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种国家形态

——(“资本主义如何在欧洲产生”系列之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2 次 更新时间:2003-10-30 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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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群 (进入专栏)  

  巡回法庭审判的决定成为先例,这些先例逐渐取代了各地的习惯,成为后来英国的习惯法。

  国王们在几百年的这类实践中积累着经验,他们慢慢学会了,一旦取得了对某一较大地区的控制权,如何对属下的贵族骑士进行有效的控制,如何令自己的权威稳固。

  第二,到了15、16世纪,欧洲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生产生活上的交往交流合作的范围有了一定的扩大;交通状况改善了;货币的使用比以前普及得多。这些使得国王们在英、法这样的地域范围内,在物质技术上能够建立起统一的官僚体系、司法行政体系。

  如果仅仅是以上的所有原因,那么当时的各个欧洲专制国家和中国的历代王朝就十分相似,虽然在国土面积上比中国的小很多。但还有一个因素,造成了两者的差别——工商业者在社会上的势力不同。

  前面说过,各个工商业城市在中世纪中有着一定的程度不同的自主性,这一点在中世纪末专制主义国家中依然存在,虽然在程度上要比以前小;同时,各国国王要让自己及自己的国家变得繁荣富强,要在当时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也需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欧洲国王们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军事力量,但那时的军队已不是由贵族骑士们组成了,因为那样组成的军队力量不强。由于货币经济的普及,国王们最需要的是钱,钱越多,能请到的雇佣军就越多,而且装备就越精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是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黄仁宇介绍说:“哈灵顿指出权利出诸刀枪,军事力量又要经济力量支持,因为‘军队是一只猛兽,它有硕大无朋的肠胃,经常需要喂养。’”10

  而工商业是最能带来钱的行业,所以国王需要工商业。

  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们也支持国王建立起统一权威。如前所述,工商业的发展,要求着范围越来越大的统一的货币、法律、政府、行政司法机构,要求着国家来进行统一管理,所以那时的工商业者们是站在国王一边的。埃利亚斯说:“交换和货币流通连同其载体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在一定的地区之内,和政权独占的形态与发展有着持续不断的互动关系;两种发展系列总是相互绞合在一起,并呈螺旋式上升状态。政权独占的形态和发展趋向,受到社会分化、货币流通的进展和赚取货币与拥有货币阶层的形成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分工自身的扩大,较大地区交通道路和市场的保障,保护生产免遭暴力的侵扰,以及许多其他协调的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独占和中央机构的形成。换言之,社会联结中所有职能越是分化繁复,相互衔接的个人行动的环节越是长而繁复,中央机关愈是会凸显它的特殊品格:职能分工整体的最高协调机关的品格。”11

  这样,由于欧洲专制国家是由欧洲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的,所以,它既有压迫压榨的一面,也就是“坐寇”的一面;但也有促进工商业生产发展的一面,它因此得到了有着一定社会力量的城市工商业者们的支持,同时它也支持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而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城市工商业者从来就没有获得一定的社会独立性,所以也谈不上对皇帝的支持,同时中国皇帝们也不怎么需要从而不怎么支持工商业的发展。

  那时欧洲的工商业者们固然需要国王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秩序,但却反对国王对自己横征暴敛,反对国王凭借强力,凌驾于自己之上,对自己诸多限制、诸多干预。国王固然需要资产阶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为此需要商品经济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上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但又希望资产阶级对自己俯首帖耳、任自己拿走很大比例的财富。

  因此,在那时的欧洲专制主义国家中,城市资产阶级与国王代表的坐寇性的力量,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斗争。最终,由于进入商品经济的社会关系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关系中最有权势的那部分人——资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大,终于战胜了国王,然后他们就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改造国家机构: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政府机构,来保障商品经济关系的运转,保障资产阶级自己的财富不再受他人的侵犯;要让国家机构不再压迫压榨自己,从自己的财富中征税必须得到自己的同意,自己愿意纳税只是因为自己需要国家机器这种公共机构,就像需要牛奶公司供应牛奶一样;现在,国家就不再是“坐寇”了,而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机构,是社会化分工协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职能部门。

  国家的这一社会职能,在农业社会中是没有的,所以不论是在罗马帝国还是在中世纪欧洲农村,很多农民因为受不了国王贵族们的压迫压榨,就逃离原来的居住地,跑到那些国王贵族们的势力还控制不到的地方,开荒种地、盖屋养鸡,生活得不比原来在庄园中差。他们唯一怀念原来的国王贵族的日子,就是在他们又遭到了强盗或军队(比如蒙古人、马扎尔人、匈奴人等等)、或贵族国王的军队洗劫、而自己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对“世外桃源”的憧憬向往,决不仅仅为中国人独有,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寺院制度,参与者们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逃离战乱或沉重的压迫压榨,所以他们深入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汤普逊说:“在开垦荒地方面,寺院制度在中世纪比起任何别的力量有着更大的影响。僧侣们由于自动找寻离世绝俗的生活,乃深入森林的深处,而这些森林地逐渐被清除而变成为可耕种的田野。”12

  但工商业者们可不想逃离,没有哪个资本家愿意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地搞生产;相反,他们希望把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触角伸向更多的人群。所以,虽然他们不想要一个压迫压榨自己的国王,但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有国王——后来叫总统或首相,必须有国家机器来保持一个有利于商品生产运转的社会环境。

  

  三、国家发展的两大阶段及其对应的人际关系模式

  

  从国家的发展来看,包括着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典型的坐寇型国家,对应的是农业文明。也就是说,在那时的社会上,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占了主导地位。“王”最初是氏族部落的军事领袖,因为氏族部落在维持自身生存及扩张领土范围时需要有军事领袖,领导他们进行战争。因此,战争胜利就是“王”存在的前提,武力是他唯一的基础。当“王”或者“皇帝”已经稳定地控制住了某一地域的人群时,他就要维护这一地域中的社会秩序,就需要“统治”,于是,他就率领其军事武装组织,凌驾于社会其他成员之上,而强迫其他人对自己这个军事统治集团效忠。这时,国家存在的直接原因,就是该集团、该组织成功地实现了它占领并统治某块地域人民的欲望。在那个社会上,人们之间在生产生活上是没有什么广泛密切的关系的,我将这种“人们之间在生产生活上的广泛密切的关系”称作横向的社会关系,当时的社会,是严重缺乏这种横向关系的。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统治集团与广大被统治百姓之间的统治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作纵向(上下方向)的社会关系,因此刑法十分发达。这种关系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在于:它保护了自己的臣民不受他国武力进攻,同时也禁止了百姓之间不会再发生军事暴力冲突。总之,简单地说,在这一阶段的国家中,纵向的社会关系占据上风,社会上最有力量的集团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军事集团,国王或皇帝仅仅是这一集团的总代表。在欧洲,国家发展的这一阶段,从氏族部落解体出现国家,到15世纪,共历时两千多年的时间。

  第二个阶段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对应的是工商业文明。也就是说,在那时的社会上,分工合作的工商业生产占了主导地位,人们之间具有了稠密而广泛的生产生活上的分工合作关系,即,横向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上获得了普遍而深入的存在。虽然纵向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但现在,它是服务于横向的社会关系的。国家机器的功能,在于从外部维持人们之间稠密复杂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的横向关系,使这些关系在确定的规范中进行,因此民法、商业法、契约法、诉讼法、行政法、家庭法等都得到充分发展。而国家机器中的从业人员与国家公民们的关系,也不再是建立在强力基础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压榨与被压迫压榨的关系,而是分工协作的关系。正如比尔·盖茨之成为巨富是由于千千万万个消费者自愿买他的产品,这种国家的“国王”存在的前提,也是在于国民的普遍性的自愿同意。

  英国17世纪的思想家密尔顿在《为英国人民声辩》中写道:“君主是为人民而生存的,人民的地位是在君主之上。······为了保障大家的自由、和平和安宁,才指派一个人或多数人来管理其余的人。······国王和官吏的权力不过是派生的东西,是出于人民的信赖、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授予并委托他们的。”13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个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利的和谐社会,这些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人们之间已经确立结成的横向的社会关系模式。)然而,这些权利在自然状态下却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因为没有一个公共机构来调解社会冲突,社会就难免会发生动荡和纷争。因此,为保障社会的安宁,就必须组成政府,让政府来负责公共安全;但这是出于社会大众的自愿,所以百姓和政府间必须结成“契约”,也就是说,统治必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他说:“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构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什么权利作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14

  这时,国家存在的直接原因,在于国民们在生产生活上极为广泛深厚的分工合作的需要。总之,简单说,在这一阶段的国家中,横向的社会关系占据上风,社会上最有力量的集团就是全体国民,他们在无处不在的商品经济和民主原则的关系模式之下,紧密地组织了起来;同时,由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通过这种关系受益,所以他们会团结起来,极力确立及维持这种关系。只有商品经济和民主原则这两大关系模式都得到全面确立,我们才说国家进入了第二阶段。因此,在欧洲,国家发展的典型的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的(因为直到那时普选权才真正得以实现),直到今天。

  由征服统治而结成的关系,是强迫的、压制的,由自愿的分工协作而结成的关系,则是自由的;由征服统治而结成的关系,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由自愿的分工协作而结成的关系,则是平等的。商品经济的关系和民主政治的关系,都正体现着自由、平等和自愿合作的精神。很多哲学家说: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对这种说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存在抽象的人,只存在现实的人,而一个现实存在着的人,到底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平等还是不平等,完全看他处于哪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之中。

  上面我们说了国家的两大阶段,以及各自对应的人际关系模式。但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则有着一个过渡阶段,在欧洲,从15世纪到19和20世纪之交,就是这一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两大人际关系模式同时地、交错地存在于一个社会中,各自依附于、受益于这两大关系网络的人群,形成两大社会力量。两者之间既有着相互需要的一面,更有着相互矛盾斗争的一面。但是,慢慢地,依附于第一种人际关系模式的人越来越少;而即使是坚持第一种人际关系的人,因为自己的集体性力量逐渐削弱,因为自己也可以通过第二种人际关系模式获得利益,所以也会逐渐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和观念,向着第二种关系模式转化。

  显然,15、16世纪的欧洲专制国家,就属于这一过渡阶段。也可以说,17到19世纪的欧洲国家,仍然处于这一过渡阶段。

  

  四、两种人际关系模式的产生机制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出现征服强制的关系?为什么又会出现相互自愿的自由平等的分工协作的关系?

  第一种关系比较容易解释,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因而在人类初期,保留了许多动物的属性,为了生存乃至生存得更好,人们会像狮子、老虎一样,去使用肢体力量打击竞争对手,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越是古老的人类,就越欣赏乃至崇拜这些威武善战的动物。如果一些人屈服于了另一些人的暴力力量,愿意按照后者们的意志去行为,他们之间就建立了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威胁和恐惧的基础上的。第二种关系在人群中的逐步确立,则是一个人类长期的摆脱动物性的进化的过程。这种关系确立的关键,在于每个人对他人的态度,在于每个人都要学会:把他人看作是自由的、和自己平等的人,他人之所以和自己分工合作,完全是出于他人的自觉自愿,自己必须充分尊重他人的意愿。只有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学会了这种看待他人的态度,以自由、平等、自觉自愿为特性的人际关系,才能在社会中得到确立。应该知道,这种态度是和人的原始本性相悖的,人的原始本性是野蛮的、自我中心的、不懂的理解他人、也不懂的平等待人;在外力威逼之下,他们会无奈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的冲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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