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0 次 更新时间:2018-02-13 13: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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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引言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中等学校执行的教育方针可以用它的一句口号来概括:“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口号是适用于一切中学生的,无论其出身如何。一九六三年,那是我中学生活的第一年,我不记得有哪一位学校领导或教师,强调过学生的家庭出身。至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情况才开始变化了。

  

   我选择了“worker”作为劳动者的英文译文。实际上,“worker”是不足以精确、完整地表达“劳动者”这一中文原辞的全部含义的。如果从字面直译的话,劳动者的意思是:从事工作的人(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英文单词,能够 区别出“工作” 和“劳动”在中国共产党辞典里那种本质性的不同。其实“劳动者”是一个非常含混的字眼。什么样的工作,党才视其为“劳动”呢,这似乎是正确理解党的这一口号的关键。记得我们班曾开过一个主题班会:“劳动者的定义是什么”。同学们无法对这一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都一致同意:家庭妇女,个体劳动者和在私有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不能算是劳动者。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简单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论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青的学生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清楚的:只有那些直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才能被称为“劳动者。”可是,什么样的工作属于社会主义建设,什么又不属于社会主义建设,却无人能做出权威性的回答。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六十年代初期,小学生升入中学之前是要进行升学考试的。这一考试在北京是同日、同题目进行的。所有参加出题的教师集中居住,考试开卷前严禁与外界接触,以防“漏题”。考试前一个月,毕业班的学生要添写“升学志愿表”,在该表中要添写三个志愿学校,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志愿,每个学生还要在第四栏中写明:服从分配。就是说,如果你的考分哪个志愿学校也够不上的话,你必须接受市教育局对你的分配。一般来说,这种分配学校的教育质量都不怎么样。添志愿是一门学问,老师通常会根据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提出建议,应该把哪些学校添入第一、二、三志愿。但是有些学生也会冒险报自己水平难及的学校,万一考好了呢?这一程序,似乎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学校录取学生唯一的标准就是分数,硬碰硬,谁也别作非分之想。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是否被某个好学校录取,有时只在0.25分之差(百分制)。那时公开的说法是,高干子弟不能走“后门”。这多一半是可信的,我妈妈就曾碰过钉子。我在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但是粗心大意似乎是克服不了的毛病,这对考试无疑是致命的。我妈去见了当时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她们在延安时是老战友。我妈妈把我的平常成绩单及几篇被学校选为“范文” 的作文拿给她看,以期证明我是个好学生,万一考试失手,盼有所照顾。我妈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校长的断然拒绝。回家后,她提起此事,也觉自己理屈,嘱我凭本事吧。我却偏不争气,语文虽得了100分,数学只拿了个90分,把我直抛到了第三志愿:第十女子中学。女十中在北京几所女校中排行第七,我简直丧气至极。那时的女十中名声很糟,人称“流氓”学校。原因是其校址在新街口大街上,每到放学时间,总有许多男孩子等在校门口。不过我运气还算不错,就在我入学的前一年,女十中取得了极高的大学升学率,作为奖励,北京市教育局为学校盖了一所新教学大楼。学校因此迁到位于一个僻静胡同的新址内,我正好赶上了新校址,并且也赶上新的新生录取分数线,学生的质量大大提高,“流氓”学校的名声算是摆脱了,不再有男生在校门口等女生的事发生。那个时候,要是哪个女生敢在中学时交男朋友,在学校里是难以容身的。

  

   就在我入学后不久,我发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完全的真实。开学一星期后,两名同学从分配学校转到了我们班上。班上的同学们很快就知道了她们的身世——将军的女儿。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班上没有人看得起她们。六十年代初,走“后门”是很耻辱的事情。其中一位同学渐渐地被班级所接纳,因为她学习成绩其实不错,后来还被选为语文课代表。另一位就差多了,似乎从未有人真正与她成为朋友。进入初中二年级后,班上一位元帅的女儿离开了我们,转入师大女附中。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学生,二十年后,我读到了一篇写她父亲的文章,知道她成了一名军医,很受同事们的尊敬。但是在她转学的时候,整个儿班级确确实实为这种特权震惊了。师大女附中是女子中学中排行第一的,它的校长也曾大义凌然地拒绝过我妈妈的错误要求,可现在是怎么的了?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对军队干部的子女们是不适用的。我有些被欺骗的感觉,我得承认,葡萄对我是酸的。

  

   对干部子女的特殊待遇

  

   在我进入女十中时,初中一年级共有八个班,每班大约有四十至五十名学生。校领导把入学新生中的所有干部子弟集中到了初一(二)班,我也在其列。但是干部子女的人数其实并不足以凑成一个完整的班级,因此班上还有不少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不过同学和老师还是把我们班叫做干部子弟集中班。在初一八个班级中,只有两个班学英语,其他六个班的外语课都是学俄语。那时由于中苏两国关系已恶化,同学们对俄语都没有什么兴趣,认为英语比俄语好。而我在的班是学英语的。每个班级都设有班主任,管理学生的品行思想及与家长的联系。校领导指定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做我们班的班主任。这两项是我所能记忆起的对干部子弟班的特殊待遇。总地来说,班内同学交朋友都是以性格、爱好为主,没有什么人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我们班与其他班的关系也不错。不过校领导给予我们班的并不太多的特殊关照,在其他班级还是激起了愤慨和嫉妒。这一点,我们班的同学开始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次在校春季运动会上,我们输掉了拔河比赛,其他班级的反应令我们瞠目结舌,诧异万分。那些同学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初一(二)班输了!”“真是太活该了!”“她们一天到晚吃大米白面,让我们吃粗粮的打败了!”“太解气了!”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不禁怒不可遏,觉得这么说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班那时确实事事争先,不论是歌咏比赛还是舞蹈比赛,不论是篮球联赛还是军体竞技,我们总是名列前茅。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跟吃的什么饭根本就没有关系!不过这件事说明了那时学校的气氛,学生们可以自由、充分地表达对特权的不满,干部子女们则没有一个人敢以家庭出身炫耀于人的。我记得那时我最怕有人知道我妈妈是高干,而对我另眼相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完全翻了个个儿。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平常十分腼腆内向的女孩子,在八月红卫兵的集会上大喊大叫:“有那么些人恨我们‘走后门’,恨我们‘自来红’,今天我们要正告你们:我们就是‘自来红’,我们就是有特权‘走后门’!你们他妈的狗崽子就是‘自来白’、‘自来黄’、‘自来黑’!……”她的嘴就像一挺机关枪,吐、吐地不停连射,大有要把一切胆敢反对她观点的人就地枪决的架势。我震惊无比,不知她是如何发了疯,把我们过去如此不耻的事情,这样堂而皇之地宣布成革命的真理的。难道她的姑父吴德成了北京市新市委的副市长,就令她如此昏了头,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心里也觉得有几分滑稽,那时北京有一种很大众化的点心名叫“自来红”,圆圆的,红糖夹核桃芯,皮上有个红圆圈。比什么不好,干嘛把自己比成点心?当然只是在心里偷偷发笑,脸上是不敢作出来的。环视周围的同学,不是一脸的惊愕,一脸的恐惧,就是一脸赤红的昂奋,似乎没人觉得这种比喻有什么不妥。

  

   试图限制特权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城市居民开始使用粮票。每月的订量中,只有很少的一点儿米,白面约占50%,其余为粗粮。只有在国庆、春节这样较大的节日来临时,才会以家庭为单位分到一些好大米,富强粉。不过,似乎也只有北京的居民有这个福份,供应的数量是很少的,一般只够几口之家吃上一至二顿。如果再加上蔬菜,水果,肉蛋的严重供应不足,那些一般家庭的孩子对能吃上足够的大米、白面的干部子女的嫉妒甚至憎恶便是很可以理解的了。但是对于非军人的干部子弟们,其实这种愤怒并不公平。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的粮食是完全按订量供应的,从不因父母的地位而得到过什么特供的大米、白面。我哥哥在“困难时期”,两次因饥饿晕倒在学校,被送到校医室。一杯白糖水就是最好的药。在那些年里,我们家得到的仅有的特殊供应是:每月两斤黄豆,两包香烟。因为我妈妈是十一级干部,算高干。当然,当人民在挨饿的时候,对任何一点食品上小小特供的仇恨都是应有的权力。对于军队的高干子弟,大米、白面的生活却是事实。

  

   上中学后,学校一般都离学生家较远,大多数同学都中午带饭到学校。我的书本总是因此而沾满了菜汁,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塑料袋。学校的锅炉房里有一个大蒸箱,每天早晨,各班的生活委员用一个大线网兜把同学们的饭收集到一起,送入蒸箱。锅炉房的工友到时会打开蒸气,替我们把饭热好。那三位元帅和将军的女儿所带中饭的质地总是十分的好。我还记得她们带的小巧的富强粉花卷,跟饭馆里卖的一样。菜的花样也多,是那种专门厨师炒的很讲究的菜。我从来没有见她们吃过窝窝头之类的粗粮,她们显然是不受粮食配给的限制的。另一件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在打开饭盒之前,她们从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她们边打饭盒边搓着手说:“今天吃什么呀?”接着扑鼻的香气弥散在整个教室。这种时候,我总是拼命控制住自己死死叮着自己的饭盒。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替她们害羞的感觉。为她们那特殊的食品感到不好意思,为她们毫不为这种特殊感到尴尬而不好意思。当然,如果我自己禁不住香气的诱惑而转过头去看她们的饭盒,我更会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军队派给她们父亲的专职厨师为她们准备好了一切,甚至替她们装好饭盒,放进书包,她们当然不知道每天都带了些什么了。有一个关于那位元帅女儿的真实笑话。有一天,我们的班主任病了,好多同学去她家看她,这位老师出身于工人家庭,家境不很富裕。元帅的女儿在厨房里看到挂面,惊奇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呀!样子怎么这么怪?”后来又看见了煤球,又叫了起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黑呀?”女孩儿们这一下可忍不住了,捧腹大笑,有的笑出了眼泪,她们简直无法相信这位学习很好的同学怎么会如此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无知的令人难以置信。后来班主任找她谈了话,推心置腹地教导她:如果她想成长为一名党所需要的,她父亲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她就应该学会用自己的双手生活,否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每一个青年,不管其家庭出身如何,都应该按照党的教导进行自我改造。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通过这种自我改造会成长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反之,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如果不重视自我改革,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接班人,变质、变色。没有人是锁在保险箱里的,没有人是生来就红的。老师对她所说的这番话,六十年代初在中学里是自然而公认的真理。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乾坤彻底颠倒了。特权这一恶魔自此跳出了瓶子,至今也无人能把它再装回去。

  

我们能觉出来,元帅的女儿是认真听进了班主任的话,因为很快,她父亲的秘书就拜访了校领导,校领导在这之后做了特殊安排:允许她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说这是一项特殊安排,是因为一般中学的食堂只为教师服务,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办学生大食堂,每班只有一、两个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可在学校食堂入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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