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5 次 更新时间:2018-01-05 11: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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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交叉和重叠,便使得专制制度受到合理质疑。但这些只是在制度与个人间的最大边际线上发生的现象并不足以真正改变和否认制度的根本性质。

   专制本身就是坏的。理由在于:第一,它把民众的公共权力变为个人的私有权力,故而对民众是不公正的;第二,它凭借绝对权力而奴役民众,故而民众是不自由的。基于此,不管专制君主是否成为暴君,都不能否认专制本身从性质上即是坏的。第三,专制制度之所以在性质上就是一种坏制度,理由不完全在于,它不能防止统治者变坏,或者说它不能预防统治者做坏事(因为这是任何一种完善优良的制度都做不到的事情),而在于专制制度在统治者做坏事时,不能及时予以制止,即人们不能立即中止统治者犯罪的过程。这是最可怕的。

   (二)否定专制不能从皇帝好不好来看。即便是好皇帝也不能证明专制是好的。这就如同一个好人不能证明他的生活也是好的一样,或者,一个人有好的心情并不等于他也有一种好的生活。所以,好人的存在并不是生活合理性的证明,同样,明君的存在也不是专制合理性的证明。简言之,用好皇帝来证明专制是好的,或皇权不是专制,都不成立。这就如同好狗并不证明狗就不咬人一样。据我所知,并没有人愿意就这个问题同狗认真交谈过。

   虽然从事实上看,皇帝有好有坏,如果我们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所有皇帝必然都是暴君,专制制度必然产生暴君,那我们似乎也就只能接受专制论者的意见:专制是最好的,暴君是最坏的。二者之间不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这种余地似乎意味着,如果不是所有皇帝必然都是暴君,那么暴君就是十分偶然的,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我们更有理由说,即便所有皇帝并不必然都是暴君,哪他成为明君同样也是偶然的。其偶然性较之暴君更大,其概率较之暴君更小。但这些判断均是基于后果而言,似乎结果决定一切。而结果又往往被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甚至抽象为一个乏味的数字。即如果皇帝是明君,则证明专制是好的;如果皇帝是暴君,则专制是坏的。

   进言之,专制的好坏取决于明君多还是暴君多。这就使问题变得极不确定起来。因为明君和暴君都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和数据来加以参照。每个皇帝一生行为的是非判断又极容易引发不同评价。所以无论是皇帝全体,还是皇帝个人,我们都不可能达成一个客观共识:明君多还是暴君多。因为撇开评价者的主观因素不讲,就皇帝本身而言,其为明君还是暴君,这根本就是偶然的。既然如此,对于专制的理解就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而缺乏必然性的判断,则不具有真正的理论价值。所以,只有从专制本身的性质入手,才能确立和形成对专制的本质性理解。

  

   五、智性思维

  

   我之所以特别关注思维方式,是因为在国人语境中,“理性”一词往往意味着多重复杂的含义[35]:比如,在和感性一同使用时,理性意味着是比感性更高或更深一个层次的认识;在和情感、情绪一起使用时,理性意味着冷静和客观;在和宗教、神学一并使用时,理性意味着人性和人道;在和独断、教条、非理性相对使用时,理性意味着思维的批判性、怀疑性和合理性;在和神秘、神化和迷信相连使用时,理性意味着思维的某种进步、科学和清明,甚至,有时它还隐隐约约地包含有某种权利的意向。总之,使用“理性”便表明着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因为它是一个好词。或许这种对待理性的态度本身就不是真正理性的。于是我这里也不得不陷入一种褒贬怪圈。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在把智性和理性二者作出区别时,它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某种价值取向的判断和比较。所以,在大多数时候,使用智性和理性这类概念要完全避免某种价值取向或褒贬意识是不可能的。但这并非说,人们可以不加限制地把二者相互混用。相反,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才尤其需要对二者的多重含义作出明确界定,以便在使用时能够具有一种必须的谨慎和警惕的反省意识。

   因而在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必须明确国人思维方式同西人是不同的。国人思维方式不是理性,而是智性。[36]智性不是知性,不是理智,既不是低于理性,也不是高于理性的东西,当然更不相同于理性。无论形式还是功能,智性都非常不同于理性。大凡与西人理性(乃至文化)不同的特点,我们都可以用智性概念来予以解释(比如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之争),但对智性概念本身我们却不能作出更多的解释。理性的产生很可能和西人处理自然和客体的方式和态度有关。所以就本质而言,理性应该是仅仅属于西方文化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国人智性与西人理性二者根本不具有可比性。[37]所谓形式理性、实质理性,或纯粹理性、实用理性统统都与智性不沾边。说到底,智性是天命意识和王权意识相融通、相统贯的思维方式。它的特点是“草木皆兵”。兵者,政也。故而,智性思维即是万物归政。也不妨说,智性思维就是一种天人-天王合一或天人-王合[38]的思维方式。同时,智性思维与“地缘”有关。所谓地缘是指国人与其所生存的地域环境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胶着状态或粘性状态。人住在地上而不是住在天上,所以只能由地缘触发天机,生成天命,缘此而孕育智性。智性成,王者出。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我说,智性出,有大盗。大伪即大真,大盗即大王。故而,智性成,王者生(兴)。[39]智性长于说事,短于说理;长于治人,短于治事;长于治民,短于治君。

   对于智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之殊异,我们诚然可以作出种种不同方式和角度的描述。但我希望能够从一些最为基本的方面来做些判断。从形式类型看,大体说来,可能有四个方面最为突出。第一,智性思维中,“核心问题”与“中心概念”不是一回事。中心概念(比如天、道、性、命、气、天理等)表面看起来更重要,但它实际上是为核心问题服务的。这样,它无法构成自在之本体域,而表现出对核心问题的趋同性。理性思维中,二者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它得以可能设定本体域。有了本体域,随之而来的其他一切东西都可得到妥善安置。[40]第二,理性刨根问底,智性追根寻源。虽然二者都对“根(源)”有一种要求,都对“寻根”表现出强烈的欲望,但努力方向不同。理性想找到更内在的根本,智性想发现更古老的起源。理性探寻的是无限的深度,智性确认的是无限的长度。第三,理性思维空间感强,故易于向外扩张,从而构成某种统一的世界体系;智性思维时间感强,故易于向前追溯,从而构成某种连续的历史体系。理性思维是世界-历史,智性思维是历史-世界。第四,超越联系与中止联系。智性考虑问题的方式是把没联系的看成是有联系的,理性考虑问题的方式是把有联系的看成是无联系的。

   从问题向度看,智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之殊异主要表现在:第一,理性思维问的是“存在不存在”(或“在还是不在”),智性思维问的是“可为不可为”(或“为还是不为”)。理性思维问的是“在”的问题(在何以可能),智性思维问的是“为”的问题(为是否可行)。第二,理性思维问“这个事物是什么”、“这件事情为什么”,智性思维问“这个事物能做什么”、“这件事情能不能做”。第三,理性思维考虑的是“为什么存在不是不存在”、“为什么存在存在而不存在不存在”,智性思维考虑的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语)。其实,诸子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可为不可为”。[41]第四,理性思维问关心的主要是“爱智”,智性思维关注更多的则是“爱人”。[42]即便是求知,智性思维关心的也不是纯粹的知识,即知本身,而是由知所导出的某种行为。[43]是可知,智性思维关心的是知之为,理性思维关心的是知自身。[44]

   在某种意义上,中西思维的共同性在于面对一个相同的世界,并看到了一副相同的景观,这就是水(流)。区别在于,西人思维是中流砥柱,国人思维是随波逐流。[45]西人力图深入到事物背后去寻找某种底层和内在的东西以作为支撑事物存在的基础和本质(本体)。国人试图融入到事物之中去把握事物的整体之势。对前者而言,在万物之流中,自我永远是自我。对后者而言,在万物之化中,自我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的自我。所以,西人思维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自我,国人思维是为了更好地淡化自我。西人说自我永远存在,国人说自我从未存在(或自我逐渐不在)。西人自我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限。虽有盈缩消长,但大体稳定,既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它总能同时保持着多个或无数多个自我的平等状态。国人自我则无任何明确界限。小时踪影全无,大时吞吐天地,以一人之自我吞噬众人之自我。要么没有,要么只有一个吞众小我为一大我的德比天地的超级“自我”,即自大之我。显然,这一自大之我同自我毫无任何共同之处。

   从思想史分析看,智性思维概念之价值首先在于确证了一种“纯形式”思维的必要性。特殊天命感和政体超越性作为纯形式,类似于康德所说的作为先验直观之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纯形式既包含内容,又超越内容。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感觉得到。“河图”“洛书”作为三代道统之象征,它本身就是一个纯形式的存在。可有一比,时间和空间是西人理性思维之先验形式,特殊天命感和政体超越性是国人智性思维之先验形式。用康德的话来说,理性凭借时空概念使杂乱无章的经验世界变得井然有序,但它决不能超出经验而去追问物自体。同样,智性使用特殊天命感和政体超越性二者来安排人间秩序也是相当有效的,但它不能超出人间秩序去追问天之外和王权之外的东西。幸运的是,它也从来没有试图这么做过。所以,它从不犯错,绝少麻烦。康德认为悖论的产生就是因为人们在经验世界与物自体之间缺乏一个必要的界限。他的目的就是划出这道界限。国人思维恰恰没有产生过类似西人的悖论。原因恐怕还不在于国人思维中存在有并遵守了这道界限,而在于特殊天命感和政体超越性二者具有一种极限性的功能。即它作为纯形式架构的先天直观,使自身成为某种至大无外的界限,使国人根本无从想象天之外、王之外究竟是何种状态。[46]由于特殊天命感和政体超越性是纯形式架构,人们日用而不知,既不质疑它,也不超越它。而总是以它为前提,在它里面“自由”思考。这样,国人思想中就极少难以解决的观念悖论和理念冲突。[47]这就是说,在智性思维中,物自体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或许是智性与理性二者本质不同)。因为特殊天命感和政体超越性的纯形式架构就已经保证了任何类似于物自体的东西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它何以可能如此?不过,进一步考虑,智性思维竟然能够拒绝和消除物自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没有物自体,真正的思想是否可能?思想是否必须具有物自体(的限制)?[48]国人引以为荣的是,中国思维和文化的特质和品行能够使人解决自己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它简直就是一件奇迹。西人绝对无此奇遇。

   从道统角度看,特殊天命感和政体超越性是三代自然形成的一种结构和机制。从智性角度看,二者又是思维自觉运用的一种形式和程序。换言之,特殊天命感和政体超越性具有二重性,既是三代道统的历史结构,又是智性思维的直观形式。

国人与天命有缘而与理性无关,有政体超越而无本体超越。前者为第一定理,因惟有理性能够区分和设置出一个独立的超验域。所以,无理性,即无本体超越之可能。国人思维显然绝非理性类型。理性同民主一样,都是在一种特殊条件下在某些特定区域内所产生出来的思维形式和政体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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