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真:由虚无到希望——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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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真  

   其次,萨特所说的自由并不是积极的、创造性的自由,而是消极的、否定的自由。对于萨特来说,自由选择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在身不由己的处境下说“不”,就是拒绝和反抗。萨特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我们从来没有象在纳粹占领下这样自由。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一切权利,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正因为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所做的选择是一种真诚的选择,因为它是在死亡的存在中作出的,因为它总是能够这样来表达:宁死不……。”这种否定性自由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作为一般哲学观来看,却是消极的、个人主义的。萨特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主人公说他自己喜欢说“不”,永远说“不”,他甚至害怕建设美好的世界,因为那样他就只好说“是”,只好和别人一样地行动。由此可见,这种自由并非是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由能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呢?萨特承认“‘是自由的’并不意味着获得一个人所希望的,而是独自决定他所希望的,换言之,成功对自由说来是不重要的。”(《存在与虚无》第483页)

   此外,萨特始终未能解决个人自由和他人自由的关系问题。他看到人不但是自为的存在,也是为他的存在,社会和他人的自由必然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萨特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又辩解说自由只是被自由限制。萨特是矛盾的,他始终来能解决这个矛盾。

  

   存在精神分析法

  

   人的实在永远是介入到一个自由计划之中。但还应该规定这个自由计划与存在之间建立的关系类型。这就需要存在精神分析法。萨特以现象学的方法,从人的实在到意识,从意识的意向性到人在处境中的自由,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实际上就包括一个从本体论到伦理学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存在精神分析法的伦理描述的性质。

   人是一种要成为自在的欲望,即最终要成为属于他自己的、是他自身基础的自在。自为存在是自在存在的缺乏,自为趋向于自在。作为意识,自为希望具有自在的充实性和确定性,同时又不失去它自身的透明性和可能性;换言之,人希望既是自在,又是自为,希望从欠缺的存在变成完善的存在,希望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这就是被萨特称之为“上帝”的理想。在萨特看来,上帝意味着自在与自为的理想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宣称“人就是要成为上帝的存在……上帝是超越性的最高价值和目的,体现着经常的限制,从这个限制出发,人宣告自己是什么样的。成为一个人,就是要成为上帝,或者可以说,人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成为上帝的欲望。”(《存在与虚无》第626页)这个欲望的意义是最终要成为上帝的计划,但并不意味着欲望就是被这个意义构成的,而只是说它表现着欲望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创造。达到目的的过程就是欲望存在方式的过程,是人用行动创造现象的过程,也就是从本体论到伦理学的过程。存在精神分析法就是要描述这样一个过程,要揭示不同人的不同计划的伦理意义,揭示人的每个选择行动的特殊价值。即通过经验的和具体的计划,重新找到每个人所要选择的自存在的原始方式。

   可以看出,萨特的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的。存在精神分析法描述的是人的不计划的伦理意义,从而证明了与功利心理学决裂的必要性。

   说人是一个要成为上帝的“自为的存在”。表面看来,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个人主义者(确切地说,应是individualiste,而不是égoïste),但这恰恰说明,人的实在与其要成为的自因之间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尺度,也就是说,人为了自因的存在而自我虚无化。每个人要成为的上帝是不同的,因为每个自为的自因是不同的。而每个自为的虚无化过程也就不同。统一的人类价值是没有的,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各种价值赖以存在的那个存在。萨特以此反对所谓的“严肃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人们用事物经验特质去吸出事物的象征价值,这是一种自欺的态度,为了摆脱世俗烦恼,掩藏目的,故作一种姿态,似乎人生路上已经安放下了种种任务,等待去完成。萨特反对这种伦理道德,他的存在精神分析法就是向人们揭露出人寻求的真正目的是自在与自为综合为一体的存在,人在价值面前是自由的,面对价值,他是不可能平静安宁的。

   但是,萨特早就论述过自在与自为是不可能融合统一的。人永远达不到自在的永久,人只要存在着,就永远不可能追求到自在的宁静。上帝的概念是一个矛盾的概念,自为意味着自由,自在意味着确定,自为的自在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世界、人和在世的人只能够实现一个失败的上帝。”人因而只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存在与虚无》第687页)然而,萨特告诉我们:人的可贵就在于明知最终迎接他的是失败,也仍然要不断地显现自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萨特笔下描绘的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但他却希望人们从绝望之处——一无所有的虚无出发去创造希望。这就犹如《自由之路》中在行动中找到自由归宿的马迪厄;犹如加谬笔下颂扬的蔑视众神、推石不已,并不视无用无效之劳为惩罚的西西弗;犹如海明威笔下与大海勇敢相争而一无所获的可敬的老人……而萨特自己就是实践了他的这一伦理原则,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信仰他的哲学。

   《存在与虚无》一书写于一九四二年前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天出版。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之下,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蓬勃兴起。萨特在书中崇尚自由,讴歌选择,强调拒绝和反抗,反对消极无为和叛变、怯儒,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基尔·德勒兹比较中肯地描述了《存在与虚无》在二次大战前后对一代人的震动:“在解放时期,人们奇怪地踡缩在哲学史中。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们就像年轻的猎狗一样奔向一种比中世纪还要糟糕的经院哲学。幸运的是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他真是后院里吹出的一股清风……”(G. 德勒兹:《与克莱尔·巴尔奈的对话》,法文版)

   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萨特的哲学理论是有其局限性的。西方国家的一些哲学家对萨特褒贬不一。姑且不谈英美分析学派、科学学派哲学家对萨特哲学理论的批评,即使是萨特的大学同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对萨特理论也多有批评。梅洛·庞蒂批评萨特缺乏历史观,漠视个人和历史、实践的关系,脱离历史和社会孤立地研究人,认为萨特过于强调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的对立,仍然停留在辩证法的反题中而不知合题,仍然处在笛卡尔式的主体和一种无意义的不透明的客体对立中。萨特把自在自为的存在视为不可实现的想象,梅洛·庞蒂则认为这种存在现实中每时每刻都实现着。美国教授索罗姆在《从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一书中谈到,一九四五年以后,由于梅洛·庞蒂的杰作《知觉现象学》的出版,萨特的存在哲学黯然失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主义在法国的影响日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哲学流派。萨特的存在哲学作为一种过去了的哲学,它长存于哲学史上,启迪着人们的哲学思维。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的学术界、读书界需要认识它、知道它、分析它。拒绝了解它是愚昧,过分夸赞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未始不是愚昧。

   (《存在与虚无》,〔法〕萨特著,陈宣良、杜小真等译校,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一版,5.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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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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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8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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