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国: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2 次 更新时间:2006-09-05 2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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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国  

  规则或制度应该被遵守。[29]合法化(Legalization)是指制度拥有或不拥有的一系列特征的程度,这些特征被定义为3个要素:义务(obligation)、准确度(precision)和授权(delegation)。用这三个概念提供了可识别的尺度,可以在经验上更好地考察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实际上,合法化的概念包涵一个多维的连续统一体,从3个属性都最大化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到两个以上属性高的“强的合法化(hard legalization)”、到不同属性的不同程度的联合的“弱的合法化(soft legalization)”,直至另一种理想类型的合法化——完全没有合法化。[30]由于政治压力、不规范的标准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制度在操作中,其义务、准确度和授权被模糊化。

  新自由主义对合法性的定义是从原则和规范的角度,而不是从有效性的角度定义的。也就是说即使定义了权威的授权,但并不包括哪种原则被实施以及哪些国家应该遵从。[31]但实际上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根源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贡献有可能增强其合法性时,指出“国际机制的合法性部分来自其有效性”。[32]让-马克·柯伊考在论述国际组织的合法性的来源时,认为各个国家应该确立承担超出各个成员国自身范围的责任,而实际上要克服各国的自我关注和彼此之间的隔阂,国际制度的有效性问题便凸现了,从而同样论证了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来自其有效性。[33]从合法性内化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视角出发,笔者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作为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内生变量。

  新现实主义缺乏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的完整的论述,因为其理论强调权力的重要性,认为制度依附于权力分配。另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把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作为其理论分析的起点,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将注意力从无政府转向寻求可能存在的合法性因素。因而新现实主义得出的结论是合法性无关紧要,即使是修正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合法性是大国意志的反映,反映大国意志的合法性又必然遭到弱小国家的反对,那么这种合法性将受到怀疑和削弱。

  新自由主义是最早将合法化引入国际制度研究的,学者们从其基本概念入手,对合法化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合法化所产生的原因与结果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不少学者通过选择个案进行分析,这些个案包括传统的安全机制和经济领域的机制,比如西蒙斯对国际领域的合法化研究,古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马丁对GATT/WTO的研究,试图证明如果缺乏合法性,国际制度都很难发挥作用。[34]合法性对有效性的作用在于合法的国际制度有助于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定义,即定义合法的国际制度缓和相对利益与绝对利益的争论,并有助于区分各个学派对利益的定义。海伦·米尔纳对从评判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理论出发,论证了国际制度控制了遵守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取得的合法性,因而得出了“国际政治不仅仅是缺少法律和制度,尤其重要的是缺乏合法性观念”的结论。[35]

  建构主义对合法性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的回应,同时也是对其关注“认同”、“知识”等观念因素的反映。在建构主义看来,合法性是行为体的一种“规范性信念(Normative Belief)”,即规则或制度应予遵守。玛莎·费丽莫与斯蒂芬·托普(Stephen J.toope)在回应《合法化与世界政治》专辑的文章中对什么是国际法以及它如何影响国家行为进行了重新的论述,以期为法律和合法化提供宽松的环境,有利于经验研究。而这种认识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法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深嵌于社会相互作用的实践、信念和传统。并且这篇文章补充了法研究的3个空白:习惯(Custom)、法的属性(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law)、作为过程的法(Law as process)。[36]

  实际上,有关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研究刚刚兴起,其论述尚不全面。但一般而言,有效性是合法性的前提,合法性内化于制度的有效性,因而合法性是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没有合法性的国际制度是存在的。这也是本文将其作为内生变量的一个理论原因。

  

  四 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尽管主流学派对制度有效性的程度存在争议,但对于制度的相对功能却不否认。由于在有效性作用发挥的差异性与重要程度上存在争论,而这些问题的理论阐释和有效解决部分依赖于国际制度可能有助于进入民族国家政治的进程,特别是使跨政府网络的出现,[37]即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发挥更主要的是依赖于国际制度理论更加关注国内政治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38]

  在国际制度理论中,由于将国家作为具有一致偏好的整体,从而排除了像外交政策进程那样的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对于国际制度创立时期,各国的反映态度以统一偏好来概括,显然缺乏说服力;而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时,这时制度面对的决不是作为理性利己主义的国家。国际制度如何渗透到国家去,就需要关注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这样就无法避免比较外交学和国内政治因素的介入。因而有的学者认为需要将克拉斯纳的制度行为模式即“基本因果变量——制度——相关行为结果”中加入外交政策类型,从而变成“国内政治——外交政策类型——制度形成——相关行为结果”。[39]

  放宽国家中心说假设,就是说包括国际制度在内的国际关系中较为广泛的行为体,像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都可以对国家产生影响。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认为,跨国行为体和跨国联合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主要由国内结构的不同和国际制度的程度所决定。在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环境中,跨国行为体可以更加容易地克服由政府中心型国内结构(state-dominated domestic structures)所施加的羁绊。[40]罗伯特•基欧汉与海伦·米尔纳认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对国内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随着跨国行为体不同的制度化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41]

  对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无疑需要关注国内政治和除国家以外的其它行为体的作用。奥兰·扬认为,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中,成员国政府贯彻制度规定的能力与其有着直接的联系,作者同时认为,各国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和政治运行中贯彻国际制度,在理想状况与现实情况之间常有很大差距。[42]如何考察成员国政府贯彻制度规定的过程,对于分析国际制度有效性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假设以国内结构作为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的变量进行分析,会使国际制度理论更具说服力。

  笔者试图从国内政治的国内结构中探询国际制度有效性问题。国内结构的方法源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彼德·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尝试在国际经济政策和国际安全政策领域,以国内结构作为解释国家对上述领域国家政策的形成与改变的缘由。[43]国内结构的概念一般指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政策网。[44]恩范里斯特(Matthew Evangelist)认为国内结构在两个基本方面发挥作用,即提供外交政策制定的国内根源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他同时认为:国家具有两面神(Janus-faced)的特征,既关注国内政策,也关注其外部环境。国内结构表示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时作为分析一个给定类型的国家或议事领域的显著工具,它也常常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联系的一个变量。[45]也就是说,国内结构一方面与国内政治紧密联系,同时也与除国家以外的其它行为体发生作用,因而通过国内结构,提供了一条整合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的有效途径。

  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国内结构的方法比较而言可以说明为什么国家面临相似的国际压力和限制——包括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反应各不相同。国内结构的方法与国内层次的分析不同,国内层次的分析与国际体系层次相对应,是指从国家自身寻找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内结构分析试图超越单纯的国内层次的分析,用一种综合性、整体化的视角来考虑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方面,国内政治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发挥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制度必须渗透到国内政治中去,改变国家固有的偏好。

  在实际的国际政治中,通过国内结构这一干涉变量,可以更好地考察当前国际制度的运行,比如像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和国际军备规则这样领域的国际制度逐步陷入困境,而当前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组织以及北约这样的区域性组织在不同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各异,在这方面,国内结构的分析途径无疑具有很强的检测功能。

  

  五 结论

  

  从围绕国际制度的权力背景出发,笔者将权力定义为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外生变量。权力的差异性对国际制度的运行和发挥作用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民族国家具有实际的垄断权。

  合法性因素内化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之中,作为内生变量的合法性因素与权力、国内政治的联系最为密切。从合法性视角看待权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合法性强意味着权力的受限或不允许使用武力。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武力,并不总认为是非法的;一些武力的使用,对大多数国家似乎是合法的。笔者认为国际制度阐释、支持和强化了关于国际合法性的公共话语权,但它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许多强力的国家试图为避开合法化高的国际制度,它们认为通过特定的交易,而不局限于国际制度的范畴,就可以达到目的。从合法性视角看待国内政治,有助于补充针对国际政治国内根源的探询。国内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的看法肯定具有差异性,从而直接影响了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政策和合作程度。从国际制度积极的意义上看,国际制度合法性可以看成是国家内部法律和宪法对国家行为限制的一种替代。

  有关国内政治的研究,笔者将其定义为影响制度有效性的干涉变量,通过国内结构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联系起来,试图探询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从这个立场出发,笔者认为国内政治虽然是干涉变量,但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国内政治的视角看,合法性是政府观念的关键基础,相应地国际社会合法性的相对不足,既是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重要区别,也严重影响了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国际制度如何超越华丽词藻,将国内政治合法性与国际社会合法性相互衔接,对国际制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实际上权力、合法性及国内政治之间关系相当的紧密,共同构成了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基本因素。这同时也说明了影响有效性的其他因素的客观存在。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从合法性的角度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有意义的概括:“如果要完全解释国家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的偏好,学者不仅要整合在问题领域的交易权力,同时也要认同国内行为体的合法资源和偏好。”[46]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权力、国内政治以及合法性因素是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其中,权力是一种外生变量,对制度作用的发挥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权力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结构框架;合法性是一种内生变量,内化于制度的有效性,是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国内政治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作用的干涉变量。实际上,随着对制度有效性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各种分析视角层出不穷,由上述3个变量构建的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必将为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注入活力。

  

  [投稿日期:2006-05-17]

  [修回日期:2006-07-03]

  [责任编辑:赵远良]

  

  注释:

  [1] 对国际制度有效性进行探讨的学者有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薄燕等,具体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 84页;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 136页;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 160页。

  [2] 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Simmons, “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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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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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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