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汉:论汉语方言的行政法保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8-01-30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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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汉  
设置“濒危方言保护示范区”,提供方言语言服务,等等,则构成对方言的积极保护。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禁止过度:放松对方言的行政管制

   我国《宪法》的“推广普通话条款”不应被误读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唯一目标,其限度在于不能以牺牲个人语言权利为代价。对于汉语方言的保护,首当其冲要厘清公权力干预的边界。

   第一,在行政管制的范围上,应确立限制方言使用的情形限于公共服务领域,不得限制在私领域使用方言的自由。有专门语言立法的国家大多把对语言问题的管制设限于公共领域,比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第2条规定:“本法调整的对象是在国有和非国有组织及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中,因使用语言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本法不规定私人交往和宗教团体中的语言使用。”实际上,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重申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为方言使用保留了一定的空间。[11]

   第二,在行政管制强度上,“推广”普通话不具有强制性与命令性,而是一种指导性、鼓励性的规定。[12]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对方言的限制使用,立法者享有较大的内容形成空间,执法者也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其对“推广”二字只宜做鼓励性手段意义上的理解。因此,应遵循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尽量选择柔性手段,对方言的支配与设限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防止构成过度干预。

   (二)拯救濒危方言:扩容行政给付

   当语言问题延伸到特定语言的存续以及语言族群间的实质平等时,弱势语言群体的主张就会涉及到国家对于特定语言的优惠待遇或积极权利的保障。例如汉语方言教育资源的分配、广播电视领域的保障、濒危方言的拯救等等。换言之,国家对于弱势语言保护负有给付与促进义务。此种义务可以被视为德国行政法学家福尔斯托霍夫提出的“生存照顾义务”,即国家应当提供金钱、物质或者服务,以提高或者改善人民的物质或者精神生活的品质。[13]就汉语方言而言,要求政府承担积极的给付义务主要意味着设置濒危方言保护区、提供方言公共服务和财政支持等。

   方言保护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濒危方言保护。作为文化的载体,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方言的消亡会给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遗产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14]当前濒危方言的保护主要是由学者们及相关部门、机构通过建立语音资料库或档案的方式予以保存。然而,缺少国家主导的方言抢救工作常让语言工作者和志愿者感觉力不从心。毕竟,对方言的抢救既需要前往各地实地调研,又涉及到各类技术设备,需要专业知识,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是一项规模宏大的语言工程。对此,国家应当通过各级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或相关语言文字行政机关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进行监测、维护工作,如果发现方言濒危则立即启动抢救机制。

   (三)柔性保护:行政指导的引入

   在相应的法律不存在或不完备的情况下,行政指导能够根据情势变化采取灵活性的手段,借助行政相对人任意的合作而迅速达成行政目的。[15]方言保护正是相关法律规范体系极度匮乏的领域,亟需引入行政指导机制,由各级语言委员会牵头,联合文化、工商、旅游、交通、民航、新闻出版广电等行业主管部门,以“劝告”、“建议”和“协商”等柔性方式实施方言抢救、保持和复兴计划。在运用行政指导方面,上海市语言委员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科学保护上海地方语言文化资源,《2017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倡导:

   (1)研究制定上海地方语言文化体验展示馆建设方案;

   (2)指导高校和区积极开展上海地方语言文化进校园活动。类似的协调和指导措施,有助于某种方言处于活力状态。

   (四)借水行舟:文化法的协同保护

   我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非通用语言立法尚付阙如,在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的既定条件约束下,可以充分借力与方言相关联且已经或正在建立的其他领域的文化法,从更为广阔的整体性视野来构筑方言的行政法保护机制。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中,均有关于“语言”的规定。《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均涉及方言;《非遗法》的规定也包含了“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16]在我国,许多民间故事、各种地方剧(如秦腔、越剧、黄梅戏等)、地方音乐(如山歌、粤语歌曲)、地方曲艺(如上海独角戏)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对方言的保护可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内容,将汉语方言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管理和专门保护。

   首先,利用《非遗法》的行政调查制度掌握方言的濒危情况。《非遗法》第1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并负责相关的保护、保存工作。”为此,可以由文化主管部门在各自行政区域内对方言所承载的文化遗产进行行政调查。[17]如此,可以对作为该文化遗产载体的方言的生存状况进行摸底和评估。其次,可以充分利用《非遗法》的行政确认、检查监督制度。《非遗法》第三章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确认制度。因而,可以就以方言为载体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项目,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要求确认为非遗项目;对已经列入非遗名录的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遗产,如发现存在忽视或保护不足的情况,可以启动检查监督程序,落实对方言的保护工作并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行政责任。最后,《非遗法》规定了非遗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了政府应采取措施予以保障,而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是需要以语言的教育习得为前提的。因此,应该通过方言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平台进行方言教育和学习。

   2.馆藏组织法律制度。对方言进行保护的两个基本形式是:对方言进行记录、整理、存档以及展开方言教育。前者是防止方言灭失的基本措施,后者则是方言活态保护的治本之道。利用馆藏类机构保护方言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两个基本要求。馆藏类机构的重要功能是收集、保存藏品,对藏品进行研究与展览,并通过展示展览等沟通方式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这类馆藏组织均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职能,是重要的社会行政主体。因此,方言保护可借助馆藏组织的自身功能和社会责任[18]来开展。以博物馆为例,方言本身是人类文化与资源,可作为一种藏品被博物馆收藏、保存。

   在方言教育方面,博物馆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自196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加入博物馆的定义和目的之后,博物馆的教育和宣传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调整到博物馆业务的首位,博物馆被越来越多地赋予教育使命,甚至被视为公众的终身教育平台。[19]据此,通过博物馆将其收藏、保存的“方言”对观众开展教育和宣传,完全符合博物馆自身功能定位和《博物馆条例》的规定。除博物馆外,档案馆、图书馆均能发挥大致相同的作用,在《档案法》的修订和《公共图书馆法》的起草制定过程中,皆可列入对方言的记录、保存、存档以及教育等静态与动态保护方式。

   3.文化产业促进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在这些文化产业促进政策中,都特别强调传统文化、特色文化、本土与地域文化,强调文化发展的因地制宜与文化传承。方言作为文化载体,正是传统文化、特色文化及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国家推动文化产业的保障鼓励措施,如将加大财税金融扶持、强化人才支撑、建立重点项目库、优化发展环境、建立完善交流合作机制等,[20]均可适用于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产业。根据目前文化产业促进政策及方言保护的实践,对方言文化产业的开发可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演艺娱乐业。对以方言为载体的演艺娱乐产业的开发,不仅能增强作品趣味性,发挥地域文化特色与传统文化底蕴,还能提高方言使用率,扩大其影响力,增强使用者对方言的认同,消除方言歧视。二是方言的产学研协同开发利用。我国当前的文化政策明确支持产学研合作的创意设计和产品研发。故而,除了现有的方言学术研究外,可以协同旅游、演艺等娱乐行业一道开展方言的商业化运用。目前,《文化产业促进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草拟中,该法将明确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义务,以确保民众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好风凭借力”,方言保护应被写入这部文化基本法中。

   (五)合作治理:公众参与和公私协力

   在家庭等私人领域的使用是方言保持活力的关键。政府对方言的支持是方言存续的前提,但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弥补自下而上支持的缺乏,确保语言在家庭中代际的传递更为重要。[21]因此,在合作治理行政法新理念的引领下,可以考虑吸纳市场主体、公益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从而凝心聚力,形成多元共治、协力保护的合作行政机制。一方面,应该确保特定方言社区的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地方语言政策和语言立法过程,通过民主途径形成社会共识,将方言保护聚焦在程序性的平等上。另一方面,在国家语言治理视域下,可采取公私合作的“契约式”方言保护进路,[22]通过非正式协议、规范、市场机制、第三方监督、专家代理甚至正式的契约,就方言的记录保存、补贴资助、商业化使用等形成合作机制,从而增加各级政府、各地方言学者、各种方言母语者的责任心。

  

四、结语


   汉语方言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传统的“载体”。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方言都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语言“问题”,而应被视为一种语言“资源”和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财富。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探讨推广普通话与方言保护的关系,寻求在语言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平等的价值理念下,创造出一种和谐合理的行政法保护机制,从而营造出一个众多方言共生共荣、互补互利的语言生活格局。

   【注释】 [1]刘爱英、王培英:《论语言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2]这些方言事件,大多涉及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语言冲突问题。就其倾向性而言,又明显区分为“禁方言”和“挺方言”两类。前者如“禁播方言译制片”、“校内讲方言被罚”、“主持人方言限令”等;后者如“捍卫粤语”、“方言学校”、“方言进课堂”等。参见翁金箱:《当前中国语言权立法状况之分析—以近年来的语言事件为契机》,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3]参见[法]海然热:《反对单一语言—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陈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9页。

   [4]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会议,确定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7年,国家确立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普通话的工作方针,成立了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82年,“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正式写入《宪法》。200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5]2004年10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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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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