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东:“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8-05-20 16: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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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东  
将本着互惠的原则对依法应当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及时予以承认和执行。通过审理“一带一路”建设相关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国法院将不断强化仲裁司法审查报告制度,推广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统一归口涉外审判庭审查的工作机制,确保仲裁司法审查规范统一、公正高效。(38)

   除以上创新外,《意见》特别提出,要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探索司法支持贸易、投资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方法与途径,保障沿线各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协定义务的履行。(39)这表明,中国司法机关将积极支持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进一步保障中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40)

   《意见》在涉外民商事法律领域做出的诸多创新彰显了中国将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推进“一带一路”法治化的决心和信心。为进一步落实这些举措,最高人民法院还应当深入研究国家主权豁免、“法庭之友”、法律援助、透明度等重要涉外民商事法律问题,及时推出相关司法政策。

   除自身努力外,中国应通过各种渠道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传中国涉外民商事法律及司法制度所取得的进步,还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利用现有司法合作平台,适时建立“一带一路”司法论坛,就涉“一带一路”民商事案件面临的法律问题以及司法协助问题进行协商,共同丰富“一带一路”国内法内涵。(41)

  

四、“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是法治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缺少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将无法保持长期、稳定发展。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深思谋虑,需要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国内司法机制之间的有机结合。结合“一带一路”的特点,“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遵循以下指导原则:[8]

   第一,平等协商、谈判地解决争端。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宗旨要求“一带一路”建设中一旦发生争端,当事各方应尽最大努力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应成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首要原则[8]。在这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可资借鉴。磋商是WTO案件进入实质审理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使得成员方之间的大量贸易争端在磋商阶段就已妥善解决,并未进入实质审理。(42)此外,无论案件在专家组阶段、上诉审阶段还是执行阶段,WTO均鼓励争端各方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确保许多争端不致进入到最终的强制执行程序中。

   中国与各沿线国家、政府应鼓励并促使国家间、投资者与东道国间、商事主体之间友好协商解决争端,应充分利用中国与沿线各国已搭建的平台,如,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机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非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协商解决相关经贸争端,创造团结友善、富有亲和力的合作氛围。

   第二,尊重现代国际法规则及公认的国际商事规则。“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充分尊重并运用现代国际法规则,各类商事主体之间争端解决也必须遵循国际商事交易规则,寻求可依据的共同法律基础。这一原则还要求“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采取国际公认的仲裁、调解、斡旋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不仅应尊重WTO等国际机构做出的裁决以及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还应当在其国内司法机构审理涉“一带一路”民商事案件中尊重并运用现代国际法规则和国际商事规则。(43)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司法合作与协助。成功的争端解决机制离不开高效、便利的司法合作与协助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传统不同,法律制度各异,横跨大陆法系、普通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世界几大法系,这就需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开展并推动司法合作与协助,以确保争端解决的最终成果落到实处。高效、便捷的司法合作与协助机制对于营造“一带一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义非同小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为此相向而行。

   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仅要依靠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还要依靠国内司法机制,只有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机制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公正、高效解决争端的最终目标。

   首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是WTO成员,也与许多沿线国家同属《华盛顿公约》缔约国,WTO争端解决机制、《华盛顿公约》项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等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提供了有效的法律途径。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签署了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中含有诸多争端解决条款和解决机制,应充分运用。(44)

   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特别是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意愿的情形下,可结合“一带一路”的特点,共同构建“一带一路”创新性争端解决机制。目前,中国应与沿线国家一道探讨推动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合作框架下建立新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性[8]。

   内国司法机制对于“一带一路”民商事主体之间的争端以及国际商事仲裁及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而言至关重要,理应成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线国家应为此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司法协助与合作。在这方面,中国的涉外民商事司法审判勇于开拓,已做出表率,还应进一步探讨建立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调解委员会、国际仲裁机构“三位一体”的创新性涉外民商事司法机制。可见,理想中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当是一套多层次、立体化、国际机制与国内机制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提出的重大倡议,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只有构建科学的法治化体系,营造稳定的、可预见性的法治环境,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平等、互利原则、规则化导向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构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应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一体系应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大内涵:在国际法方面,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署的既有双边、多边贸易与投资合作机制,融入国际金融法、投资法和贸易法发展的最新成果,创新国际经贸规则,构建一个代表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成果的国际条约体系。在国内法方面,在对外经贸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中国与沿线各国应特别注重贸易、投资领域的开放以及涉及公平市场环境的国内法问题,改革、完善现有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司法运用,降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风险,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利益,为此,应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解决司法管辖冲突、国际平行诉讼和司法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中国已在这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充分展示了开放、包容的态度。

   “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离不开公平、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应坚持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争端、运用现代国际法规则及公认的国际商事规则解决争端、推动司法合作与协助的原则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与沿线国家应立足于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协商建立创新性争端解决机制,充分运用内国司法机制,形成一套多层次、立体化、国际机制与国内机制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争端解决格局。

   ①截至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参见习近平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2017年7月1日访问。

   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国际法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和研究,参见何志鹏、孙璐:“新中国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起步”,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6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61页。

   ③“20世纪世界治理模式的进步就是不断迈向法制理想与目标的制度发展与制度建设进步,推动或促进国际经济贸易治理的法治化。”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6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89-90页。

   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与世界银行被公认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经济支柱,参见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622页。以上述三大法律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国际人员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及国际支付结算等方面的法律规则覆盖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要内容和渊源。

   ⑤他指出:“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有关治理的关键机制就以‘俱乐部’的方式来运行。最初,少数富国的内阁部长及同一问题领域的部长级官员聚在一起制定规则。贸易部长们主导了GATT;财政部长们则推动了IMF的工作;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会聚北约总部;央行行长则聚首国际清算银行。他们先秘密磋商,然后将相关协议提交国家立法机关并公布于众。直到最近,这种模式仍是不可挑战的。”[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又见刘志云:《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⑥“三个国际组织都面临着重大的合法性与问责性危机,因为它们内部的投票与决策结构没有反映全球新的权力关系现实……要让国际经济组织在21世纪全球充满活力的经济中重要、负责、有效,有必要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政府领导人应当将这作为一项优先事务。”[加拿大]黛布拉·斯蒂格主编:《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再设计》,汤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⑦美国上述对华政策转变本身反映了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已意识到其掌控全球事务能力在下降,也认识到中国崛起引发权势转移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赵华:“透视新‘美国衰落’争论”,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6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⑧“与TPP相比,‘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突出表现为它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一带一路’之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国际经贸规则正在经历着不同意义上的重构。”张乃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载《法学》2016年第5期。

   ⑨“倡议充分体现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新理念,有利于化解区域间经贸安排可能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有助于展开各种形式的国际经贸合作,对于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新规则而言意义重大而深远。”张乃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载《法学》2016年第5期。

   ⑩市场经济地位之争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和经济问题,而是美国赖以制衡中国的政治手段。参见孙昭:《寸土必争的世贸争端》,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4页。

   (11)何志鹏认为,针对从实力本位向规则本位转型发展的当代国际制度,中国可以另辟蹊径,开启公平本位的导向。笔者认为,这是对规则本位的一种更高的要求,其实,公平是规则导向的应有之义。参见何志鹏:“‘一带一路’与国际制度的中国贡献”,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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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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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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