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大磊:霸权的黄昏?——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5 次 更新时间:2018-04-20 15: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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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表示,未来美国最有可能需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是亚洲、波斯湾或者其他地方的海域和空域,并且警告以后如果还有国防部长认为美国应该再次派遣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进入亚洲或中东等地区,则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55]2012年的《防御战略指针》发布后,一位提倡“离岸制衡”著名学者宣称“离岸制衡”几乎已然在政策层面实现。[56]再次,奥巴马政府也积极地督促和协助盟友和伙伴国家为本国和地区防务做出更大贡献。在访谈中,奥巴马表示“(盟友)搭便车让人恼火”,并且把美国在利比亚行动中的“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称之为防止搭便车的策略。[57]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通过各种安全合作的方式增强盟友和伙伴国家的防务能力,并且鼓励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关于北约过时、要求东亚盟国自己承担防务的言论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尽管这样的言辞未必基于“离岸制衡”的逻辑,但是其在政策层面却在某种程度上与“离岸制衡”的要求相合。在特朗普当选前后,提倡“离岸制衡”的学者们已经大声呼吁特朗普采取“离岸制衡”的战略。[58]在就任总统后,特朗普从其激进的竞选语言上有所回归,但是其基本态度没有变化。在2017年5月访问欧洲的时候,他再次要求北约盟国提高军费,并且由于没有明确提到北约有关集体安全的第五条款而引起轩然大波。[59]其次,在地缘战略方面,特朗普政府逐渐展现出对于“印太地区”的重视。尽管“印太地区”的概念最终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有多少实质内容尚在未定之天,但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很明显已经取得了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度共识。[60]

  

   美国外交战略的现实主义转向?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在哲学态度以及政策建议的意义上,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的确出现了向现实主义转向的趋势。那么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呢?在个人层面上,有人认为奥巴马的家庭背景和幼年的海外经历使其更加容易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美国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的局限性,[61]但是他与特朗普之间巨大的个人差异似乎说明个人层面的解释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收缩是因为其施政重点在于国内改革。[62]这种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一方面大多数的美国总统在其任期内都有重要的国内议程,另一方面也很难解释有着几乎截然相反国内议程的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为何在外交战略上都出现了现实主义转向?

  

   因此,美国外交战略的现实主义转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国际层面——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63]随着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得不更加重视权衡和取舍,对于改造他者的欲望逐渐减弱,更加以结果为导向,也在政策层面上有了更多的“离岸制衡”的元素。换句话说,随着美国的实力从霸权国的地位逐渐跌落,其外交战略上的霸权国成色也在逐渐减少。从本质上说,现实主义战略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经济”的、“最小主义”(minimalist)的战略,其关注点主要是生存和安全。但是,霸权国很难不去关注权威、秩序、价值和声誉等等。以声誉为例,一些现实主义学者指出,对所谓维护声誉的过度关注在逻辑上容易导致“过度扩张”,在历史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64]但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学界的主流观点依然极为重视美国对于武力使用的“声誉”。奥巴马则对此颇有微词——“用炸弹去轰炸他人只是为了证明你敢于去轰炸他人,这可能是使用武力的最糟糕的理由。”[65]特朗普对于“不可预测性”的追求也表明他并不在意维持可信度的“声誉”。[66]

  

   毫无疑问,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外交战略的区别也是巨大的。除了在具体政策议题上的种种差异,在宏观层面的主要区别有如下三点。第一,奥巴马依然希望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主导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而特朗普只是希望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特朗普也会提起“领导”,但是他所谓的“领导”与战后美国作为霸权国的“领导”不是一个概念。总之,对奥巴马来说,是方式的调整;对特朗普来说,则是身份的转变。第二,奥巴马的现实主义转向是“自上而下”的,而特朗普的则是“自下而上”的。奥巴马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战略设想并希望加以贯彻,以至于一些批评者认为白宫过分主导了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使得国务院和国防部等职能部门被边缘化。[67]特朗普的现实主义转向则更多地是一种民众情绪的反映。一位美国资深学者将这种情绪称之为“杰克逊式的民粹民族主义”。[68]第三,在经济层面上,奥巴马是全球主义者,而特朗普是民族主义者。如果说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体现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奥巴马在这个领域并不是那么现实主义。

  

   用“现实主义转向”来概括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政策是全盘现实主义的。事实上,用任何一个简单的理论标签去概括某一个政府的外交战略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有趣的是,正是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如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外交战略都称不上“现实主义”,[69]因为他为现实主义设置了一个相当高的、纯粹性的标准。其次,无论是在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政府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意味着现实主义转向的共识程度并不高。但是,如果粗线条地纵观冷战后的历史,则美国外交战略自奥巴马到特朗普时代的现实主义转向的趋势还是明显可见的。那么这种趋势是否会在特朗普乃至后特朗普时代得以延续呢?历史的发展总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假设希拉里·克林顿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可以想像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会相当不一样。也有学者认为,美国自二战之后的外交战略一直都是在“最大主义”(maximalist)和“收缩主义”(retrenchment)之间进行循环。[70]但是,如果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的话,那么其外交战略沿着目前的方向进行的调整也将会延续。[71]这个调整过程将是长期的,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国内争论、竞选周期带来的反复以及在不同领域相互矛盾的政策。[72]

  

   结论

  

   尽管奥巴马和特朗普个人特质和国内议程都迥然不同乃至截然相反,但是在外交战略方面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现实主义转向,包括更多地注重权衡和取舍,改造他者的意愿下降,更多地从结果而非意识形态出发,在政策层面也增加了一些“离岸制衡”的元素。这样的调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方面,中国曾经面临的单极霸权的结构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都将减弱;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霸权成色渐渐褪去之后,传统大国战略竞争的苗头愈发明显。

  

   最后,现实主义理论本身对于中国外交战略也应当有所启发。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高,中国的战略选项和手段越来越多。这一方面固然可喜,但是选择多也就意味着犯错空间在增大,有所为有所不为反而比以往更加紧迫,也更有挑战性。美国在以往时常犯下战略性失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身安全有绝对保障,选项和手段众多,因此“犯得起”错误。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指出,正是因为美国拥有巨大犯错空间,才使得它敢于试图去“以自身的形象塑造世界”。[73]而现实主义强调权衡和取舍,意识到改造他者的困难程度,以及重视结果和成本,有助于减少犯错的机率。中国诚然有历史的特殊性和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似乎也不应当忽视这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现实主义的真知灼见。

  

注释:

  

  

   [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部分观点曾在2017年3月中山大学南海研究院举办的“现实主义理论”研讨会、2017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与国际问题热点”研讨会、2017年11月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特朗普亚太之行后的美国外交战略展望”研讨会以及2017年11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举办的“中美关系走向与亚太秩序变迁“研讨会上发表,感谢与会学者的批评指正。特别感谢樊吉社研究员的督促与斧正。

[2]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有代表性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倾向天然地鄙视现实主义。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2001), pp. 23-25。亨利·基辛格也曾哀叹“美国也许是唯一一个把‘现实主义’作为贬义词使用的国家。”Henry A. Kissinger, “Implementing Bush’s Vision,” Washington Post, May 16, 2005。冷战后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最著名的一次批评美国政府政策的举动是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之前,以现实主义者为主的33位美国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纽约时报》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New York Times, “War with Iraq Is Not i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26, 2002。当然,现实主义者对于政府政策的批评不仅仅限于冷战后,也不仅仅限于美国,包括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在内的诸多现实主义学者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各自政府的外交政策扮演了批评者角色。有学者指出,这种状况暴露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第一,既然现实主义者宣称自己解释的是“真实的世界”,那么为什么“真实的世界”总是跟现实主义者所希望的相左,从而导致他们经常处于批评者的地位?第二,既然现实主义者认为空洞的理念对实际的政治和政策毫无影响,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认为自己宣扬的现实主义的理念会产生影响?有关批评参见Ido Oren, “The Unrealism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The Tension between Realist Theory and Realists’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2 (2009), pp. 283-301; Samuel Barkin, “Realism, Prediction,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5, No. 3 (2009), pp. 233-246; Rodger A. Payne, “Neorealists as Critical Theories: The Purpose of Foreign Policy Debat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3 (2007), pp. 503-514。在这个问题上为现实主义辩护的有关观点,参见David Zarnett, “What Does Realist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Tell Us about Realist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3 (2017), p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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