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哲学与历史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2 次 更新时间:2018-01-21 22: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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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一度出现了摧毁国家机器,“以党代政”的乱象。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文革”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人治”弊端,邓小平提出法治思想,并提出按照党政分工的思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为在党政分开基础上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迫使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机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不仅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而且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

  

   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的领导和法治主张出现了潜在的张力。有部分人认为,强调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要强化国家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提出所谓的“落实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实现“司法独立”乃至“宪法司法化”,并由此提出所谓“党大”与“法大”的争论,潜在地挑战党对国家的领导。此外,法治发展推动了人权保护,一些有政治诉求的运动就借“人权”和“法治”的名义展开,通过“法治”实现“民主”也因此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策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与党的领导国家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正是针对这个长期探索但始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而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姊妹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其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提出一套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新体制。这套新党政体制无疑是“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体制,又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旧党政体制,成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新体制。而这个新体制必然意味着要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党的领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纪体系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从而让党规和国法形成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而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国家的新体制,而且要在中华法系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法律传统的有益要素,探索形成一套新的中华法治传统。

  

   国家上层建筑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每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套相适应的核心价值的支撑,由此形成政治与文化相互支撑的政教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由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支撑新党政体制的核心价值必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的兴起,中国看起来进入了多元价值观念的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改革开放时期引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并列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如果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多元价值不仅可能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重提十八大报告所总结的核心价值体系,意味着建构更为凝练、更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成为党的十九大之后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中国化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开始推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比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融入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所代表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奠定的核心价值的融合,由此才能提出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代社会客观要求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复兴,而且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相互支撑的新的政教传统的复兴,它必然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说中华文明曾经面临佛教的挑战而经由宋明理学实现了伟大复兴,从而将中华文明从华夏本土扩展到整个东亚,那么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新教-自由主义的挑战,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中华文明的再次伟大复兴,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原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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