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思想”论战

——试论陈映真小说《忠孝公园》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 次 更新时间:2017-11-27 2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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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  
才有可能发现两个人的连带。马正涛的位置——一个“黑暗”的、无法言说的位置——处于国民党的不见光处,才能看到那些“粗人”们所无法看到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扭结的位置,马正涛才有了自己的“洞见”,他能看到四川老兵的盲点,也能看到林标的盲点。事情确实不像外省人想的那么简单,马正涛在日本宪兵队和国民党侦缉部杀了多少人,李汉笙几易其主,通敌卖国,墓碑上却刻着“陆军上将”的头衔。林标被咒骂为汉奸,但在南洋因为没有武器,并没有参与到日本人的杀戮中。四川老兵基于省籍的划分,只能看到本省人林标曾经“助纣为虐”,却看不到外省人马正涛手上沾满鲜血,所以才无所顾忌地展开对参与日本殖民过程中的本省人的批判。林标“认同”日本,部分原因也是在这种仇恨政治的粗暴氛围下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陈映真让反日的四川老兵隐去,让亲日的马正涛来到前台,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再来审视林标的日本想象,才能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外打开林标的日本情结。林标对日本的想象是分裂的,破碎的,在与宫崎、马正涛和泉州仔甚至四川老兵的关系中,他所展示出来的对于日本的“认同”都是变动的,尤其是在讨要恩给金和讨要补偿金两次事件中,对日立场南辕北辙,并不能简单地用“媚日”或“恋日”来概括。

   这也是陈映真对于《大和解?》的另一点质疑:本省人对于日本的态度是否只是“亲日”一个维度?陈光兴的解读建立在一个“现成的”省籍矛盾的基础上,并没有充分打开作为本省人的典型——“多桑”对于日本的想象。电影中“多桑”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四〇年代后期,并没有交代“多桑”在台湾光复前,也即日本殖民时期的生活状态。多桑1929年出生,林标1925年出生,他们都生活在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后半期。这个时期台湾社会已经相对稳定,与前半期日本疯狂镇压台湾人抵抗的情形有所不同,而且战时体制下进行的“皇民化教育”有了一定成效,像梅村这样要炼成皇民的人也不在少数。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为止,大部分台湾人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反日和对日本殖民的批判是社会主流。只是由于国民党的贪腐与霸权,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使得台湾人民第一次对中国民族认同产生了困惑。国民党采取“去日本化”的语言和文化政策,全面禁用日语,日语虽然从公共领域消失,却转入了家庭、朋友或个人的私领域(影片一开始,多桑带着文建偷偷去看“台语配音”的日本电影),正如曾健民所说:“一般民众虽然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并未明显动摇,但在语言、生活方式、习惯、思考方面又逐渐逆回到殖民统治时期,亦即社会生活上延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样式,出现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二重结构,这就是后来台湾‘日本情结’的原型。”这就是在日据时代出生的多桑一代“日本情结”的来源。这种“日本情结”是以遗忘日本是殖民者的支配位置,借由在日据时代所习得的皇民“精神力量”来对抗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政治腐化、通货膨胀等状况下,又将其视为战敌的共犯,急欲“中国化”的情势下,引起这一代对日本情感的保留,在日常生活层面上退回到日据时代,单从感情的层面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陈映真在《忠孝公园》中让林标出场,林标跟多桑最大的不同在于林标被征兵到南洋战场。他作为日本兵被深刻地卷入到日本的殖民体系中,他与日本的关系相比于多桑要更加复杂,也更深刻地体现出了日本殖民的遗留问题。

   在南洋战场上,战争体制实际上强化了日本殖民体制,林标是作为军夫而不是军人应征,按照日本军队“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排在犬马之下,所以,林标并非是作为“皇军”的一员出征。林标出征时穿的是“国防服”,并不是海军服。日本在战争初期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当军人,只能作为“军属、军夫”。在战场上,台湾兵也是处于军队的最低端,受到日本兵的凌辱与虐待。当被殖民者怀念殖民母国所带来的现代性时,是否还记得与此一同而来的种族歧视、强征、虐待、剥削与遗弃?日料店里的老兵们要以压抑掉曾经被虐待的经历,才能和宫崎把酒言欢,这种和谐的氛围是老兵们选择并遗忘真实历史所达成的共识,只有在“现在”,当日本殖民的历史成为“过去”,林标才有可能穿上日本海军战斗服,作为“真正的”皇军。本省人的“日本情结”其实是把“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切割开,通过去历史化的日本想象来对抗国民党在战后企图强力塑造的民族认同。在对国民党所代表的“祖国”失望后,尤其是外省人以征服者的角色凌驾台湾,本省人才会扭曲地对于曾经的殖民者日本产生出乡愁。这样一种形态的乡愁由选择性记忆形成,日本作为殖民者的支配与压迫形象就被他们所遗忘了。

   伴随着对历史的遗忘,林标对于菲律宾人的“连带感”也随之消失了。在南洋战场,林标还能凭借着底层的认同感和语言的共鸣,反抗殖民主义,出手搭救泉州老板,但是现在,林标根本看不到这种自己与菲律宾人的关系。林标看到菲律宾来台的工人,听到了曾经熟悉的菲律宾语,勾起了他在南洋战场的回忆,并没有引发出他别的想法:

   “这是他们从提包里拿出大包小包的零嘴,配着可口可乐吃着,笑语欢欣。”

   “左前座上的两个菲律宾人还在吃着零嘴,并且笑语春风。两个人都穿着浅蓝色的牛仔裤和夹克,状颇亲昵。”

   “但几十年之后,从那屠刀下幸活下来的种族,而今竟也生气勃勃地到世界各地打工赚钱,直有隔世之叹。”

   作者通过菲律宾人在车上的出现,自然过渡到林标对于南洋战场的回忆。这对菲律宾人情状的描写,显然是林标的口吻。但叙述者所用的意象,可口可乐、牛仔裤和夹克,却有叙述者隐含的用意。在叙述者的视角下,这里隐含着两个来台打工的菲律宾人,吃穿都是典型的美国式的消费生活,笑语春风暗示着一种追求快乐和享受的生活观念。对于两个人状态的描写,让我们想到《山路》里蔡千惠将自己形容为“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蔡千惠之所以会这么形容自己,是由于黄贞柏的出狱,她想象以黄贞柏的视角来看自己丰裕舒适的生活,才会感到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深深堕落。台湾已经引进外籍劳工,菲律宾人仍然处于宰制结构的最底端,和战时的位置并无大的区别。如果不以陈映真所思过度解读,这段对于菲律宾人的描写很客观,并未超出林标的的叙事视角。隔世之叹是林标望着窗外风景时的内心活动:林标把菲律宾人到各地打工看成是迥然于战争时的“生气勃勃”,而叙述者却隐含着对这种非战状态的殖民情景是更为全面性的日常生活暴力的反讽。在此,林标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像两个平行世界,林标无法将此时的菲律宾人与战时的菲律宾人的境况重叠到一起,在他看来,菲律宾人“从那屠刀下幸活下来”了,有了今天的好日子。菲律宾人来台打工和台湾人日本兵去菲律宾作战,看起来确实恍若隔世,但事实上,穿过“笑语欢欣”的面纱,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来台打工的菲律宾人与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何尝不是同样的命运?台湾和菲律宾的下一代何尝不是重复上一代的命运?陈映真没有让自己的思考闯入文本前台,林标的“盲点”则更引人思考:作为读者,我们的位置又在哪?我们跟所处的历史与社会是什么关系?我们与他人的连带又是怎样的?我们在面对命运时能做什么?

   通过林标的“循环”遭遇,陈映真将战时与战后台湾历史的反复揭示了出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日本—台湾—菲律宾”这样帝国主义主导的军事殖民等级和侵略结构;在当下,则是“(美)日—台湾—菲律宾”被全球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殖民等级和依附结构。两者都复制了“中心—边缘”的殖民主义架构。而台湾的正是在这种“次中心”的夹缝位置中,这个位置给台湾带来“主体性”的幻觉。而陈映真的小说和他对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其目的都是为了打破这种幻觉,重建台湾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下所具有的“真实”位置,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的反思才能开始。

   陈映真并不否认在战后台湾曾经出现过省籍矛盾,但强调将其放在台湾社会性质的历史周期上看,认为所谓的省籍矛盾,存在于两个时期,并坚持反对“外来政权”说。这两个阶段的省籍矛盾有所不同,第一阶段是大陆溃败来台的外省精英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台湾政经资本,对台湾本省的地主及资产阶级造成一定的打击。第二个阶段则是本地资本逐渐在美国援助及国民党支持下逐渐做大,但仍然处于国民党威权的控制下,造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重大杆格。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省籍矛盾,都是台湾本土中上层阶级与国民党精英之间存在的矛盾,而较少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而且随着两蒋的去世,国民党上层中央势力的瓦解,本地资产阶级全面取得政权,从台湾社会性质的角度来分析,省籍矛盾早已不是问题。而历次大选,省籍矛盾都反复被挑动起来,这跟台湾政党的性质有关。尤其是随着2000年上台,民进党逐渐向垄断资本靠拢,开始为大资产阶级代言。根据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台湾社会的性质是“新殖民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变化(1985-2000)。台湾社会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而非省籍问题。省籍问题不过是蓝绿阵营所营造出的意识形态,以此掩盖台湾社会阶级矛盾的本质。而这是两党的阶级属性无法解决且更要固化下来的,维护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是蓝绿共识。而要在这个共识下制造出两党的差异,省籍问题就成了蓝绿要共同维护的政治正确。相比于生活奢侈的马正涛,无论是台湾人日本兵林标还是国民党下层的四川老兵,都处于台湾社会的边缘,并不因为省籍问题而有特殊待遇,说明了省籍问题在底层的虚构性。

   陈映真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草草地把“民族—国家”的框架扫入垃圾堆,关键的问题是区别“新殖民地精英的反共的、国粹主义的、扈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右派民族主义,和人民的、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民族主义”。小说中,陈映真也没有完全站在外省人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而是通过一种漫画式的方式勾勒出两位外省老兵对林标的愤怒。外省老兵反日情绪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来自于八年抗战的历史记忆,在战争时期,被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但在国民党来台后,表面上强化统合中国民族主义,实质上依赖美日新殖民政权,使得原来进步的民族主义窄化为族群的民族主义。外省老兵一味地以“民族大义”来要求曾被长期殖民的台湾民众,看不清“党国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新形式的压迫,这也是造成省籍矛盾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但通过“民族—国家”的历史之恶为老百姓卸担,安放他们难以呼吸的感情之后,同样关闭了他们的反思空间,在不对自身有所反思与清理的前提下,只会陷入更深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心理中无法自拔,逐步演化成更加激进的道德与美学上的优越感,正如新一代的“台独派”代表吴叡人在《贱民宣言》中的悲壮演绎。吴叡人根据“经济与历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得出台湾在被主权国家所垄断的世界中,台湾作为“无国家者”或“主权不被承认者”,只能“孤立无援饱受羞辱”或等待“帝国挥军东指”,剩下“无路可出”的唯一出路,跟陈光兴在《大和解?》中所论述的——民族国家框架下族群矛盾大和解之不可能——竟然殊途同归。

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确实如陈光兴自己所意识到的,无法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双重矛盾,正是罗蒂所讥讽的那些过早地构想民族国家之后的“世界政体”的左派世界主义者之一,既无法防止新的等级社会出现,也无法防止右翼民粹主义借人们的妒恨情绪从后门涌入。这样一种愈演愈烈英雄状的“碰瓷”姿态,陈映真早已有所警觉,对伪善的世界格局宣战,这种英勇就义的悲壮感看上去很美,可惜,这不过是台海“两套常识”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当无力维系两套常识并存却仍要维持不统不独的局面时,一种“躺倒”的姿势就呼之欲出了。按照吴叡人的说法,台湾之所以无法取得主权国家资格,无法加入现实政治的游戏中,正因为中国大陆不放弃对台的“复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崛起的情势下,这种以“强中心”凌“弱边陲”的说法确实有收买人心之奇效,只是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考量。对“民族国家”的彻底批判,是以大陆为假想敌的意识形态下生产出来的抽象价值,是冷战时期台湾作为中国他者的衍生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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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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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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