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及其实际含意

——兼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0 次 更新时间:2017-12-12 23: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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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 (进入专栏)  
愈能使一流学术人才享有学术自由,愈可能产生一流的学术成果。

   所谓学术自由,实际上就是:学术行政系统应该 “尽量少管他们”。少管他们一点,他们就多一点时间与精力在学术自由中追求他们的学问。一个威权体制下的社会进入初期民主社会(台湾),或一个殖民地社会进入后殖民地社会(香港),容易产生过多的行政规章,很容易使学术工作滑落到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成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过去,有权力的人可以决定许多事情,被管辖的人只能服从。这些少数人做决定的事,现在需要公开讨论、申请、评比等等。这就要公布许多有关的规章,让大家按规章办理,所以,自然扩充了官僚系统。一般的看法,尤其行政官员们,多认为这些规章是中性的,并没有限制从事学术工作者的自由。然而,学术工作者,由于需要满足许多规章的规定(包括开会、申请、评鉴、填写各种表格、准备各种报告等等),他需要花去许多时间去做与学术研究没有关系,而官僚系统要求他做的工作,他的学术自由无形中受到了干扰。

   不过,所谓“尽量少管他们”,预设着两个前提:

   第一,在遴选学术人才的过程中必须有公平、公正的机制,以便找到真正的一流学术人才从事教学与 / 或研究。

   第二,找来的人才必须是不投机取巧、诚实、负责任的人。所以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之父”富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 )教授说:“学术的基本原则([追寻]真理或客观性),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客观性预设着正直,胜任与谦虚……所有的强制绝对地排除在外,以便让自由的心灵自由相会。”(“The basic principle of science-truth or objectivity-is essentially a moral principle ...... The presuppositions of objectivity are integrity, competence, humility ...... All coercion is absolutely excluded in favor of free meeting of free minds.”)

   2. 学术自由的滥用与妄用以及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学术界如果产生过多分歧,即使表面上大家都享有自由讨论的权利,也仍然会阻碍学术的发展。培育一个有生机的学术传统能够避免学术自由的滥用与妄用。

   3. 民主不是自由,虽然可能有关:形式上的学术民主(“教授治校”等等),极有可能坠入利益团体的争夺,并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个复杂的问题只能在此点到为止;详细的讨论是另一篇专文的任务)。

   4. 学术评鉴,在学术发展上所能产生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意义上的:如果评鉴做得公允、有效的话,可以清除一些“朽木”,以便维持学术水平的最低标准。但,评鉴本身,在促进学术发展上,作用不大,尤其不能带来卓越,至少在人文与社会研究方面是如此。真正有能力并要求自己追求卓越的人,他(她)的工作,不会因有评鉴制度或没有评鉴制度而增减。在人文与社会研究领域,从来没有什么杰出的学人,如韦伯、涂尔干、哈耶克、博兰尼、罗尔斯、汉娜·阿伦特等是因为受到评鉴的指导、肯定,或鼓励而写出他(她)们那些巨著来的。

   一般学人受到评鉴的压力,努力多做出一些在他(她)的水平之内的研究,有此可能;然而,更有可能使得另外一些人,为了应付甚至讨好评鉴而做研究,以致浪费不少时间,但做出来的东西,在品质上反而不如他(她)不在评鉴压力下,多花一些时间所能做出来的成果。

   笔者不是说一切评鉴皆应取消。如果计划、进行得宜,评鉴是一项有一定功能的学术行政工作。但评鉴不可做得太频繁(据笔者所知,国际上一流的历史学系的评鉴,每十年或更久才做一次。做的时候,也多半是走走形式),笔者希望厘清的是它的功能的限度,并提醒那些热衷评鉴的人:如果他们预期评鉴所能产生的成果超过评鉴本身的限度,他们的预期便犯了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11}

  

   *本文初稿是2006年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钱思亮院长讲座”准备的演讲大纲。讲过以后,自觉其内容有不少疏略和未扣牢的地方,当然不可立即发表。后来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文学院,以及香港城市大学25周年“杰出学人讲座”讲过同样的论题。每次演讲,内容均有所改进,直到2009年12月19日在香港讲过以后,笔者感到内容比较完整了。这里发表的拙文,则是根据2009的演讲大纲,增补后完成的。对于上述各个学术机构的盛情邀约,促使笔者终于能够完成这份工作,谨此敬致谢忱。

  

   【注释】

   {1}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载《公言报》1919年4月1日。转引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此信同时也曾在《新潮》发表。 {2}此处的“含意”是指,文字或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理念所含有的政治、社会、文化、或 / 与思想上的可能的或已经产生的后果,相当于英文 “implications”的意思。中文中另有“含义”或“涵义”一词,它容易使人联想到“定义”。“含义” 或“涵义”因此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字或一个词的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我过去的写作,也没有区分得这么严格。现在则想把它们区分得严格一些。 {3}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 {4}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Isaiah Berl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Henry Hardy & Roger Hausheer(ed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8, pp. 191-242. {5}Lin Yu-sheng, “Introduction to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 and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1, No. 2 (April 2001), pp. 189-196; 以上两文的中译见史华慈、林毓生(著),林同奇、刘唐芬(译):《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载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2003年冬季1卷2期,第258 ~ 271页。另参阅笔者与王元化先生的通信:《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关于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的通信》,载王元化:《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 ~ 71页。 {6}Amartya Sen, “Foreword,” in Michael 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vii-xvi. {7}Michael Polanyi, “Founda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in Michael 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1, pp. 32-4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8, pp. 39-58. {8}同上,p. 33; p. 41。 {9}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是什么?如何进行?以及其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关于这些问题,请参阅韦伯的经典论述: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1 ~ 167页。 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英文新译:Max Weber, The Vocation Lectures, David Owen and Tracy B. Strong (eds.), Rodney Livingstone (tra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2004, pp. 1-31. {10}同上, pp. 34-35; pp. 42-43。 {11}关于“错置具体感的谬误”,详见拙文:《中国人文的重建》,收在拙著《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 ~ 55页(特别是第24 ~ 25页);或《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 ~ 42页(特别是第18 ~ 19页)。

   【作者简介】 林毓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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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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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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