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在美国遇到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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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我是1991年6月到的美国,工作到2014年1月退休,在美国三个国家实验室(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研究所)工作过。悌忠老说我运气绝佳,遇到的都是好老板。

   我是在欧洲核能研究中心短期聘用时拿到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SSC)的工程师聘书的,从瑞士直接转到美国德克萨斯州,没遇到那个年代很多留学美国的中国人申请签证的不易和毕业后寻找工作的艰难。到SSC上班后才知道,我所在的增强器工程部的性质有点像中国的工程办,我所在的低能环组是负责协调低能环装置设计和制造关系,并掌握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的,位置实际上比纯做设计的工程师要高。刚进SSC我是二级工程师,到任不久,组长李察德派我一个人到加州的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去解决低能环四极磁铁样机制造中出现的问题,又让我到苏联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出差,去看那里为我们生产的磁铁样机,解决技术问题和讨论生产计划。每次行前并不嘱咐什么,只在我提的出差计划和预算上签字、照单同意,回来后交份出差报告完事。对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多年,被领导事无巨细管控惯了的我来说,这种方式新鲜,但是说实话,感觉特好、特舒服。渐渐地、不知不觉中自己的主意越变越大,脑子好像也越来越好使。第二年普调工资,李察德将我升为三级,工资按允许比例的上限调高,他拿着调级调薪的通知亲自送到我的办公格子间,说:“这是你应得的。”我有些始料不及。李察德平时不苟言笑,我在工作中也没遇到过什么自己解决不了,非得老板出面帮忙的事情,所以除了开会,跟他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往。能在我的办公间跟他面对面说话,忍不住将压在心底很久的疑问提了出来:“我履历表上的正式学历只有初中毕业,你当初怎么会决定聘用我这样一个人呢?”他眼睛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学可上的,能在那个年代自己读书的人,一定是金子。”我差点儿没当着他的面掉下眼泪。在高能所工厂我以工代干干了多少年工程师的活儿呵,人事科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就是不给转干。后来有了对文革中自学成才的人破格提拔的政策,所里成立了一个由老科学家、老工程师组成的评审班子,在全所范围挑了几名以工代干的典型,每人给了20分钟时间向评审班子报告自己的“业绩”。我那时已经有了一本译著,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磁铁和谐波导加工中也有贡献,在评审意见中排名第一,这才绕过人事科的卡子,得到了工程师职称。科长跟我说:“你这辈子也就到这儿了,再往上走(意思是当高级工程师),没可能。”我当然没想到我的美国老板会如此看重我自学的经历。后来我按第二优先申请绿卡,他写的推荐信上说:“像李南央这样懂得磁铁制造的工程师,全美国也没有几个,她是美国需要的特殊人才。”在李察德的手下,我学会了不夹着尾巴作人,有七分能力,要把自己说成有十分的能力,然后拼命地去学,把那需要十分能力的工作干好。

   又过了一年,美国国会讨论下个财政年度预算时,众议院投票终止SSC工程,幸亏老布什总统支持高能物理研究,在众议院通过“关张案”后,游说参议员,“关张案”在参议院未获通过,SSC才又拿到一年经费。李察德觉得SSC前景不妙,又恰遇密植根大学的实验室聘请室主任(相当于中国的研究所所长),他就应聘走了。增强器工程部从加拿大聘来了德国人乌利当了我们的新头儿。乌利跟李察德领导风格迥然不同,周末会在家里开派对,将全组人员连同家属邀去热闹。我女儿那时德语还没全忘,我也能凑合着说上两句,跟他的夫人和两个小儿子便成了朋友,除了谈工作,也常拉拉家常。乌利当组长一年不到,众参两院将超预算、拖工期的SSC一致投票停建,新总统克林顿对高能物理研究全无兴趣,不予挽救,乌利的组长工作变成安排好组员的遣散和已经完成设备的处置。美国能源部和德州政府联合组成了遣散工作组,下来听取SSC各方人员的意见。当时SSC有五千多名雇员,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外籍人,这些人中需要有一名代表参加遣散工作组召开的遣散方案讨论会。乌利觉得我的情况在外国人中最困难:绿卡正在申请之中,没有正式的高学历,孩子小,丈夫在读研究生,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向实验室的领导强烈推荐我作外国雇员的代表,头头们同意了。在参加方案讨论会前,全体外国雇员开会,乌利将我这个实验室指定的代表介绍给大家。没想到那些从法国、英国来的大男人们一下子炸了窝:

   这个女人是谁?我们不认识。

   代表不能由你们头头说了算,这不民主 ,我们要求重新选举!

   对!对!重选!重选!

   其实满屋子人看过去,没有多少人互相认识,怎么个选法才算民主?天晓得。

   我在一旁看着嚷嚷成一团的那些大男人,心说了:谁爱当谁当,我还不想代表你们这些男人呢。

   印度人瓦江挨我站着,因为中午休息一起打乒乓球,算是熟人,在全实验室比赛中我打败了他,我第二,他第三。看看一脸无辜的我,他出来打圆场:你们先别说不同意,让代表说说她如何代表我们,再决定是否重新选人行不行?

   大概众人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渐渐安静下来,等着我开口。

   其实向政府提出什么要求,我早有腹稿,看到大家同意让我说话了,便道出我的想法:咱们这么多外国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不同,境遇不同,肯定各有各的想法,提出一百条要求也不为过。但是如果真提那么多,等于没提,因为美国政府不会答应如此之多的条件。我想到三条,大家看看合不合适,多一条没有,少一条不行:

   1.很多家庭都在申请绿卡的过程中,失去工作,就没有了申请的理由。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很多家庭无法返回自己的国家,即使能回去也不一定能恢复原来的工作。我们到SSC来,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高能物理工程需要我们的特殊技能,现在不能因为美国政府决定不干了,就让我们统统哪儿来回哪儿。美国政府必须协助愿意继续申请绿卡的家庭拿到绿卡。

   2.很多家庭已经有孩子进入德州大学系统学习,如果父母迁往外州,这些孩子就会丧失本州学生的优惠学费。德州政府应该承认这些孩子的德州居民身份,直至他们毕业。

   3.愿意返回本国的家庭,美国政府必须支付所有搬迁及重新安家的费用。

   全场热烈鼓掌:一致通过谈判三条,一致通过我当代表。讨论会上,外国雇员提出的三项要求美国政府的遣散小组全部接受,后来也全部兑现了。

   美国国会给了SSC一年的期限彻底关张,一年之内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可以天天到实验室上班,其实就是写简历、发简历,上各种政府办的免费求职学习班,逛全国各地到实验室开办的招募人才市场。工资照拿。一年之后再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失业了。我开始有些恐慌,自己的“特殊才能”成了专业太窄的特短,又没有硬学历,再加在中国端了二十年铁饭碗,真不知新工作该如何找。总共发出了四百多封求职信(邮票由遣散组免费提供),只得到三份面试机会。第一个是住处不远的一家小工厂,面试完人家说我Over qualified(大材小用)。我这叫一个不理解:我不自认“材大”,愿意被贵公司“小用”,怎么不可以?对方说:It’s not fair to you(这对你不公平)。天!不给我工作到公平了!第二个机会是加州的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他们得到了SLAC国家实验室PEPII低能环的磁铁工程,需要一个磁铁生产工程师。面试我的是项目大老板麦克,他刚从苏联、南韩、中国考察回来,已经决定将磁铁交给中国科学院的高能所工厂生产。我是那里出来的人,搞的又是磁铁制造,正对路。再加上我曾经在伯克利出过差,一些人对我的实际能力也多少了解一些,我在欧洲核能中心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又是麦克的熟人,事先给麦克写了信大力推荐。面试谈完,麦克请我吃饭,并请他在SLAC工作的华裔女友作陪,席间明确告我:“决定聘你。但是因为伯克利是国家实验室,聘用程序繁琐,你需要回去耐心等上一段时间。”回到SSC,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设在底特律的工程设计中心的面试通知来了,他们寄来了机票,我就去了一趟。因为在汽车厂干过11年,在厂办“七二一”大学学的又是汽车设计和制造专业,面试时对汽车结构、设计图纸的问题都能回答上来,通用公司那时又正想在中国建厂,一天三个不同级别的面试下来,设计组正付组长请我吃饭,告诉我回去等聘用通知,两周内一定发到。两周过后,什么也没收到,伯克利那边也无消息,真是度日如年。一天邻居来访,送客人出门时突然发现放在大门前的脚垫下露出一角快递信封。因为每天上下班从车库出入,很少走大门,这封快递不知睡在那里多久,已被雨水淋得字迹模糊,勉强看出是通用汽车公司寄的。拆开一看,离回复同意应聘的期限只差几天了。赶紧给乌利打电话,告诉他收到通用公司的聘书,必须马上答复,等不了伯克利的消息了。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乌利在电话那头突然大声地嚷嚷起来:“你疯了,你是磁铁工程师,去什么汽车厂?你现在就给麦克打电话,告诉他再不来聘书,你就去别处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心想:这不是要挟麦克吗?他要说:“那你就去通用公司吧。”得多尴尬。听不到我的声音,乌利更急了:“我告诉你给麦克打电话,现在就打。”我只好说:“好!好!”挂了电话。第二天刚进办公间,乌利后脚就跟了进来:“你给麦克打电话了吗?”我说:“昨天太晚了,没好意思打扰麦克。”乌利说:“那你现在就打,我看着你打!”我才知道他是真急了,赶紧抓起话筒。拨通电话,我没敢全按乌利教的说,只告诉麦克:我收到通用公司的聘书,今天必须回复,我决定接受他们的聘用。没想到麦克在电话那头急了:“你千万不能去通用,一定不能去。请相信我,我今天就去人事部催,保证尽快将聘书寄给你。”

   1994年6月,到美国三年后,我重新落脚到加州的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是SSC为数不多的没有转业,仍然留在加速器这一行的幸运者。悌忠在德州的达拉斯大学获得MBA系统管理硕士学位后,也来到加州,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家总算在旧金山湾区定居下来。麦克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在伯克利实验室的大老板。

   在伯克利实验室的工作开始得颇不顺利。工作一上手就要到中国出差,孩子还小,悌忠在德州上学,我只好请一位朋友的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的女儿到我家暂住打工。从北京回来,家中冰箱空空如也,急忙开车带着女儿出去采购。那时附近还没有多少华人,买中国食品要到较远的奥克兰市。时差还没倒,晕头晕脑,人生地不熟,往回家开时天又开始下雨,越开天越黑,越开越觉得走错了路。看看后面的车似乎很远,一狠心,在公路上180度掉头,没想到后面的卡车司机酒后驾车,车速极快,没等我顺过车头,已经拦腰撞到我的车门。坐在另一侧的女儿没事儿,我被卡在车门和变速箱中间动弹不得,剧痛难忍。本来空无车迹的路上突然地就停下了很多车来相助。被急救车送到医院,肋骨撞断四根,盆骨三处骨裂,肺部被折断的肋骨戳了洞,胸腔积血。在医院躺了一周,用完了因刚被聘用积攒不多的几天假期和病假,再不上班就停发工资了。麦克到医院看我,跟我说,不上班就没有工资,他也没有办法,但是出院后,他可以让管计算机的人把计算机搬到我家,跟实验室连上线,在家里办公,算我出勤。我当然是感激不尽。好在这时候的主要工作是审查图纸,书写和翻译生产说明书。出院时,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回家,还免费借我一把轮椅,可在房间内自由移动,当晚办公室同事来家帮我安装好电脑,坐在轮椅里敲键盘,自觉比天天开车上班还方便。一天晚上十点过后,完成一份说明书,通过网线送到办公室的打印机打印,随即给麦克发了电邮告诉他明天早晨上班去拿。没想到麦克还没回家,他立即回了电邮:“已经拿到了说明书。怎么这么晚还在干活儿?不要有压力,工作慢慢做。”这让我觉得麦克真是个通人情的好老板。待我康复全日上班后,方知并不全是那么回事。

我们在北京的磁铁制造遇到了麻烦。因为磁铁数量太大,高能所工厂将二极磁铁外包给北京重型电机厂加工。工期两年半,快一年了,他们连样机还没完成。麦克急了,我刚恢复上班不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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