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13: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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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在柳青看来,如果互助组和合作社不能增产,不能提高农民特别是贫困户的生活水平,它的意义就不复存在。这也是能够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集体组织的原因,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优越性决定了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正在于在共同艰难的劳动过程中彼此扶助、互相支援,依靠集体的力量度过个人的难关,而这也是“公有制”的发源。小说特别详细地写到在终南山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砍竹创收的农民们,如何在梁生宝的带领下体会到集体生活的乐趣,在互相扶持中体会互助同伴的温暖,并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精神的提升。由此,合作化运动不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组织形态,而有着极为现实的经济动力、明确而具体的精神意识提升过程。在当代表现合作化运动历史的小说中,可以说唯有柳青的《创业史》提供了最为具体的政治方案及其叙事形式。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节叙事内容中,“社会主义”获得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动力形态。从思想和心理层面描述人们如何克服私有制观念和意识,与这样的写实性情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开篇就凸显了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紧张冲突,沉溺于小农意识的继父完全无法理解儿子为何放弃个人发家而专注于别人的事务。这一矛盾的解决不是依照戏剧性关系转换完成的,而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的丰收、他在村民中威望的提升,并且切实地满足了父亲的物质愿望(新棉袄新棉裤)而达成的。梁三老汉与乡支书的一席谈话成为他思想的转折点,使他心安的真正原因是他了解到儿子身后有一群“姓共的”人存在。在他与儿子的矛盾解决中,物质匮乏并非核心原因,更重要的是“尊严”的获得。烟酒门市部前因身为“梁主任他爹”而获得的尊重,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梁氏父子矛盾的解决,也是小农意识与集体化这两种创业道路的冲突在家庭内部的解决。事实上,在第一部结尾处,所有与梁生宝的合作化道路存在这样那样矛盾的人物,都在大丰收的粮食市场上有了结局:郭振山的嫉妒、姚士杰的痛苦、郭世富的沮丧以及徐改霞的出走……这意味着矛盾的阶段性解决,同时也昭示了新的矛盾出现。小说并没有给出皆大欢喜的结局,而真实地展示出合作化道路的具体延展性。小说第二部写农业社成立、牲口合槽、郭振山与农业社的较量、梁大老汉大闹牲口队……,又将叙事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初级合作化后牲口管理这一核心问题上。而人物矛盾冲突的形态,不再限于意识改造的层面,同时也写出意识的冲突如何导致人群的阶级关系变化。

   可以说,从政治元叙事高度展开合作化叙事,是柳青用小说形式完整地也是创造性地书写这一运动的缘起、动力、形式和合法性依据。他并不仅仅在政策理念的层面论证和记录合作化运动的意义,而同时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给出了可行性的情节形态,并将其视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信念(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形态。但同时因为柳青的书写是与国家主导的合作化运动同步展开的,如何处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小说叙事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始终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可以说作家越不甘于仅仅做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而力图从政治元叙事高度书写合作化的总体性形式,就越有可能与现实运动产生紧张关系。这也使得作家必须在历史运动与文学叙述之间做出策略性考量

   4、文学叙事的策略

   《创业史》是一部多卷本长河小说,最早的写作计划是以四部本的规模写出当代中国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全过程。在第一部出版前夕,柳青亲自执笔的“出版说明”这样介绍:“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28]。但实际上,这一写作计划一直处在调整和改变过程中。第一部完成后,柳青原计划在60年代中期写完第二部,但不得不卷入“社教”、“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迫停止小说写作。70年代初期,他开始再度考虑小说计划,但真正动笔是“文革”结束到1978年去世前的两年。最终出版的第二部上下卷也是未完成稿。

   在后期写作过程中,柳青多次谈到小说结构的调整。一次是1960年,柳青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谈及,决定不写第四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阶段[29]。在1973年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柳青于“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言,提及四部的总体构思,“第三部准备写两个初级社,梁生宝一个,郭振山一个;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合并变成一个社,成了一个大社,而且是一个高级社”[30]。到1977年动笔时,结构又调整为“第三部写退社风对合作社的考验,第四部写合作社的最后巩固,情节结束的时间是1955年”[31]。1978年再次谈及小说的总体构思时,他决定将原计划放在第三部的内容提前写进第二部,即“县上开会,省委书记出场”,“这是一个农业社的代表会,全县已经发展了十个农业合作社,会议期间,村子里发生了事故,一解决就结束。事故——乱了——吵架——解决——完了”[32]。实际上,最终的出版稿只有二十八章,还没等到写完梁生宝如何解决事故,作家就溘然长逝。

   多次调整中,柳青最重要的决定,是将叙事时间限定在1955年前,即全书只写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社,而不涉及此后高级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阶段。这也意味着他对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历史判断。柳青研究的诸多资料,特别是西北大学中文系蒙万夫带领学生们对曾与柳青共事的长安县基层干部和《创业史》人物原型的访谈材料,以及2016年出版的刘可风《柳青传》,都提及柳青对1955年下半年以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有不同看法,认为“要求过急,发展过快”[33]。而1955年恰是在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一纲领文件推动下全国展开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开篇所写县三级会议,即是指此。在浩然等小说中,有关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均以1955年为开端。事实上中共高层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分歧即产生于此时[34]。因此可以说,柳青将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书写限定在1955年之前,也正是他政治态度的明确表达。

   80年代以来,关于表现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的相关研究,往往并不细致考察作家们在叙事态度和政治态度上差别,而笼统地否定所有表现这一运动的作品。事实上,同样以这一运动为写作对象,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和浩然等的态度和写法存在各种差异,其中柳青的态度尤其值得重视。一方面,他直至1978年去世,也从未动摇过对集体化道路的信仰,因此他给《创业史》规定的基本写作原则是“写集体化道路的大方向不变,但具体的演变过程,则不受当时具体方针政策的束缚”[35];另一方面,他不认同1955年国家自上而下发动的合作化运动高潮,认为这种“一哄而上”的做法违背了“用经济实惠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自愿原则,而且过快的发展导致农业合作社在组织、管理和干部培养等方面都跟不上新形势的要求。

   1959年,柳青停下《创业史》的写作,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狠透铁》,副标题为“1957年纪事”。作品写政治品德高尚但不熟悉高级社管理技术的农民干部“狠透铁”,在新的组织形式中疲于应付,因一次耕畜死亡事件而被免职,高级社的领导权因此落到徇私舞弊的中农手中,结尾是通过他的斗争揭发出了搞破坏的中农干部。小说在情节设置和叙述语言上带有较为明显的阶级斗争痕迹,但初级社转换到高级社后,在社务管理、经济组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却有非常细致具体的描写。柳青对朋友孟维刚说,这部小说的真实意图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干部水平跟不上,群众思想没准备,伤害了中农利益,商品流通跟不上”[36]。晚年与女儿刘可风的谈话中,他认定“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37],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在现在的体制下,没有电器化和机械化之前,要提高生产率,主要是改进生产管理制度,而不是加强劳动强度”,“用试办取得经验,准备一批、成熟一批、成立一批”,“合作化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不能用工人或士兵去代替他们”[38]等观点。

   可以说,理论思考和基层工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经验,使柳青对合作化运动有较为成熟的思考。他对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态度,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央高层路线斗争的延伸。70年代后期,在出版第二部上卷的同时,他也对第一部做了大量修改。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一处,是柳青在新版《出版说明》中提及的“重要修改”,即将徐改霞离开农村的动机与“党中央书记刘少奇”的“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直接联系在一起。也是在第一部结局中,他在小说中直接点了刘少奇的名,视其为“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的源头。批评家阎纲对《创业史》的修改做了详细比较[39],并在此后的文章中,将柳青的这一态度,归结为他僵化地信从毛泽东路线斗争的“政治悲剧”[40]。事实上,《创业史》关于蛤蟆滩这样一个小村庄里所发生事情的描写,始终是在极为阔大的叙事视野中展开的,他要写的是“全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如何展开。对刘少奇的批评,与其说是高层“路线斗争”的回响,毋宁说主要因为柳青并不认同刘少奇关于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理论设想和实践方式。这与他不认同毛泽东1955年之后的做法并无不同之处。柳青和刘少奇的根本冲突在于,柳青从未否定过合作化运动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与毛泽东的分歧,则在展开合作化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上有不同的构想。

   作为一个文学家,柳青只能用具体的叙事内容和艺术形式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选择1955年作为叙事年限是一大态度,情节设置、人物关系上的具体书写,则是另一态度。“不能说,不让说的真话,我就在小说里表现”,又引用恩格斯的话“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加好些”来表明自己的写作态度[41]。可以说,在村庄的“生活故事”和国家的政治主题之间保持平衡关系,用严密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来组织情节内容,都可以视为这种文学叙述策略的表现。而更重要的,则是小说叙事形式的整体构建。

  

文学世界的总体性与“感情的辩证法”

  

   柳青在《创业史》中形成了许多富于独创性的艺术手法和叙事形式。这不仅包括“史诗”的规模形态、关于“新人”的突破性书写,还包括每章都从一个人物的主观视角展开叙事的结构方式,叙述人直接出现在文本中发表议论并对小说人物加以评判的叙事方式,以及多层文化内涵的人物典型性塑造等。其独创性表现在多个层面:在同样具有“史诗”诉求的当代小说中,《创业史》表现出了最为严谨的叙事结构和整体形式的构想;在同样以追求人物的典型性和塑造理想人物为基本取向的当代小说中,《创业史》首次正面地塑造了无产阶级“新人”形象(梁生宝),并创造出了一系列阶级人物群像;同样,在“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和“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之间,找到了一种夹叙夹议的小说叙事形式……可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转化与实践,直到柳青的《创业史》出现,才算找到了一种相对成熟的叙事形式,并塑造出了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叙事形态。

   1、  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

   在1973年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当被问及小说构思过程时,柳

青详细地阐述了他对小说的基本理解:“人物是你小说构思的中心,也是结构的轴承”,“作品不是故事发展的过程,不是事件的发展过程,不是工作和生产过程,而是人物发展的过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是作品中要胜利的人物和要失败的人物他们的关系的变化过程”,又说:“写人的什么?我想主要写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主要写人的思想变化表现在行动中间”[42]。将小说创作的核心归结为人物,叙事过程则是展示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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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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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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