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从托尔斯泰到周作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 次 更新时间:2018-05-21 11: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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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飞  
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如用现代人道主义的观念术语表述就是,这种文艺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很明显“现代的人类的文学”是对现代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本质观——“大人类主义”的文艺表现,具体而言,人类正迈进四海一家的“大人类主义”的理想社会阶段,因此“大人类主义”观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现代的人类的文学”的基调。这里先对“大人类主义”的具体含义略做解说,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首倡“大人类主义”,并将其视作现代人道主义理想社会观的核心理念,“大人类主义”观念的主旨是认定在人类的社会结构中只有“人类”与“个人”的存在,“个人”实为“人类之一员”,所有“个人”不仅本质相同,而且利害与共,而与理想社会“人类”/“个人”价值相悖的,则是种族、国家等旧时代阻碍人类进步的人造的“偶像”与“界限”,周作人坚持认为,既然人类已认识到这一真理,所有“个人”理应彻底打碎各种人造“界限”与“偶像”,努力结合成为一体,共建理想社会。

   对遵循“大人类主义”理论要求的“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之本质及内涵,周作人力图做出历史化的解说,他将“现代的人类的文学”置于人类文艺“进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当中,并回溯至人类文艺的起源阶段详细说明,证明“现代的人类的文学”是人类走向人道主义理想社会进程的必然产物。周作人指出,文艺自发生之初就承担着表达团体共同情感与族类共同生命意志的职责,这缘于原始时代个人的简单的欲求皆为同类所共同具有,尚不存在区别于团体的个人意识,于是个人的情感与生命意志等都完全消纳于族类中。“原始的文学”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才被周作人确切地称为“古代的人类的文学”。此后数千年间文艺处在不断的“进化”当中,在经过“阶级的文学”后,在现今新的“大人类主义”时代来临之际,文艺又“复原”回到了属于“平民的全体”的“人类的文学”阶段,不过这已是“人类的文学”的新的高级阶段——“现代的人类的文学”。在新的“大人类主义”时代,“人类的文学”的职责已变为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感与生命意志,并践行“大人类主义”的“真理”和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具体的方式是,每位觉悟的“个人”以人类一员的资格代表人类总体的意志,凭借文艺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感,同时将文艺作为人类建造共同理想社会的有力工具。很明显,作为人类文艺“进化”的结果,“现代的人类的文学”已与“古代的人类的文学”表现出较大的不同,周作人着意强调“现代的人类的文学”是“感情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这是因为与“纯以感情为主”的古代的文艺相比,现代的文艺“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也就是“大人类主义”“真理”的理性支撑。此外周作人还反复强调“现代的人类的文学”所具有的干预和改造社会、“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实践性特质,(19)这也是新兴的文艺形态的新特质。

   应该说,周作人之所以始终强调“文学上人类的倾向”的变迁是文艺“进化”自然的结果,是为表明其关于“人类的文学”的解说绝非现代人道主义者的固执偏见与毫无依据的理论建构,因为一切皆为历史事实,是人类文艺自然“进化”发展的结果。这是周作人“五四”时期的一贯作风,无论作出何种判断都会提供科学理念的支撑。

   周作人对人类文艺发展历程的总括与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的论述有较大差异。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是这样描述人类文艺发展轨迹的:人类文艺的演变以文艺复兴为界,在文艺复兴之前文艺的普遍形态是各地域、各国度的“平民的艺术”——“全民族所公有的艺术”,到文艺复兴后上等阶级与“全平民的艺术相离”,将自己所偏好的“贵族的艺术”认定为“唯一的艺术”,这种错误认知迄今仍是文艺观念的主流。(20)而今天人道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彻底否定这种“假艺术”,全新建造起属于全人类的理想的“将来的艺术”。(21)晚期列夫·托尔斯泰这种粗糙的历史描述正是周作人精细的文学史观之滥觞,但两者的理论形态差距甚远。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人道主义观念发展所致,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从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文艺观到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在此思想演进历程中出现过一种重要的理论形态,即英国神话学家简·艾伦·哈理孙女士(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对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的阐释说明,它对“五四”前期周作人“人的文学”文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已研读了哈理孙于当年出版的新著《古代艺术与仪式》(Ancient Art and Ritual),哈理孙在末章《仪式、艺术和生活》中着重对新世纪以来世界文艺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做出精细分析与大胆设想,其间她借助自己有关艺术起源论的学术成果与对所处时代潮流趋势的思考判断,对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论做出了新的解读,哈理孙的这些思想成果对周作人“人的文学”文艺观的形成影响甚巨。首先哈理孙曾以自己最重要的“仪式说”对艺术起源问题做出详细阐发,周作人对此深信不疑,并在《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讲演)、《圣书与中国文学》(1920年11月30日讲演)、《宗教问题》(1921年5月15日刊)等数篇宏文中多次陈说,如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做过详细表述:

   我们知道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中略)一切艺术都是表现各人或一团体的感情的东西(中略)原始社会的人,唱歌,跳舞,雕刻绘画,都为什么呢?他们因为情动于中,不能自已,所以用了种种形式将他表现出来,仿佛也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最初的时候,表现感情并不就此完事;他是怀着一种期望,想因了言动将他传达于超自然的或物,能够得到满足:这不但是歌舞的目的如此,便是别的艺术也是一样……如野蛮人刀柄上的大鹿与杖头上的女人象征,也是一种符咒作用的,他的希求的具体的表现。后来这种祈祷的意义逐渐淡薄,作者一样的表现感情,但是并不期望有什么感应,这便变了艺术,与仪式分离了。又凡举行仪式的时候,全部落全宗派的人都加在里边,专心赞助,没有赏鉴的余暇;后来有旁观的人用了赏鉴的态度来看他,并不夹在仪式中间去发表同一的期望,只是看看接受仪式的印象,分享举行仪式者的感情;于是仪式也便转为艺术了。(22)

   笃信实证科学精神的周作人清楚地看到,哈理孙是在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努力为晚期列夫·托尔斯泰关于人类文艺演进规律的设想提供人类学、神话学等科学知识的支撑,其目的是要借以证实在人类早期确实存在过“全民族所公有的艺术”的阶段,并对该阶段的具体情形作出清晰描绘。在《古代艺术与仪式》中,哈理孙通过“仪式说”的艺术起源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艺术从其诞生之时就是社会的,它自始至终保持着并且必定保持其社会功能”,(23)哈理孙这一论断在其关于人类文艺观念演进史的思考中至为关键,因为她从“仪式说”出发直接追溯至人类艺术的起点,发现“社会性”是艺术发生期最重要的特点,而且她更进一步发现,不论发展到任何阶段,“社会性”始终都是艺术最本质的属性,同时也是艺术一直应当承担的功能与职责。这里所说的“社会性”的主要含义“意味着人类性和集体性”,(24)周作人称之为“文学上人类的倾向”。(25)哈理孙之所以在《仪式、艺术和生活》一章热衷谈论艺术的“社会性”,一方面自然是学术兴趣使然,但另一方面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即是为了帮助推进新时代的艺术迈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因为哈理孙自信已经准确把握住了新世纪艺术刚刚开始呈现出的全新趋向,她指出“晚近的艺术走上了回头路,重新踏上了仪式这座桥梁,藉以回到了现实生活”,(26)此处她看似是在重提仪式问题,但实际真正想强调的是艺术“社会性”——“人类性和集体性”功能与职责的回归。当然这种“社会性”“人类性”“集体性”在内涵上已与“原始的文学”完全不同,周作人在关于“人类的文学”“进化”之路的分析中已作过完整说明。

   关于新世纪新兴的文艺思潮现象,哈理孙特别突出强调1906年后出现的法国“一致主义派”(Unanimist)文艺运动,还有表现主义与未来主义的文艺活动,(27)她将它们看作当代文艺回归“社会性”最突出代表,她总结“一致主义派”是在梦想“所有人生活的幸福……最根本的真实存在于社会共同体……他们唯一的信条是联合以及生活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他们的艺术态度与19世纪末期的美学理想……可以说针锋相对……首要的是,他们(按:此为笔者所加)重新记起和理解了那个古老的真理:‘无人能只为自己而活’”,很明显在她看来,“一致主义派”的艺术态度及美学理想正是以“爱”和“联合人类”为中心,而表现主义则直接申明以“爱”作为艺术的信条,坚信“艺术的目的是情感的表现和沟通”这一“真理”,即“按照表现主义的信条,艺术的目的是情感的表现和沟通。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无疑是人间最饱满也最美好的情感……因此……顺理成章地将爱视为其信条的最终归宿。”哈理孙更进一步指出,在新的世纪里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信守“人类之爱”的宗旨,比如对于这样一种“美好的、恩惠生命的信念,这样一种泛爱众生、及于万物的博大之爱,印度诗人泰戈尔有着细腻的感受,并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而人类之爱则在维尔德拉克(M.Vildrac)的《爱之书》(Livred’Amour)中得以集中地表现。”(28)周作人对这些回归“社会性”并坚信“人类之爱”的新世纪文艺现象也都非常熟悉,同时还受到哈理孙对表现主义与未来主义等分析解读的深入影响,并在《宗教问题》一文中有所引述,用以佐证论断。(29)

   正是基于对新世纪文艺发展方向的独特判断,哈理孙充分认同晚期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文艺观,赞扬他对当代文艺回归“社会性”——“人类性和集体性”新趋向的准确宣讲,并因此将托翁树立为新的时代观念的最佳预言家与践行新观念的首要先驱。哈理孙主要高度称许晚期列夫·托尔斯泰关于文艺“社会性”的重要论断与基本理论思路:“艺术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让人们团结一致”,认为这种论断与思路为新时代来临廓清了道路,成为“一致主义派”(Unanimist)文艺运动等的“预言者”。(30)随后哈理孙又承接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论断及思路,鲜明地提出现代艺术家所应承担的首要职责,即现代艺术家为实现“全体人类亲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目标”,其中心任务就是“真切地体验和表现这种人类大同的情感”。(31)

   综上分析,哈理孙的学术成果,还有她对“社会性”回归的揭示与对20世纪初世界文艺大势的描绘,以及基于以上认知与判断对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的诠释等,均成为周作人“人类的文学”文艺史观建构的核心话语背景与首要理论资源。可以清楚看到,哈理孙不仅借助自己的思考研究成果为证实人类早期确实存在“全民族所公有的艺术”提供科学的依据,而且以当代文艺现象的事实为据,言之凿凿地宣称作为全人类理想的“将来的艺术”正在来临……总之,她正是通过这样的理论创新,竭力证实晚期列夫·托尔斯泰大胆甚至武断的“意见”与“主义”先行的历史推断,全部都是历史存在的事实。这为既笃信科学又充满历史意识的周作人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难题,即如何将晚期列夫·托尔斯泰的“主义”与自己的“大人类主义”转换成为符合科学要求并具有事实依据的历史真实存在。周作人正是在哈理孙理论思考及时代分析的帮助下,最终以现代人道主义“大人类主义”观念为中心,并主要吸收晚期列夫·托尔斯泰与哈理孙的文学史观思考成果,构建出了从“古代的人类的艺术”开始,经“阶级的艺术”,最后到达“现代的人类的艺术”的“人类的文学”演变历程的理论逻辑架构。

   二、“人的文学”的特性:理想的“平民的文学”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两篇“人的文学”的开篇宣言当中,完成了对“人的文学”的两个层面——“人性的文学”“现代的人类的文学”的本质、渊源及内涵的细致解说,不过由于这两篇文章的首要目的是为阐明“主义”,即“大人类主义”“人间的发见”等人道主义“真理”的精神本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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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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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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