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6 次 更新时间:2018-03-29 02: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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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阻挡层法益的保护,不只是保护对应的背后层法益,还可能保护更多的法益。例如,对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保护,事实上能够有效保护住宅内成员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名誉。同样,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保护,可以保护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可以保护国家意志不被篡改,可以保护国民平等享受各种权利与自由,如此等等。可以认为,生态学的法益是阻挡层法益,而人类中心的法益则是背后层法益。于是,仅侵害了环境的行为也能成立本罪,通过侵害环境进而侵害了个人的生命、身体、环境权等法益的,同样也能成立本罪。

  

   二、行为构造

  

   本节旨在讨论两个争论问题:其一,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抑或既是行为犯也是结果犯?其二,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还是侵害犯,抑或既是危险犯也是侵害犯?这虽然是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造问题,但也是本罪的构成要件问题,直接关系到本罪的司法认定。

   (一)行为犯与结果犯

   一种观点指出:“《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一个典型的结果犯。”因为“《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规定只要存在‘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是规定存在上述行为并且‘严重污染环境的’才构成犯罪,明显属于结果犯。”但是,司法解释“将‘污染环境罪’变成了‘行为犯’和‘结果犯’并存”,“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污染环境罪’案件的入罪类型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排放三倍以上’、‘偷排有毒有害物质’、‘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这三种‘行为犯’。‘结果犯’数量很少。”即“司法实践中97%以上的案件均为行为犯。于是,刑事司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解决这个冲突无非是两种途径:一是司法解释删除关于行为犯的规定,把污染环境罪重新界定为结果犯;二是再次修改刑法第338条,规定污染环境罪既可以是行为犯也可以是结果犯。考虑到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当前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宜采取后一种立法方式。”[33]

   上述观点有两个特点:第一,没有将环境被污染视为结果,只是将人身伤亡等作为结果,亦即,实际上采取了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第二,认为行为犯就是只需要实施行为、不需要发生结果的犯罪,结果犯则不仅要求有行为,而且要求发生结果。

   首先,如果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环境被污染当然就是对法益的侵害,因而是构成要件的结果。而且,环境被污染的结果也符合刑法第338条“严重污染环境”的表述。司法实践中,将“有毒有害物质超标排放三倍以上”、“偷排有毒有害物质”、“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并无不当,也不表明本罪只是行为犯。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行为犯与结果犯?如上所述,上述观点实际上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行为、不需要发生结果的犯罪。这样的理解并不少见。例如,有学者指出:“至于是否从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则取决于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立法机关指出:‘所谓严重污染环境,是指既包括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环境事故,也包括虽未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是已使环境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情形。’按照这一理解,本罪除仍然可以由造成环境污染事故构成以外,即使没有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环境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也可以构成本罪。在这个意义上,本罪还不能说是行为犯,但入罪门槛大为降低则是事实。”[34]这种观点显然也认为污染环境是一种结果,因而认为污染环境罪不是行为犯。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同样认为“行为犯,指以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犯,是相对于结果犯而言,它不要求发生一定的结果,在客观上只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可以构成犯罪了。”[35]

   然而,认为行为犯只需要实施行为而不要求结果发生的犯罪,是存在疑问的。因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对法益的反面表述就是结果的内容(反之亦然)。如果一种行为不可能发生法益侵害的结果,就表明这种行为不可能侵害法益,当然也不可能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所以,应当认为,行为犯是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不需要对结果与因果关系进行独立判断;结果犯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距离的犯罪,需要对结果与因果关系进行独立判断。[36]换言之,行为犯与结果犯并不是前者不需要结果发生、后者需要结果发生,而是均要求结果发生,只不过行为犯中的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或者说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实行行为就同时发生构成要件结果,故对实行行为的判断与结果的判断是同一的:有实行行为就有结果,有结果就有实行行为;结果犯中的行为与结果相分离,有实行行为不等于有构成要件结果,故需要在实行行为之外独立判断结果是否发生,以及结果能否归属于实行行为。

   在本文看来,就污染环境行为对环境法益本身的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罪既包括行为犯也包括结果犯;但就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法益的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罪只能是结果犯。下面联系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具体说明。

   首先,“2016年解释”规定的前8种情形,[37]并不只是单纯地实施了行为,而是同时造成了污染环境的结果。例如,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本身就是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同样,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以及第3项、第4项规定的情形,也是严重污染了环境;如此等等。只不过,这些结果是与行为同时发生的,所以,这种情形的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第5项与第7项、第8项规定的情形,不只是对行为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结果的推定。例如,“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以及“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可以推定行为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的有害物质较多;同样,“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100万元以上”,实际上是对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一种推定。亦即,既然行为人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较多,就表明行为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的有害物质较多,因而对环境的污染严重。显然,这些情形也属于行为犯。

   其次,“2016年解释”第1条规定的第10种、第12、13种情形,其结果也表现为对环境的破坏,但其实属于结果犯。亦即,“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以及“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虽然都是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但是,这种结果是否由行为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所引起,则需要进行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判断。例如,倘若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是病虫所致,而病虫害的形成与行为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就不能认为该行为造成了幼树死亡的结果。

   再次,“2016年解释”第1条规定的第9种、第11种以及第14至第17种情形,是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害,都属于结果犯。其中,第9种情形中的“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表面上不是对公共财产的损害,实际上可以推定是通过损害公共财产等利益所得。第11种“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12小时以上”,第14种“致使疏散、转移群众5000人以上”,显然是指由于环境的污染导致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安宁的侵害结果;第15至第17种“致使30人以上中毒”,“致使3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以及“致使1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明显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的侵害结果。在上述场合,都需要进行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判断。

   最后,由于“2016年解释”第1条规定的前17种情形都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其中既包括对环境本身的污染达到严重程度,也包括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害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不排除其中的最后一种“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包括虽然对生态学的法益的侵害或者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害分别都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要求的程度,但对二者的侵害综合起来达到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的情形。

   “2016年解释”所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的13种情形,则既有行为犯也有结果犯。其中有的针对环境的行为犯,如第2项规定的“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100吨以上的”;有的是针对环境本身的结果犯,如第3项规定的“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1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30亩以上,其他土地6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第4项规定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1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7500株以上的”,第6项规定的“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有的则是针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结果犯,如第8项规定的“致使100人以上中毒的”,第9项规定的“致使10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第12项规定的“致使1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如此等等。

   有学者认为,“从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污染环境行为在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或者污染之前,而环境遭受破坏或污染又是导致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之重大事故的先行原因。”“2013年解释”第1条规定的前5种情形属于行为犯或危险犯,后9种情形属于结果犯或实害犯。“但是,行为犯与结果犯作为相对应的两种犯罪类型在逻辑上无法共存,也即同一刑法条款不可能既是行为犯,又是结果犯;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归类,亦然。然而,《解释》(指‘2013年解释’——引者注)第1条偏偏就将在逻辑上无法共存的犯罪类型,强行纳入‘严重污染环境’之下。”[38]

   但在本文看来,所谓同一刑法条款不可能既是行为犯又是结果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一个行为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取决于如何理解犯罪的保护法益。污染环境的行为,相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来说,完全可能是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污染环境的结果就会同时发生。但是,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否对人类中心的法益造成了结果,则需要进一步判断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所以,由于对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采取了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而其中事实上包含了两种法益,所以,相对于不同的法益而言,一个行为完全可能既是行为犯也是结果犯。

   其次,即使是就对生态学的环境而言,由于生态环境这一法益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环境媒介十分复杂,也可能导致一个行为相对于此具体环境而言是行为犯,而相对于其他具体环境或者环境生态而言是结果犯。例如,《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产、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一个行为直接造成水、土地污染时,不一定直接破坏野生生物。所以,行为人将3吨有毒物质非法倾倒在土地上时,就直接对土地造成了污染,这是行为犯。但是,土地上5000标幼树的死亡是不是由该行为造成,则需要进行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判断。如果得出肯定结论,相对于幼树的死亡而言,就成为结果犯。再如,行为人向河流非法倾倒3吨有毒物质,导致河流污染,这是行为犯,此时的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但是,河流中的水生物的死亡是否由有毒物质造成,则需要进行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判断。就水生物的死亡而言,则成为结果犯。

由此看来,司法解释并不是将逻辑上无法共存的犯罪类型强行使之共存,而是由于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的特殊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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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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