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中国与转变中的世界秩序——儒家思想与杜威及实用主义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3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23:39:41

进入专题: 儒家思想   杜威   实用主义   一带一路  

安乐哲  
为人熟知的欧罗巴民族优越感尽管看似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偏见,但其实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教条罢了。彼时的杜威已颇具先见之明地预言道,中国将在今天提出自己的主张,西方的发展模式只是模式之一种,不应被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发展模板:西方人将欧洲的政治发展视为正常政治演进的必要标准。西方人非常确信,从野蛮到文明的一切发展都必须要遵循相似的路线、经历相似的阶段。他们一旦发现某些社会与上述标准不符,便会误以为它们是异常情况,并将其视作落后国家的残余或缺乏政治能力的表现。

   杜威认为,中国社会的秩序规范主要来自社会内部而不是统治阶层: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尤其在东方,经由宗教信仰而取得巨大形式的国家仅仅是遥远的统治者对家庭邻里的一种庇护。国家实行统治而不进行控制,其统治作用仅限于接受朝贡与礼节性的敬意。义务由家庭承担,财富由家庭占有。杜威基于实地观察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尊重中国人对国家及政府的传统态度。这就使得对上述态度展开进一步的反思与解读成为必要。杜威指认道,中国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其政治制度表现出漠不关心,倾向于生活在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无政府状态中。

   我并不认为杜威的观察是错的,但我想指出的是,差异并不在于统治与否而在于统治的来源。或许杜威与当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一样,忽略了作为中国政治秩序的主要来源的家族制在历史上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晚清著名学者严复曾向中国学界介绍并翻译了亚当·斯密、T·H·赫胥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他常说,如果我们要追问,在过去的两千年余历史中,中华帝国的社会政治秩序有何来源,那么需要看到,30%是帝国史,70%是家族史。在中华民国以前,人类经验的几乎一切方面——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经验——都发生在特定的、延绵的家族或氏族生活之中。这样的中国经验或许不免会使西方人自问,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心究竟在于家人间的亲近关系,还是在于我们与统治者之间的疏离关系。

   儒家的宗教生活以人而不以神为中心,将人们“紧密地结合”在家庭及社群之中,没有超乎于人之外的亚伯拉罕式的神的概念。由此可以类推,儒家的政治生活以家为先,公共世界只是家庭生活的延展。在儒家的生活方式中,家庭(oikos)与城邦(polis)之间并不存在亚里士多德式的不对等区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事务(tapolitika)被视为“国家的事情”。与之相反,中国的传统往往会将根植于“孝”与“礼”的家庭制度作为社会政治秩序的来源。尽管儒家学说也会将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对惩罚的运用视为必要的制度,但与此同时,对于儒家而言,诉诸法律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失败。《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它不仅明确指出了上述两种情况的差异,并且表达出了对家庭及社群实现自治的期许。“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

   杰出统治者的崇高道德品质无疑是其统治的要素,但是在杜威那里,这是“执政”不是“统治”。更为重要的是,角色的恰当执行以及角色在仪式化的家庭与社群关系中产生的相应的羞耻心,才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来源。以“礼”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富有活力的家庭及社群是秩序具体而有力的来源。相比之下,抽象的戒律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训谕。

   除了少数几个敏锐的观察者,甚少有人充分认识到,对家庭制度的依赖实乃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来源。如今,随着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或许还记得,几个世纪以前,早期比较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曾试图挖掘出儒教中国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地区文化的积极意义。在1697至1699年间完成的《中国近事》一书中,极富洞察力的莱布尼茨在序言部分对欧洲与中国的文化贡献进行了概要式的比较。莱布尼茨承认,在技术、工艺及工件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有同等的基础,各自拥有“可以实现互惠互利的知识”。然而,在理论科学领域——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尤其是神学——欧洲人具有明显优势。

   但莱布尼茨极不情愿地指出,在另外一个领域,彼时的欧洲同样令中国相形见绌。他感叹,欧洲在军事上具有明显优势,这是巨大的耻辱。莱布尼茨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不是因为中国人无知或无能,而是中国人有意为之。这个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对“造成或培养人类暴行的一切事物抱有鄙视的态度”,这是值得赞扬的。事实上,在莱布尼茨那里,中国人对于冲突及好战的反感与中国文化的伟大成就密不可分。莱布尼茨通过阅读获悉,中国人在追求公民哲学方面表现突出。中国“文明”为公民哲学设定的标准远远高于欧洲。用他自己的话讲:“谁又会相信,尽管我们自认为自己举手投足无不具有优越性,但地球上竟然有另一个民族,在理解公民社会的戒律方面超过了我们?然而,我们对中国人了解得越深入就越发觉得事实正是如此。因此,如果说我们在工艺美术上和中国人发展到了相同的程度,并且在沉思科学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那么,他们的确在实践哲学亦即适用于当前生活与凡人诉求的伦理、政治戒律方面超过了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是可耻的)。”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不断取得的成就,使他们能够在建立并维护包括家庭、社会、政治、宗教在内的各级社会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要想将中国法律的美感描述出来,的确有一定的难度。不同于其他民族,中国的法律以实现公众安宁、建立社会秩序为导向,以便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尽可能少地受到烦扰……毫无疑问,相较于其他民族,中国人达到了更高的水准。”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实际已经实现的要比我们的宗教秩序创立者们在其狭隘头衔下达成的更多。尽管莱布尼茨没有使用具体的儒学术语,但他明确将这一鼓舞人心的公共艺术归因于“孝”与“礼”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确立,乃至对人类社群宗教精神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考虑到莱布尼茨当时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信息的相对有限性,这位哲学家在观察人类经验方面的确具有令人惊讶的敏锐与真诚。他一改自己的形式主义哲学倾向,该倾向原本会将他导入完全相反的方向。在对欧洲及中国文化进行概括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二者的显著差异:追求公理—演绎论证的欧洲学界主张的是抽象理论科学的价值,而中国的传统有着更多的审美及实践诉求。这一差异大体将欧洲人对于理性科学及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规范作用的信心,区别于另外一种由艺术感得来的回报。这种艺术感来源于家庭及社群生活中的生活艺术。

   我之所以会认为杜威或许没有完全把握到中国人对于作为政治秩序主要来源的家庭的重视是因为,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及文化,作为一种制度的“家庭”从未被视作秩序的重要来源。要想在西方哲学中找到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能够在重要性上与儒学的“孝”等量齐观的哲学概念,确实过于勉强。对西方主要哲学家的贡献加以回顾可以看到,很少有哲人视家庭为重构人类经验的生发模式。相当典型的例子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拒绝家庭;亚里士多德将“家庭”(oikos)贬为匮乏之源。尽管杜威承认,“符合中华民族历史精神”的民主实与中国传统主流一致,或许还得到了“五四运动”改革者的鼓励。但杜威亦断言,作为实现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将不得不越出传统的家庭体系。或许在西方哲学家看来,道德推理才是道德秩序的终级缘由,从而认为伦理行为的必要条件须以公正为中心。因此,由家庭情感生发而来的带有偏向性的关系会遭遇冷漠。西方传统漠视作为秩序指针的家庭,这与儒家世界观以家庭为主要譬喻从而实际上使所有关系都基于家庭,大相径庭。儒家思想的特点在于,将人类道德视为家庭感情的自然表达——唐君毅称之为“自然生理”。在《论语》的开篇有这样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以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儒家传统的智慧在于,如果说至和是其理想目标,那么,家庭就是最有可能让人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地付出的那个人类机构。杜威要求,优化由他对“民主”所做的宇宙论解读而得来的现有人力资源,使其成为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理想。但与此不同,儒家认为,只有家庭制度才能成为杜威所理解的“民主”的基础。依据儒家的理解,把世界变成一个家庭,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利用我们作为人类“生成物”所采用的叙述。儒学遵循家庭的服从逻辑:我们通过被爱而学会爱,引申开来看,对祖先文化的崇敬与体现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文明的智慧源泉。我们要求对有限与无限做出有用区分,以深化家庭逻辑对于真正的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

  

重新书写儒家传统:儒家价值观如何在新兴文化秩序中发挥作用


   (一)从有限游戏到无限游戏

   在过去的一代,崇尚儒家文化的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全球的总体发展与中国自身的增长对全球产生的具体影响,带来了一系列相对容易依循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模式。然而,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始扮演主导者的角色,中国又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革呢?此番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大规模重构是否会改变长久以来一直为强大的自由主义所支配的精英世界文化秩序?在中国坚持认为,固有的文化秩序也会被打破的情况下,传统儒家价值观又会在世界新秩序的演进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众所周知,儒学崇尚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关系性价值。换言之,在相对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人将被理解为在独特的交互性关系模式中被嵌入教养的人。这样一种对人的定义,与我们此前熟知的,与自由民主联系切近的分立、自决、自主的个人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家庭、社群及自然关系所具有的厚重且丰富的结构中生成的儒家伦理,能够挑战并改变现有的国际文化吗?在条件迅速变化的当下,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价值观是否能促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

   詹姆斯·卡斯对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所做的区分或将有助于人们开始思考,儒家价值观如何才能在新兴文化秩序中发挥作用。对于卡斯而言,在进行区分的过程中,“游戏”仅仅指的是人类活动,譬如贸易、商业、教育、外交、运动等。有限游戏的重点在于,依照固定规则参与其中的个人通过固定的规则保证了游戏将在固定的时间内产生一个结果——赢家和输家。有限游戏因此有始有终,参与的目的在于赢。普遍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价值观,使有限游戏中的竞争成了我们在考虑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及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所倾向的惯常模式。

   无限游戏则有着不同的结构与结果。其重点在于加强各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强调个体间的竞争。无限游戏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游戏参与者的共同繁荣。此外,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限游戏所依循的规则可以依据游戏进行过程中的具体目的而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无限游戏的好例子。母亲致力于不断加强同儿子之间的关系,以便他们可以一起去解决共同生活所要面对的日益复杂的问题。在这场无限游戏中,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意味着,母子要么相互合作、一同成功,要么一同失败。无限游戏的结果只能是双赢或双输。

   我们试图去寻找必要的文化资源以促成价值观、意图及实践的改变。这种改变意味着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有限游戏将不再占有主导位置,取而代之的是经由在各个层面——个人、社会、团体、主权国家——加强相互关系而实现的无限游戏。在这一寻找的过程中,儒学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二)从国家间关系到天下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

赵汀阳提出了“重思中国”的任务:从中国的角度理解中国,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声音、观点、方法以及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家思想   杜威   实用主义   一带一路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比较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782.html
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