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研究近代史三十余年的心得与体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2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14:09:51

朱英 (进入专栏)  
农会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后来我指导学生魏文享关注国民党的农会。共产党的农会大家都知道,关注的人也很多,但国民党也很重视农会,而研究的人很少,所以是值得做的。围绕这个问题,魏文享写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专著。这样,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宽,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另外,我在研究商会的问题中,发现在19世纪末戊戌变法之时,就有人提议成立商会,但并未付诸实施。主要原因是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个问题没有重视,而到清末正值清廷新政改革,清末新政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可以集中表述为“振兴工商,奖励实业”。那么如何振兴,除了民间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提出见解,还有清廷及一些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从很多高官的奏折能反映出他们对官商,或政商关系的重视。最后连清廷也认为,要想真正振兴商业,必须官员和商人连成一体、上下合力,才能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还有日本的经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不仅打败了大清帝国,甚至打败了“老大”俄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停地思考、反思,日本的崛起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通过改革变成强国。它的政治、经济大背景,还有改变君主专制的体制,通过君主立宪达到改革的目的,这是政治方面的措施。而日本经济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突出。商会的诞生,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人数的增加,他们思想认识的提高,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政府政策的改变,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长期“重本抑末”思想的转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重商主义”的思潮和政策就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很难得的是,官与商在成立商会这一问题上在当时达成了共识。

  

   但商会并不是中国创造的,在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组织,而且在他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期间,也有很多介绍欧美、日本商会的资料。中国成立商会是国外引进的,很多章程,很多规定,诸如商会选举制度等,在以往的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我就商会选举的问题、制度的演变、具体的操作等写了一系列文章。不同商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投票选举明显是近代民主政治的表现,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举措?实质上,这些都是中国人套用的。于是我意识到,商会的产生、后来为何会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以及商会的权力都是和政府有关系的。商会这一民间社团,在经济领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政府支持,让它来参与,所谓政府放权给商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管理放权给商会。尽管参照西方的模式,放权给商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看商会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商人满意,官方也是比较满意的,商会成为连接官与商的一个纽带,充分发挥了“通官商之邮”的功能,其作用自然不容小觑。而且在商会成立后,商人的影响力变大,“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

  

   商会可看作是近代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写出相关论文来回应国外学者质疑“辛亥革命前中国有无资产阶级”这一问题。过去几乎没有学者从商会这个角度去回应他们的质疑,我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学人的注意。孙中山先生留下了很多文字、演讲、信函,他自己确实未说过辛亥革命只是为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他是为了整个中国。我们说的革命,应该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解释是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这一观点我们是不接受的。后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还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只能求同存异,但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尽量客观地去评价、去看待历史。

  

   通过研究商会我从对清朝政府的看法,也与以前我们常说的贪污、腐败、无能有了不同,清朝很多高官大吏不断摆脱屈辱的阴影,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清廷在上层决心改革,也作出了很多行动。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确实能看到上层的转变和改革的意愿。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是过去所说改革都是假的。过去我们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与我们过去没有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朝政府深入、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都是以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的形象作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来讲,把清朝政府的改革和其他行为放置于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下,通过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场域来讲清朝政府,必然会把清廷讲得一无是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们(清廷)做的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发生。当年的革命党人,为了他们的革命目标,竭尽所能放大清廷的反动与腐朽,他们这样做情有可原,但我们现在一百多年后去研究辛亥革命,就不能这样简单化的处理,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近代史学界是在沿用革命党人的话,“洋人的朝廷”就成了我们给清廷的定性。我们的任务与当年革命党人的任务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是客观地评价这一段历史,这就涉及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对革命的对象还需要研究。

  

   这一总是当时与学界同仁交流,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触,曾经想一起做一些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尽管最后没有做成,但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一定进展。比如我关注经济领域,我认为清廷在经济改革,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而且在之后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民国时期也在不同程度上沿用着这些经济政策、措施。这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拓展的新增长点。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放大,探讨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代表国家,商会和其他民间组织代表民间社会,我们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代到近代,到清末,到民初,甚至再往后延展,他们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变化,我们会发现国家与社会不同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了历史各层面的发展。我和马敏合写了一个关于苏州商会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分析研究近代史的新框架和新思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对市民社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是想通过商会做实证研究,以回应他们的研究,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因为市民社会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欧洲的经验,在中国是没有的。以这样一个视角(问题)研究中国历史是有适应限度的。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了一步,称之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范式,后来很多人也使用这一范式。我们的研究要有突破,就是要把小历史和大历史的研究结合。

  

   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结合

  

   八十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刚刚起步,我们把商会史的研究放在辛亥革命和近代史的框架中,所以它回应的不仅是商会史的问题,还有整个辛亥革命的问题;之后我们反思,从辛亥革命的视角看更多是从政治标准研究,但商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经济团体,于是有学者使用更宽泛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研究商会;再往后,透过商会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看国家与社会,通过商会历史的研究去关怀整个大历史的发展。我最大的体会是专题研究想要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必须要跳出专题,比如章开沅先生提出的跳出辛亥革命,以“三个一百年”来研究辛亥革命,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气量和眼界。如果一个研究确实只是区域性的,个案性的,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只是就事论事,其他人很难从你的研究中获得启示和帮助。但如果将自己做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其他学者虽然不做同一专题,借鉴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甚至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以这里我借用赵世瑜老师“小历史与大历史”的提法,来说这点体会。

  

   史学研究难在长期坚持。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如果将史学研究作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乐在其中,则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同时要长期做研究,个人的体验,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体质一直不好,但没什么大毛病。四十多岁出现问题,主要是那时每日从早到晚伏案工作,很少锻炼。经常高度眩晕,甚至有一次休克了,只得住院。但也没有查明病因,最后主治医生认为是功能性动脉供血不足,需要多锻炼,多活动,不能从早到晚都在伏案看书写作。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打乒乓球队,每天打球,到现在20多年了,老毛病再也没有犯,学问也能继续做。不过现在不敢熬夜了,否则身体吃不消。

  

   最后借用章老师的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如果立志要在史学研究上有所作为,既要勤奋刻苦勤思勤写,又要注意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把学术当作爱好,并一直坚持下去。

  

   注:王含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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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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