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平:网络诽谤案件中“通知—移除”规则的合宪性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15: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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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平  
虽然河池论坛的管理员注意到了该帖子,但并没有立刻将其删除或屏蔽。直到帖子发布两个多月之后,论坛管理员才将该帖子删除。法院认为,在网民将涉嫌诽谤的帖子发布到被告主办的网站之后,“被告在知道侵权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屏蔽、断开链接或者删贴等措施”,致使原告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所以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以此为由,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20000元。

  

   (三)平台提供者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

  

   从样本中的案例来看,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第三方的言论承担诽谤责任的情形,也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情况是,法院认定网络用户发布在平台上的内容并不构成侵权,故平台提供者也无需要连带责任。例如,在孙海婷诉陶菲、合肥肥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中,有网络用户在天涯论坛等网站上发布《合肥蜀山区卫生局局长遭妻子实名举报》的帖子,帖子的内容包括该局长妻子的一封实名举报信及若干图片:实名信声称该局长有收受贿赂、包养情妇,实施家庭暴力等违法乱纪行为;而图片则主要是被举报人与其“情妇”的一些照片。被指称为“情妇”的孙海婷以天涯公司等为被告提起诉讼。天涯公司在接到法院传票后便删除相关帖子。法院认为,网上发布的文章系对局长妻子举报信的刊登,孙海婷“未举证证实该举报信的内容存在恶意陷害的情形,亦未证明该举报信经过网站的编辑、修改,网站已对事实进行认定或是具有侮辱诽谤性的评论”,故孙海婷主张天涯公司的行为侵犯其名誉权亦不能成立。[15]

  

   第二种情况是,被侵权人没有发出有效通知,且平台提供者在收到起诉书之后及时移除了涉嫌诽谤的内容。例如,在鲁俊强诉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以下简称“鲁俊强案”)中,有网络用户在天涯公司经营的网站上发布了一封实名检举信,反映鲁俊强利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机贿赂村民给其投票,指使其侄子殴打他人,以及非法建房等问题。鲁俊强以天涯公司和实名检举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天涯公司在收到有关诉讼材料后即于当日将涉案贴子删除。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并未通知天涯公司采取必要措施,且天涯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及时删除了侵权信息,已尽到了平台提供者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天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16]

  

   第三种情况是,平台提供者在收到通知之后,及时移除了涉嫌诽谤的内容。例如,在王甫刚诉南京西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案(以下简称“王甫刚案”)中,网名为“沙滩脚印”的用户在西祠公司经营的西祠胡同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帖子,声称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某基层干部王甫刚有“霸占集体土地”“贪污集体公款”等违法乱纪行为。王甫刚认为以上帖子对其名誉造成损害,遂向西祠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删帖。西祠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及时删除了上述帖子。但不久之后,“沙滩脚印”再次在西祠胡同上发布类似的帖子。王甫刚遂以西祠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认为被告在知道上述帖子内容侵权的事实后,应该采取封号、屏蔽等措施防止损害扩大。西祠公司在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立即删除了“沙滩脚印”后来所发的帖子。法院认为,西祠公司在收到通知后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故无需对王甫刚承担赔偿责任。[17]

  

   三、“通知-移除”规则对公民言论自由和监督权的限制

  

   在前一部分的样本所涵盖的绝大多数案件中,被侵权人都成功地利用“通知-移除”规则而使平台提供者移除了涉嫌诽谤的帖子;在有些案件中,被侵权人甚至从平台提供者那里获得了金钱赔偿。虽然这些案件中被侵权人的名誉权可能得到了有效保护,但网络用户的言论自由和公众的监督权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本部分将论证:在适用于网络诽谤案件时,我国现行的“通知-移除”规则确实对公民的言论自由造成了限制;从逻辑层面来看,此种限制的发生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本部分将分析我国现行的“通知-移除”规则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造成的限制,此种限制的成因,以及与之相关的宪法问题。关于这些限制是不是符合宪法的具体讨论,则会在本文第四部分展开。

  

   (一)该项规则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

  

   在我国,言论自由和监督权是受到宪法明确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具体而言: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本文概称为 “言论自由”);同时,宪法第41条第一款则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享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理论上一般把这些权利统称为“监督权”)。宪法中这两个条文的存在意味着:原则上,公民可以自由地通过口头或书面语言向他人传递特定信息和观念,如果公权力机关要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就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特别是,如果公民是以发表言论的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的话,则公权力对于此种言论的限制,就需要更为充分的理由。[18]

  

   当公民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表达观点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在发表言论,因而可以说是处在了宪法第35条的规范领域内。事实上,互联网为公民发表言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传播具有“去中心化”、交互性、多样性、匿名性、快捷性等特点,而这些特点则“决定了网络在所有的传媒中最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19]在网络时代,人们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消极接受信息的“受众”,而成了具有主体地位的“公众”。[20] 说得更具体一点:只需要借助一台电脑户或一部手机,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布自己的言论(具体的形式可能包括文字、声音、图像和影片等),而这些言论则可能在同一时间传播给成千上万的网络用户。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能够如此方便地传递信息,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背景下,说“通知-移除”规则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应该也就不难理解了:当平台提供者将网络用户发布在网站上的特定内容移除之后,实际上也就限制了该网络用户自由地利用该平台发表言论的能力。也许有人会认为,即使网络用户发布在某个网络平台(例如新浪微博)上的帖子被删除甚至屏蔽了,他们依然可以“自由地”在其他平台(比如天涯社区网站)上发表内容相同的帖子,所以他们言论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21] 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须要知道,言论自由保护的不仅是言论的内容,而且包括通过特定渠道和形式发布信息的自由。当一个公民不能在新浪微博这一平台上自由地发表言论的时候,他的言论自由就受到了限制,无论他能否通过其他渠道发表言论。尽管这种限制的程度可能不是很严重,也不一定违反宪法,但不应该否认这是一种限制。[22]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移除”规则对用户言论自由的限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本文样本所涵盖的45个案件中,平台提供者在绝大多数(41个)案件中都在收到通知或起诉状后移除了相关内容。可以想见,在现实中,大部分情况下平台提供者都会在收到“通知”后及时移除相关内容以便“息事宁人”,而投诉人也不会继续起诉。这样,就不会形成在法院争讼的案件(所以也不会进入本文样本研究的范围),但网络用户的言论自由却实实在在是受到了限制。

  

   此外,还有必要指出,如果公民在网上发布的是批评官员的意见,那么受到“通知-移除”规则限制的,就不仅仅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且包括公民对于官员的监督权。在本文第二部分所介绍的六个案例中,公民都是在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发布信息,揭露了某些地方官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的行为。在有些案件中,公民甚至是以实名举报的方式发布相关言论的。这可以说是网络时代民众监督政府官员的一种典型形式——他们希望通过网络这一新兴媒体散布消息,让公众知道关于官员腐败的事实,并引起党政部门的注意。然而,在所有这些案件中,仅仅因为“被侵权人”的一纸通知或一纸诉状,相关内容就被移除了。这不能不说是对于公民言论自由和监督权的一种严重限制。

  

   (二)限制的成因分析

  

   为什么“通知-移除”规则适用于网络诽谤案件时会产生限制言论自由的效果?对于这一问题,从逻辑上来看其实不难理解。在收到被侵权人要求移除相关内容的“通知”之后,平台提供者实际上面临两个基本的选择:要么及时移除相关帖子,从而避免承担责任,而且也可以避免被卷入诉讼的风险;要么拒绝移除,而这也就意味可能成为被告甚至为网络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平台提供者,当然倾向于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而删除或屏蔽相关帖子。[23]虽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重要的宪法权利,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台提供者们通常不大可能为了保护网民的基本权利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24]

  

   虽然平台提供者的移除义务有一定的前提,比如“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但在网络诽谤案件中,这一前提根本不足以保护相关内容不被轻易移除。这是因为,在现实中,要判断网上的某些言论是否构成诽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5]“相较于那些较为明显侵权的信息,有些涉嫌侵权的行为,仅凭网络服务提供者有限的专业能力,确实难以作出十分准确的判断”。[26]例如,前述于长水案中,有人发帖称于长水是当地“最腐败、最不作为、最没教养的地方官”,是否构成诽谤?黄宇翔案中,有人称黄宇翔“利用职务便利,贪污腐败”,并且“生活荒淫无度,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是否构成诽谤?从涉事官员的角度来说,这些言论当然损害了其名誉,属于“诽谤”,所以他们也会向平台提供者发出通知。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网上言论是否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而且需要考虑相关内容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当事人作为地方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以及民众对政府官员提出批评和质疑的权利等许多因素。

  

   对于这些问题的判断,即使对于专业法官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更不要说是并未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网络平台管理人员了。例如,在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如果网络帖子中出现“包养情妇”这样的“敏感内容”,平台提供者就“应当知道该贴子内容存在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27]可是,在前文提到的孙海婷案中,尽管帖子中也包含“情妇”之类的语言,甚至还公布了当事人的照片和身份证号码等内容,但法院还是认为这并不构成诽谤,平台提供者也不需要为之承担责任。[28]把这样一种连法院都难以判断的事项交由平台提供者来判断,很自然的结果便是: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平台提供者可能只要收到通知就采取移除措施,甚至会采取事前审查的方式屏蔽“情妇”之类的“敏感内容”。

  

在本文第二部分的样本中,平台提供者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都是在法院尚未确定网络用户发布的言论是否构成诽谤之前便移除了相关内容,恰恰也证明了这一点。就个案而言,即使相关内容根本不构成诽谤,有些平台提供者也会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而将其移除。例如,在黄岛区某某珠江路店诉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中,有网络用户在美团网上对原告(一家饭店)的情况做了评价,声称该店提供的脊骨汤“味道跟正宗的没法比,而且肉用了化工用品嫩肉粉,用的脊骨也不是正品”,并呼吁“食品部门应该来查查”。原告给被告发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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