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反对历史现实主义

——对“战争与和平”的一种阅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2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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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  
在全书中是最有可能被称为浪漫主义女主人公的人物,先后与几个求爱者坠入爱河,因为登徒子阿纳托里而背叛过安德烈,实际上她就说过自己“爱上的只是爱”,后来在安德烈病榻之前尽心服侍最终幡然悔悟。但她与皮埃尔的关系让他得到了改造,经历了一种不太可信的再生,在书的结尾变成了一个迷恋家庭的家庭主妇和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母亲。娜塔莎(在由著作改编、由金·维多导演的电影中,娜塔莎由奥黛丽·赫本扮演)看上去仿佛是在七年时间内最终长大成人的——在全书中他第一次出现是1813年,时年13岁,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820年,那时是20岁。她从一个社交界的美人变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转变成了一心一意而又喜欢支配丈夫的妻子和操持家务的能手。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她的转变原因不明。诚然,她有不少经历,但这些经历说不上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们与崇高的事业无关。

   尼古拉·罗斯托夫,一个头脑简单的乡绅典型,军人、猎人,孝子,虽然冷漠但却高尚的情人、很少思考,但勤劳而庄重,最后娶安德烈的妹妹公爵小姐玛丽雅为妻,由于她是一大笔财富的继承人,因此这个婚姻也拯救了他挥金如土的父亲的产业。尼古拉更热衷于打猎、良马、饮酒、军人生活和军营中的兄弟情谊,甚于政治和社交生活。他告别军事生涯之后成了毁于拿破仑军队的家族地产的重建者,转变成了拘谨的农夫和他的产业的管理者,并且最终成了一个好东道,热情招待每年来访的其他家族成员——有时候这些家族的成员“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来到童山,一住就是几个月”。在书的结尾,他开始计划读书提升他的心灵。

   华西里亲王是一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宫廷阴谋家,以他为首的库拉金家族是全书中重点描写的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坏”家族。皮埃尔娶了他性感美丽但冷酷的女儿海伦(在好莱坞电影当中由安妮塔·艾克伯格饰演),她不久就把皮埃尔当作一个傻瓜和不合格的爱人抛弃了,卷走了他的大部分财产,留下他一人好好思考他自己首先是出于情欲而与她结婚的罪责。她成了圣彼得堡社交场合的中心人物,直到她的某个阴谋败露之前一直掌握着可观的社会权力。她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让她同时与两个男人缔结婚约,后事败露,她遂神秘地死去——很可能是自杀。风流浪荡的阿纳托里是海伦的弟弟,曾引诱娜塔莎,毁了她与安德烈的婚约,被(他的姐夫)皮埃尔驱逐出莫斯科,并在鲍罗金诺会战中失去一条腿。

   按照我对故事的总结,只需改变名字和场景,这个故事就可以被用于浪漫滑稽剧或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时装电影史诗。但是,毕竟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是他完全认同的贵族阶层,他对这个阶层是认可的,而他们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思想。在托尔斯泰构思《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这个阶层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功能,但还未丧失它所具有的特权。但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将俄国贵族描写为依旧承担着实际军事功能的阶层,不过以农业和手工业的落后设备和前工业技术无知地从事奴隶般劳动的仆役阶层为这个贵族阶层创造的财富正在锐减,贵族阶层的特权的合理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在俄国还难以察觉的社会与技术力量的兴起,到了托尔斯泰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4–56)之时,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他笔下的俄国贵族还不是整体衰落,但其内部已经开始分裂,托尔斯泰使这一点非常清楚地暴露了出来。

   但这种衰落的原因却未得到说明。当然,托尔斯泰绝不是现代化的鼓吹者。他后来成了社会激进主义者,投身于和平主义、素食主义和各种基督教虔敬主义之中。和写作《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将土地上的劳作作用理想化为救赎的作用,在他在本书结尾出对家庭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描写中,将这种环境中的安宁祥和与“社会”的战争性质截然对立。他对尼古拉重建之后的罗斯托夫庄园的描写勾画出了一幅理想化的图画,在这幅画中,这个庄园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农场,其中的农奴不是被当作牛而是被当作人来对待的,这个画面也是对俄国人的新生活方式的某种展望。这种想法非常荒谬,可以确定,这种荒谬性不是因为废除农奴制不必要,而是因为农民的农业活动不可能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

   托尔斯泰梦想这样一种社群,它的基础是以从土地产出方面看更为有效的方式运作的小农经济。这种梦想形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乌托邦维度,同时也是托尔斯泰与19世纪中期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区别的标志。这些现实主义作家压抑了所有替代他们为之而写作的阶级分化社会的乌托邦幻想,这一点正是他们的现实主义的标志。

  

3

   我已经大致说明了托尔斯泰如何将历史当作一种主题来运用,与此同时又是如何剥夺所有的历史阐释力量而对历史本身进行了再概念化的。我现在要说的是,他对他的小说也做了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他利用了爱情小说和历史小说当中的原型人物,但同时又将这些人物置于他们不堪承受的战争与和平的语境之中。因此,《战争与和平》以现实主义的社会分析开始,却又以田园生活作结。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开始时都是他们社会阶级和社会身份的代表,但到最后不仅经历了因无反思地接受他们的社会编码而造成的毁灭,而且最后也都改宗投身于乡村家庭生活的乐趣之中。

   实际上故事的虚构部分结尾相当草率,只是被添上了个“尾声”而已,这部尾声以“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的长篇大论开始,紧接着又变成了对1820年罗斯托夫和別祖霍夫两家境况的描写。似乎托尔斯泰越来越对他的主题不耐烦了,甚至对他的人物也越来越恼火。最后他把他的创作当作他日益增长的拟古主义的乏味代表作卖出去了事。

   比方说,在书的开始出入社交界十五年后于1820年再次出现的娜塔莎,已经经历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改造,但这种改造实际上是没有合理动机的。在连篇累牍地赞扬她的美貌与活力——这种美貌是通过她的纤细的双手和双脚、大大的黑眼睛和犀利的精神以转喻的方式得到表达的——之后,托尔斯泰这样描写1820年她的再次出现:

   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早春结婚,到一八二〇年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她向望已久,现在由她亲自喂奶。她发胖了,身子变粗了,从现在这位强壮的母亲身上很难认出当年那个活泼苗条的娜塔莎。她的面孔定型了,神情娴静、温柔而开朗。她的脸上已没有青春的魅力。现在只能看到她的相貌和体态,完全看不出她的内心活动。她只是一位强壮、魅力和多子女的母亲,难得看到她原来热情的火焰。现在,只有当丈夫回家,孩子病愈……或者偶尔兴致突发唱起歌来(她婚后已不再唱歌),只有在这时候,她才会重新燃起热情。而当原有的热情偶尔在她那美丽丰满的身体里重新燃烧时,她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她既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也不向丈夫献媚,更不讲究梳妆打扮,毫无顾忌地向丈夫提出种种要求,什么事都满不在乎……娜塔莎全神贯注的就是家庭。[10]

   十五年前还是莫斯科社交界的佳丽的娜塔莎是不真实的、虚假的和造作的吗?现在“她无暇参加社交生活”,这是为什么呢?在皮埃尔身上,她到底发现了什么能使她变成他的副手或家庭仆役的东西呢?她的这种形态变化是动机不清的。我们只是被告知:

   娜塔莎婚后一开始就提出她的要求。她认为他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属于她和家庭。娜塔莎的这一崭新观点使皮埃尔大吃一惊。皮埃尔对妻子的要求虽然感到惊讶,但又沾沾自喜,完全听从她的话。

   她在婚后关注重点的转移让她具有了这种新的精神吗?托尔斯泰只满足于诉诸如下一般原则来解释娜塔莎的变化:“当然,人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一旦全神贯注,不论什么微不足道的事就会变得极其重要”。娜塔莎恰好抓住了家庭,并以之为自己的关注对象,而且“她陷得愈深,那件事就显得愈大,她就愈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即使她全力以赴,还是来不及做完她应该做的事情”[11]。看上去托尔斯泰似乎要以完全相反的形式颠倒并毁灭娜塔莎原来性格的方方面面,而正是她原来的性格不仅将她造就成了社交界的佳人,而且使她对许多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个爱的理想对象。在我刚才所引的段落中,托尔斯泰还对当代有关“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的言论进行了抨击,娜塔莎发现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这些言论。托尔斯泰说,这些言论“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娜塔莎除了丈夫和家庭之外别无所需。

   她有了一个丈夫,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另外再找一个丈夫,她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而且由于她全心全意为丈夫和家庭操劳,她不能想象另一种情况,对此她毫无兴趣。[12]

   托尔斯泰的人物都经受着矛盾而悖论的欲望、情感、态度、习惯和抱负的撕扯。这一点也真实地体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拿破仑和库图佐夫身上:前者像个光彩照人又贪得无厌的孩子,后者像个病病恹恹但顽强固执的老人。但这一点在《战争与和平》的主要虚构人物——皮埃尔·別祖霍夫、尼古拉和娜塔莎·罗斯托夫,以及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身上尤其真实。这些人物形象是由关于他们如何感受、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他们欢乐或激动的状态,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大量细节聚合而成的。所有这些人物——他们都是贵族——拥有实现他们愿望的物质手段。可他们从不满足,他们总在探求之中,而当他们行动的时候,他们也经历着变化。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在变化中,这些人物也获得了发展。托尔斯泰似乎并未以西方Bildungsroman(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发展方式来为主人公设置某种天生的潜能的实现可能性。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充其量只能指望皮埃尔和娜塔莎、尼古拉和其妻子玛丽雅在本书结尾部分所享受的那种稳定与和平。

  

4

   《战争与和平》没有真正结束。它只是偶然中止。当然,许多历史小说突然宣告所有相关的事件序列已经完结,是时候合上书卷,以此方式了结全书。不仅是《威弗利故事集》[13],许多历史叙事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在众多事件的长序列中任意指定一个事件作为叙事的终结。实际上,托尔斯泰注意到在历史之中并没有开端或终结,只有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加以切分并借以——相当武断地——建构故事的事件发生之流。

   托尔斯泰说,历史和天文学以及围绕太阳的地球运动的相关发现所提出的问题一样。“不错,我们并不觉得地球在运动,但如果承认它不动,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找到了规律。”“历史”也是如此:“不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困境;承认我们对外界、时间和因果关系的依赖性,我们就找到了规律”[14]。这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就存在于对我们的感觉(经验)和我们的知识之间的两难选择之中。关键似乎在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无法帮助我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来说,感觉应该压倒一切理性和意志。即使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也是依赖性的,而当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依赖性——依赖于自然、土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庭和宇宙大千,总之,依赖于除了社会和地位的一切,我们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于是我们才将找到我们文本标题所提到的“和平”。但和平并不等于快乐或愿望的满足。实际上,它是对愿望的压抑,是对一切社会工程的抛弃,是婚姻中的配偶在晚饭后,在看着孩子睡去时享受的平静,他们可以在对互为满足的沉思中获得乐趣。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战争故事充满了行动、运动、交谈、阴谋和众多的并非偶然的暴力,那么战争期间俄国上流社会的虚构部分也是如此。尽管托尔斯泰带领我们浏览了1805年到1812年期间由四个俄国家庭的命运组成的社会场景,但我们却没看到特定社会的性质的展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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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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