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严复与近代中国转型

——万里西风雁阵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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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奸诈、权谋、不择手段,胜王败寇……则被推崇和颂扬,上位者,得势者恰恰是那些狡诈阴狠的角色。正因如此,孔子才痛心疾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他要回到周王朝的封建时代去(“郁郁乎盛哉,吾从周”。)他认为从前时代人类更守规则,有道德,有底线,有良知,社会是祥和安宁的。针对人类的凶残攘夺,阴谋算计,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信条。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曲折的,历史证明,人类整体的道德水准也并非不断向善(后来还有人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原初动力),以上旨在说明,中国古代在人类同一发展水平线上,也曾出现过古希腊那样类似城邦政治的社会,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和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古希腊有着几近相同的政治生态。F.I.芬利引述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悲剧作家的话来论证雅典的民主政治:“在雅典,智者普罗泰哥拉解释道:‘当雅典人所议之主题含有政治睿智……会倾听每一个人的见解,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拥有这一美德;否则,便不会有城邦。’(柏拉图:《普罗泰哥拉篇》),322—323)欧里庇得斯在约公元前420年上演的《哀求的妇女》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引用公民大会上的传令官所言:‘任何人有良策献于城邦并希望表达出来?’提秀斯评论道:‘这即是自由,渴望者可享誉;无欲者则默默无闻。对城邦来说,有什么比这更公平的?”(F.I.芬利《希腊的遗产·政治》)每个人只要愿意,都有对政治发言的权利,这就是古希腊的自由和民主。在中国的同一时代,孔子和孟子都是以布衣之身在各个邦国之间往来,游说诸侯,陈说对政治的见解。诸侯国的君主对他们待以客礼,认真倾听他们对邦国治理的意见和君主修身的主张。在其后的“礼崩乐坏”时代,也有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游说诸侯;就是韩非,也因在自己的邦国遭受排挤,才跑到秦国向嬴政献策的。如今留下的孔孟以及韩非的书多为对邦国政治发表见解的言论集。可见,与古希腊城邦政治同时代的中国,因为有相似的政治生态,人人有申述政治见解和学术言论的自由,我们把这称为“百家争鸣”。如提秀斯所云,渴望参与政治并对政治发言的人会享有盛誉。无论是孔、孟还是韩非,他们享誉两千余年,名声不朽,著作被人阅读,孔子和孟子还被称作“圣人”,难道不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有可以谈论政治的自由,才成就了他们不朽的声名和历史地位吗?(中国的历史典籍并没有记载当时有公众议政的场所,孔子等人只是向诸侯国君主进谏,“肉食者谋之”,仍是春秋时代的政治现实。)

  

   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好比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朝气蓬勃,心地纯洁,质朴向善,虽然由于地理、族群和语言的限制,两种文明并无交汇。中西的政治生态有诸多相似之处,后来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F.I.芬利论述古希腊的政治时说:“任何复杂的社会都需要一个制定法则并付诸实施,保障共同体的兵役与行政以及调停争端的机构,任何一个社会同样都需要对这些法则及其机构、司法观念的认同,而希腊人则完成了根本性的一步,甚至于两步:他们把权力植根于城邦乃至共同体本身之内,并且通过公开辩论,最终以投票计数的方式来决策。这即是政治,而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戏剧与史学所揭示的正是政治如何最终主宰希腊文化的。”(引文同上)古希腊人已经完成了人类民主政治的雏形,它的基本原则在远古的时代就已确立起来了:第一,权力来于城邦乃至共同体本身,没有所谓“君权神授”等对统治者的神化;第二,重大决策需经投票计数的方式来决定。古希腊城邦政治的民主原则来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同时,F.I.芬利根据古代文献的研究指出:在古希腊“实现这一重在平等的政治理想的最大障碍源自公民间的诸多不平等。”即使民主政治,也绕不开公民在智力和财产方面不平等的现实,让公民同样参加事关城邦的重大决策是不现实的。他说,在雅典,公民大会通常在一个名为普尼克斯的山坡上举行,这里是一个依山就势的露天场地,数以千计的人聚集于此,古代又没有扩音设备,难以相信一个普通公民会愿意或敢于发言,若有,谁又会听得见?在数千人的大会上完成繁复的议事日程并做出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倘若没有获得适当教育的办法与空闲,倘若不能始终密切关注财政、外交以及其他公共事务,很难指望一个公民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发言并为人所知。”而财产并不富有的公民,对于参加每年累计四十天的公民大会的费用也难以承担,边远乡村的村民更是如此。因此,古希腊产生了代议制及公职人员。F.I.芬利说:“几乎所有公职人员,包括五百人的议事会成员,均由抽签选出并定期轮换,这样不仅使得公共职务对那些鲜有或没有机会入选的人开放,而且也保障了日常政治事务的直接经验普及到大部分公民中去。任职于行政与司法机构的公民每日要有适度补贴酬报的原则也得以采纳。”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现代民主政治的形态已经基本具备:公民的投票权,代议制乃至所有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F.I.芬利论及投票权时说:“现今,投票权被广泛地视为公民最根本的特权(及义务),而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其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但在希腊的城邦,尽管这是一种重要的权利,但也只是其他诸多绝对权利之一 ——拥有财产的权利,与另一公民合法结婚的权利,参加各种大型祭祀活动的权利——而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全体公民才能享受投票权,其他权利则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僭主政体之下。”可见,西方民主政治的传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传统被罗马共和制度所继承,法治精神和权力制衡制度得到进一步的阐扬和落实。古罗马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阐述了人类的平等原则和来于古希腊的自然法公理,且在政治实践中予以落实,他说:“可以确切地说,法官为能言之法律,而法律则是无言之法官。”这给司法的独立确立了原则,而罗马共和政体的基本建构中,罗马执政官、元老院议会与平民大会,保民官三者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避免一权独大,造成专制独裁的局面。西塞罗关于共和政体的描绘,对后世三权分立政体的建立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受西塞罗影响的西方思想家不胜枚举,如洛克、休谟、孟德斯鸠,美国国父亚

  

   当斯以及主持美国宪法起草的汉密尔顿等。正如F.I.芬利所云:“对于后来大部分欧洲历史提供了主要政治遗产的是罗马人,而非希腊人。”(以上F.I.芬利引文

  

   皆见《希腊的遗产》政治一章)。应该说,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由希腊人开其源,罗马人畅其流,绵延千古,以致于今。

  

   中国的专制主义难以撼动,是因为它的历史太久远了。两千多年前,有韩非这样的专制主义思想家,也有秦始皇这样专制主义的实践家。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他把江山、国家、百姓当成自己私产,给自己定的名号叫“始皇”,即从他开始,他和他的子孙要千秋万代永远高踞权力的巅峰,号令天下,统治万民。国家权力如同一个猛兽抢夺来的猎物,因时刻怕失去,所以用戒惧、仇恨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秦王朝整治国人的措施如此血腥,法律如此严酷,如:连坐法(一人犯法,家人与邻里同坐);挟书令(非法持书者杀);偶语者弃市(两人在一起说话,一定有图谋或发泄不满,杀);销兵、焚书、坑儒……乃至血腥的酷刑和杀人的手段,千年之后,仍令人不寒而栗。这个第一次把华夏大地整合在一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使黄河、长江流域的人类文明倒退至最黑暗野蛮时代。后世的人不断美化秦王嬴政和他建立的王朝,那是出于维护专制权力的需要,至于一些所谓文人和历史学家不断地为这个有史以来最残暴的君王大唱赞歌,那是因为他站在君本主义的立场上而非站在民本主义的立场上。疆域广大,统治牢固,那是帝王之事,好像轮不到后世一个小小的读书人来高兴。倘若你生在秦始皇时代,拿一本官家禁止的书就要杀头;两个人在路上相遇只能以眼色会意(道路以目),开口就会招来杀头之祸;把读书人挖个坑活埋(你这种人当然也在坑里);或者你的老子和邻居犯了法,你和你的亲人连同幼小的孩子都被大刀砍头,铁矛贯胸……怕是你就唱不出赞歌来了!或曰,秦始皇毕竟搞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事……前面说过,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也是渐进的,若说没有秦始皇,我们至今仍会活在人类造巴别塔的时代,怕是你也不会赞同这个说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生活的时代都比秦始皇要早,他们的著作照样被各诸侯国的人所阅读;孔子坐着牛车到处跑,没听说因车轨不同不能通行的事情。一个国,疆域再辽阔广大,种族再群聚繁衍,如果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不许思想,不许说与官家不同的话,法如猬毛,动辄得咎,随时会被关到牢里或送到刑场上去,这个国只该被诅咒,而不该被歌颂。

  

   严复说,自秦始皇开始,中国历代君主都是“强梗欺夺”之人,因为他们把国当成自己的“私产”,待民如奴虏,千年的学术政教,都以愚民为能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造成中国民智蒙昧,民德窳劣,民力困穷。这样的奴虏之国,何以能和西方秉持平等自由的列强之国相抗衡呢?中国历来奉行周公孔孟之教,“则周孔之教,固有未尽善焉者,此固断断不可辞也,何则?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惑,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则糜烂废瘘不相保持。其究也,且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则其道奚贵焉?儒术之不行,固自秦以来,愚民之治负之也。”(严复《原强》)中国奉行儒术三千年来,造成了互相攻击,互相欺诈的国民,外患一来,糜烂而不堪一击,甚至有亡国灭种之虞,请问,三千年尊崇的儒术到底宝贵在哪里呢?民智如此蒙昧,民德如此败坏,民力如此困穷,难道不是自秦以来,愚民之政教造成的吗?严复指出中国历来的礼教文化乃是驯化奴隶的手段,他说,把人分成等级,“以隶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而吾国的礼教文化,“必使林总之众,劳筋力,出赋税,俯首听命于一二人之绳轭,而后是一二人者,乃得恣其无等之欲,以刻剥天下,屈至多之数以从其至少,是则旧者所谓礼,所谓秩序与纪纲也,则吾侪小人又安用此礼经为!”(严复《主客平议》)严复在介绍西方自由平等的政治伦理时说这番话的“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所谓自由,是每个人能“各尽其天赋之能事”发挥自己聪明的天性,自己去创造生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但统治者把人分成等级,多数人被少数窃夺权力者所奴役,不但要拼死拼活出力供养他们,还要如奴隶一样被捆缚着俯首听命,任凭那少数人为所欲为,敲剥天下,这就是中国的礼教和纪纲。我们老百姓为何要用这种所谓的礼教来束缚自己呢?

  

严复多次指出,中国人尊崇儒术,信奉孔教,但三千年来,中国信奉的孔子早已不是原来的真孔子了。孔教多变,“西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皆不出前数家。故古今以来,虽支派不同,异若黑白,而家家自以为得孔子之真也。”(严复《保教余义》)儒术支派众多,流变如此,各家理论,如黑白之异,但大家尊崇孔教是一致的。严复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孔教儒术无补于救亡。很多儒家信徒把孔教视如性命,认为关乎国家兴亡,但香港、旅顺、威海、胶州、等地割让给外国居住和经商,铁路、矿产、关税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利权被外人把持,国人对此不过作为饭后谈资,以遣雅兴。可是,听说一伙兵丁进入山东孔庙,有亵渎狼籍之行,立刻汹汹不可终日,不但读书的士人愤愤然,就连商贾行旅之人也嚣然怒目,如挖了自家祖坟一般。是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国家是有主义的,但国家之尊严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失地、赔款、战败、求和,种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国人认为那是“肉食者谋之”,大不了改朝换代,亡国而已,国又不是自己的,与己何干!而关涉到信仰和文化,则是亡天下的大事,匹夫有责。中国三千年尊崇孔教和儒术,上下大讲礼教,但由于视民如奴虏,“君主臣民之势散,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原强》)“欧人视之,相与骇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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