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从“苦难美学”说开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0 次 更新时间:2018-06-05 23: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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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进入专栏)  

   读《随笔》载“荒谬的苦难美学”一文,批国人赞美苦难之风,痛快淋漓,很多我有同感。特别是多年来,每宣传颂扬一名英雄模范人物时,必然要渲染他(她)如何带病工作,或有病不肯就医,或如何不顾家,家属也因此受苦受累,等等。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为“臭老九”恢复名誉时,报端表扬了几位知识分子,但无例外的,都是在几乎是非人的艰苦的条件下做出成绩,有病不就医,或医生开了假条揣在口袋里继续带病工作,直至累死、病死(如蒋筑英),或虽然在世,健康也受到摧残,以致后来英年早逝(如陈锦润)。

   直到现在,宣传模范人物中仍沿用此套路,似乎正常的生活条件培养不出杰出的人物,或者如不渲染苦难,就引不起公众的尊敬。从孟子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脉相承,都让人信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不过,掩卷深思,感到这个问题似乎需要话分两头,因为涉及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问题。

   一种是人为地制造苦难,然后又加以颂扬。在我国特定的环境中,如此颂扬苦难,其作用是让人逆来顺受,不去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不为扭转这种条件而进行抗争。因为许多苦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例如蒋筑英的成就是在十年浩劫中苦苦挣扎得来,如果环境好一点,他付出同样的劳动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他不就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一次病实在太麻烦,要浪费许多时间。那么为什么不设法改善医疗条件呢?还有那些在他身后悼念、惋惜的领导、师友,生前为什么不能多关心、多帮助一些呢?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艺术领域,如果得到正常、宽松的环境,会释放出多少创造力,给人间增添多少美!

   更有甚者,实际上制造苦难与宣传苦难的“积极作用”出自同一来源。例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那一段名言,因经过权威的引用而得以空前普及。究其背景,那是1962年“反右倾”运动中,一批干部因说真话而获罪下放,而用以开导这些实际上是被冤枉的人,特有的辩证法:坏事变好事,即使处理错了,也乘此机会深入群众、了解下情、得到锻炼,说不定以后时来运转可当“大任”,遂引司马迁的话为证。这段话经此一用,威力大增,后来在各种场合,直到“文革”,凡遭贬黜,批斗、劳改,乃至囚禁,率多以这段话自慰、自勉。不过这只能用于得以生还而且长寿的人,无数被“迫害致死”的就没有机会收“锻炼”的效果了。

   在上世纪50年代那场“阳谋”的初期,还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是专制皇朝时代农民造反的口号,被用来鼓励人们“鸣放”。当时傻乎乎相应号召,率尔直言的人大概都以为这只是一种浪漫的、夸张的手笔,不会真的产生那样的后果,而且也绝对没有人想把“皇帝”拉下马。而不幸,这些后果都发生了。当然“剐”刑是不能再用了,代之以其他刑罚。

   到60年代初,又有“不怕开除党籍、坐牢、杀头、老婆离婚”之说,也是用以号召直言,还将《后汉书》的“李固传”和“黄琼传”,抽印成大字本,分发高级干部学习。用意大概是要高级干部继承“文死谏”的传统(李固以直言敢谏,得罪权贵,终于遭陷害被诛,被他竭力动员出来做官的黄琼也救不了他)。不知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既然如此希望听到意见,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为什么不能效古之明君,事先“恕你无罪”,承诺不会因言获罪,杀头、坐牢……呢?

   余也愚钝,后知后觉,这个问题是很多年后从迷茫中醒过来才想起来的,方悟出所谓“阳谋”的真意:勿谓言之不预也。这些预先警告的后果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中都得到应验,如果不是在本次运动中立即兑现,那是“时候未到”,等下次运动再报,到“文革”来一次算总帐。于是产生了彭德怀、张志新、顾准、林昭……等等无比惨烈而壮丽的悲剧英雄,成为后人缅怀、叹息、颂扬的对象。这是在没有敌国外患的情况下,中国特有的条件下产生的“苦难美学”。

   现在再谈另头:纵观人类历史,苦难与美学有密切关联却是事实,体现在古今中外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文学艺术以及精神的升华上。艰苦的条件,早年的不幸,的确能磨练心志,锻造毅力和能力,许多杰出的人才由此脱颖而出,中外皆然。外国文学以此为题材的也不少。因为人,不论是个人还是族群,生而要遭受各种苦难是客观存在,各种宗教都是从这一前提出发,设法指出解脱之道。

   中国人说“文章憎命达”,西人说“愤怒出诗人”,恐怕都有一定的根据。我不知道左丘如果不失明是否会写《国语》,但是可以肯定,屈原如果得宠于楚怀王,其计得用,肯定不会有《离骚》;司马迁如果不遭此奇冤和奇耻大辱,他作为正常的史官写出的历史不会有那样独特的角度,在汉朝正当“盛世”之时竟然有那样的洞察力,能跳出成王败寇的老套去写各色人等,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不朽杰作。还可以举出杜甫、辛弃疾、陆游……一连串的名字。

   中国的博大瑰丽的文学大多成于作者遭贬黜或经历离乱之际,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假设这些旷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使太白叩开了九重阊阖,使稼轩得拥十万貔貅,他们一个个都成贤相,成良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学遗产么?人类文化的宝库中还有这样瑰丽的奇珍么?”还有,曹雪芹如果没有簪缨世家盛极而衰的亲身经历,怕是写不出《石头记》来的。

   不仅中国如此。我珍藏有一盒美国黑人低音歌王保罗·罗伯逊的一次演唱会录音带,其中有美国黑人名曲“老人河”和俄罗斯的“伏尔加船夫曲”。那两首歌虽然曲调、风格各异,却给人的感觉十分相似,罗伯逊的浑厚低音唱出了几代人的苦难和对哺育自己的母亲河的深深的爱,美国黑人和俄罗斯船夫在这点上是相通的。这种美带有普世的感染力。我百听不厌,每次都为之深深打动,甚至落泪。而在少年不识愁滋味时初听此曲,就没有现在这样深的体验。

   还有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西西弗思、拉奥孔,都是悲剧英雄,是伟大艺术的题材。特别是那拉奥孔父子被蛇缠身的著名希腊雕像,那种悲愤、痛苦、挣扎、抗争的表情有巨大的震撼力量,所以成为不朽的美学经典,是治美学史和美学理论者绕不过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爱情名著都是悲剧,因为没有恋爱自由;西方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即使有自由,但是伟大的爱情作品也往往来自失恋或单相思,例如《少年维特之烦恼》,或是法国浪漫派的“湖畔诗歌”。虽说不上苦难,但至少是感情上的痛苦,如果像童话的结尾:王子娶了心爱的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接下去也就没有文章可做了。

   本人因工作关系与美国人接触较多,也很有几位私交不错的朋友。我觉得美国人作为个人是比较好交的,开朗、大度,城府不深,最好的是不同意见可以直率地辩论而不伤和气。但是作为中国人,总觉得到一定程度,就很难成真正的知交。我认为我理解他们易,他们理解我们难,即使是所谓“中国通”,往往也失之简单和肤浅。

   有一位美国朋友曾对我说,根本原因是美国人没有经历过中国人的苦难,因此从总体上难以理解那种深沉和复杂,我觉得这是贴切之论。和美国人打交道常感到,好像是一个饱经坎坷沧桑的老人遇到一个生于安乐的富家青年,尽管对方不乏聪明、善良和同情,但缺的是深度,因而在压抑中曲折表达的某种感情和含蓄的美,甚至苦涩的幽默,他们难以体会和欣赏。这里仅就审美而言,而且也只是我一己的感受,无关内政外交宏旨。

   从苦难和美谈开去,可能扯远了。总之苦难和美确有某种关联,但苦难不一定产生美,也产生丑。有人在与苦难抗争中升华而成就大智慧、英雄业绩和艺术奇葩;有人却沉沦入泥淖,暴露了人性的种种卑琐和丑恶。当然也不能得出幸福的境遇创造不出美的结论,更不能为了深沉的美就刻意追求和歌颂苦难。我没有研究过艺术史,不敢断言苦难与幸福何者贡献更大。至于苦难的制造者以颂扬苦难来使自己的暴行合理化,其实已经与美学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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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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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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