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从托尔斯泰到周作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 次 更新时间:2018-05-21 11: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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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飞  
才是最高上的艺术。“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相互的合一,如《福音书》上所说。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这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但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一切的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什么是艺术》第十六章)(41)

   很明显,周作人力求通过“艺术的宗教本体论”揭示文艺的本质样态,首先周作人确切指出,文艺存在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一切人类相互合一的理想状态,这也正是宗教的终极要求,对此他给予了充分证实。其次周作人大量引述列夫·托尔斯泰的论断,试图说明文艺是实现这种社会改造根本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即“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这就是现代人道主义文艺观念中的“情感中心论”,它在周作人“人的文学”文艺观的理论构建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情感中心论”的理论设想是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论的独特贡献,他几乎否定了文艺复兴后所有的文艺本质论说,而将文艺活动完全化约并等同于“情感表达—情感感染—情感转移”的人类精神的交通活动。周作人跟从哈理孙,以神话学、宗教学为此理论提供实际证据,他从文艺的起源作出分析,指出“就文艺起源上论他的本质,我想可以说是作者的感情的表现”。(42)具体言之,在原始时代宗教与文艺原本是合一的,它们产生的“原因即在求生的精神活动”,原始的人类使用它们来发表属于全体人群的集体性情感,当然“多是表示宗教的情感”。而当文艺与宗教分离后,文艺的“宗教的本体仍然存在。他还是要表示他的情感”,(43)因此起源阶段的文艺——“古代的人类的艺术”是“人类的关系生命问题的一种宗教的表示”,(44)仍部分承担宗教的功能,为全体人群表达出保全生命的共同的情感,并藉此共同的情感将大家合一,结合在最高神的里面,达到“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境界。如基督教艺术表述为“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相互的合一”。(45)周作人指出,虽然文艺凭借表达共同情感以结合全体人群的职责不幸被“阶级的文学”所打断,但到了20世纪初文艺的这种本质功能再度回归,而且人类在新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对文艺本质的认识得到了极大提升,周作人、哈理孙等喜见人类已重新认识到文艺“社会性”本质,即人类不仅开始清醒意识到艺术自发生之初便已存在的与人类各种本质要求——人类的生存需求、人类对生活的激情、人类情感沟通交流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也逐渐明瞭具备“社会性”本质的文艺的真正功用,同时更明确了表达共同情感的目的是为了结合全人类的认知。

   哈理孙与周作人不仅为“情感中心论”提供了事实依据,而且进一步在列夫·托尔斯泰思考基础上,在新的时代为“情感中心论”作出新的理论构建。他们首先站在时代的高度上重新解读列夫·托尔斯泰的理论创造。哈理孙指出列夫·托尔斯泰最先觉悟文艺回归“社会性”,他的“艺术理论令人耳目一新并富于教益”,并在“一致主义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尚未出现前已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其艺术观点“可以说基本上是表现主义的,甚至与未来主义的教义声气相通”,而这种艺术理论的核心就是“情感中心论”,哈理孙指出对列夫·托尔斯泰而言“艺术不过是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46)而且总的看来,列夫·托尔斯泰的相关思考最为全面系统,亦最具理论贡献,因为他提出了一整套细化的新的理论表述。周作人、哈理孙一方面十分认可列夫·托尔斯泰从艺术与宗教具有相同“根本精神”角度思考问题的维度,并充分理解他所宣扬的“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的论调,以及由始至终从基督教艺术出发立论的做法;但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周作人、哈理孙站在新理想主义时代的高度,借助新的时代精神与科学理念,以敏锐的洞察力从托翁浓厚宗教式的表述中剥离出全新的时代意识与时代观念。正如哈理孙坦言,他们关注的只是托翁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正确认识及判断,主要包括文艺的“社会性”本质与“情感中心论”的理论设想,(47)还有他对新时代所需文艺样态及功用的某些具体分析等。

   以周作人、哈理孙为代表的新世纪现代人道主义者,在重新解读列夫·托尔斯泰文艺本质观理论创造的基础上,确立了现代人道主义文艺——“人的文学”的“情感中心论”的核心内容及基本准则。周作人指出现代人道主义者追求的是符合人道主义终极“真理”的“最高上的艺术”(48)(迄今最高的发展形态是“现代的人类的艺术”),其核心理念是文艺完全是为实现人类社会最高理想而服务,并且文艺最后“朝向的归宿是全体人类亲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目标”,因此每位理想的新文艺家所体验与表现的只能是寄寓着人类最高理想的情感,而且是代表着每位理想的人类成员的,哈理孙说“现代艺术家的任务就是真切地体验和表现这种人类大同的情感”。(49)

   自然“人的文学”的“情感中心论”包括对于理想文艺如何才能完成“以共同情感结合全人类”职责的思考,为说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宗教问题》中首先引述列夫·托尔斯泰的概括,“托尔司泰说,文学不但要使别人晓得我的意思,要他受到我的同一的感触;如我向他说,即能使他发生与我同样的情感,无形中彼此就互相联络了。这自然是专指好的结合力而言,文学的作用便都在此,其与宗教相同处也在此。”不过人道主义文艺家周作人的认识与托翁相比已有很大改进,他突出强调文艺与宗教在“以共同情感结合全人类”的方式上已有很大不同,即便倾向“社会性”的近代文艺也不例外,周作人明确指出“近代文学是社会的,是与宗教相同的;不过他不必假借神的力量而可得同样的结果”,即近代文艺“不用凭藉一个上帝,或与上帝发生关系罢了。他用另一种方法,将大家的共同情感发表出来,自然能结合全体。”(50)这里周作人所试图说明的“另一种方法”,正是现代人道主义文艺完成“以共同情感结合全人类”职责的方式与途径,其“人的文学”文艺功用论多数论断皆围绕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周作人为确保真正实现“以共同情感结合全人类”的文艺功能,在现代人道主义的整体社会建构中,较为完整地设计出理想的文艺系统机制。

   当然首先需要说明,现代人道主义“共同人性论”的“人”的本质观已经为“人的文学”文艺功能观构造奠定了必要条件。关于“共同人性论”的“人”的本质观,笔者曾在拙著《“人”的发现》中做过细致分析,即现代人道主义“人间观”关于“个人”/“人类”关系的独特理论认知。笔者研究发现,现代人道主义者之所以自信能够成功完成社会改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人类存在共同的人性,他们乐观地宣称,人类中所有个人均本质相同、利害与共、理想目标一致,更重要的是“本来人类底思想是共通的”,(51)即人类中每个个人“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52)实际上,在现代人道主义者看来,正是“共同人性”的存在,保证了人类能够顺利达成精神共识并产生情感共振,从而进一步实现人类合一的理想;与此紧密相连,现代人道主义者关于文艺系统机制、功能等方面的设想,如“情感传达/感染机制”“情感转移功能”等也都全部建立在对人类同具感觉性情的认知上。

   在确立“共同人性论”的必要条件后,现代人道主义者为理想文艺/“真正的艺术”设置了系统的机制,来保证“以共同情感结合全人类”的文艺功能的有效实现。首先,在为以精神改造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改造路径进行顶层设计时,理想的文艺被设定成为最关键的枢纽与保障。具体而言,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对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式与路径作出独特构想,他们提出首先要使人类中每个个人在理性上觉悟到人道主义“真理”,然后令其在感情上也发生根本转变,最终彻底打破所有人类之间的精神隔膜,顺利实现理想社会。(53)而在这一为理想社会改造作出的顶层设计中专门为文艺留出了位置,文艺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与功用,被设置成完成社会改造的最关键枢纽及保障。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对文艺价值及功用的定位完全源自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的整体理论构想,托翁关注人类的整体生存活动,其中将“真正的艺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作为人类生存最基础的“生活条件”与人类精神的基本能力。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真正的艺术”是“为人类生命及趋向幸福宜有的”一种“人类互相交际方法”与“人类连合的法则”,离开它“人类便不能够生活”。(54)因此符合人道主义“真理”的“真正的艺术”必然要求“以传达人类最高善的情感为目的”,(55)并完成“使人类得以相联于同样情感之下”的社会改造重责。

   其二,与以上设定密切相关,“真正的艺术”是理想人类进行情感传达、交流的唯一工具与手段,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这是艺术行为及其功用得以实现的根据。首先需要说明,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感受他人情感的本能”,著者在《“人”的发现》中将之定义为“感同身受”的“本能”,托翁这样解说道,“人用听觉或视觉来领受他人情感的表现,便能和表现这情感的人同受一样的情感”,接着他做出总结,“艺术行为的根据也就在此”。对于托翁这一判断应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说明,“人类感受他人情感的本能”完全是一种“藉艺术以染受别人情感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惟有借助于艺术才可能实现和他人的情感沟通、交流、共振,进而言之,人类只要借助艺术这种唯一的情感表达载体,“便能在艺术界里得着全人类所经过的情感,又能得着今人或二千年前许多人所受的情感,并且也能把自己情感传之他人。”正是基于以上认知,列夫·托尔斯泰才得出如此绝对化的结论,即惟有通过“真正的艺术”才可能实现全体人类间毫无障碍的情感交流,并以此凝聚起全体人类,他甚至断言,“如果人没有领受艺术的能力,那末人一定变为野蛮,而团体一定涣散,浸至互相仇恨”。(56)应该说,限定艺术在人类传达及沟通情感方面的惟一性,对于建构现代人道主义艺术观至关重要,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论证逻辑的谨严性。而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一理论设想也成为建构“情感传达/感染机制”的最主要观念支撑。

   对于列夫·托尔斯泰在人道主义文艺观的整体理论构想中有关文艺地位、价值的界定,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人道主义者极为服膺,尤其赞同“真正的艺术”必须传导新时代“人类最高善的情感”,并以这一共同情感结合全人类的认知。在周作人看来,作为现代人道主义理想文艺的“真正的艺术”,其所传达情感的属性、内容已与文艺发生阶段的状况大不相同。“古代的人类的艺术”仅局限于表达人类自然的情感反应与单纯的“保全生命”的欲求,(57)被周作人称之为“纯以感情为主”。而“现代的人类的艺术”表达的是“现代觉醒的新人”的情感,“现代觉醒的新人”已走在人类理想征程的前列,由于受到“大人类主义”的洗礼,他们的情感内涵自然增添了“爱自由,求幸福”、(58)“对于人类的爱与同情”(59)、感同身受、人类联合一体、兄弟之谊等崭新的丰富内容,这些正是新时代“人类最高善的情感”;“现代的人类的艺术”也同时去除了悖离新时代精神的“于最大全体联合有害的感情”,列夫·托尔斯泰以“爱国主义及宗教间的攻讦”为例,批评这些有害的感情是“以小结合破坏大结合”,与“真正的艺术”以新时代“人类最高善的情感”结合全人类的理想完全相反。(60)这些新的时代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情感类型,列夫·托尔斯泰认为源于艺术的独特机能,即艺术能将“理性的觉悟”转化为“情感的觉悟”,对此,他在《艺术论》的《结论》当中陈说甚确:

艺术是人类生活的机关,能把人类的理性意识移为情感。现在人类公同的宗教意识是人类友爱的意识。真正的科学可指示出意识对于生活的附加的各种样式来。艺术便把这种意识转为情感(中略)现在艺术的任务在于把“人生幸福为相互连合”的真理从理性的范围里,移入情感的范围里去。(61)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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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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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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