,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的概念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诠释。正是由此,概念史研究和一般通常所说的关键词研究有了区别,对此,概念史的创立者考斯莱克曾经这样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一个词语的意义总是指向其所意指的,无论其所意指的是一种思想,还是一个客体(object)。因此,意义总是固着在词语上,但是词语的意义总是由口头或书面的语境所维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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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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